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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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千裡，不遠萬裡，風塵仆仆地趕了來。
本地的市民當然是當仁不讓，也擠了進來湊熱鬧，夾在裡面起哄。
這比逛天橋要開心多了。
除了人以外，牆上，地上，樹上，還布滿了大小字報，内容是一邊倒，都是擁護“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的。
人的海洋，大字報的海洋，五光十色，喧聲直上九天。
我在目瞪口呆之餘，也擠進了人群。
雖然沒有迎接，沒有歡迎；但也沒有怒斥，沒有批鬥，沒有拳打，沒有腳踢。
我以一個自由人的身份，混入人海中，暫且逍遙一番。
一同回來的那一位總支書記，處境卻不美妙。
一下車，他就被革命小将“接”走，或者“劫”走。
接到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
他是欽定的“走資派”，罪有應得。
從此以後，在長達幾年的時間内，我就沒有再見到他。
我在外文樓外的大牆上，看到了一大批給他貼的大字報，稱他為“牧羊書記”，極盡誣蔑、造謠、無中生有、人身攻擊之能事。
說他是“陸平的黑班底”，保皇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骁将，急先鋒。
陸平的日子當然更為難過。
他是馬列主義大字報上點了名的人，是禍首罪魁，是欽犯。
他的詳細情況，我不清楚。
我隻知道，他被“革命”群衆揪了出來，日夜不停地批鬥，每天能鬥上四十八小時。
批鬥的場所一般就在他住的地方。
他被簇擁着站在短牆頭上，下面群衆高呼口号，高聲謾罵。
主持批鬥的人羅織罪名，信口開河。
此時群情“激昂”，“義憤”填膺。
對陸平的批鬥一時成為北大最吸引人的景觀。
不管什麼人，隻要到北大來，必然來參觀一番。
而且每個人都有權把陸平從屋子裡揪出來批鬥，好像舊日戲園子裡點名角的戲一樣。
我自己怎樣呢？我雖然已經意識到，自己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但是還沒有人來“接”我，我還能住在家裡，我還有行動自由。
有人給我貼了大字報，這是應有之義，毫不足怪。
幸而大字報也還不多。
有一天，我到東語系學生住的四十樓去看大字報。
有一張是給我貼的，内容是批判我的一篇相當流行的散文：《春滿燕園》。
在貼大字報的“小将”們心中，春天就象征資本主義；歌頌春天，就是歌頌資本主義。
我當時實在是大惑不解：為什麼古今中外的人士無不歡迎的象征生命昭蘇的明媚的春天會單單是資本主義的象征呢？以後十幾年中，我仍然不解；一直到今天，這對我仍然是一團迷霧。
我的木腦袋不開竅，看來今生無望了。
我上面說到，姚文元的那一篇批判《海瑞罷官》的臭文，深文周納，說了許多歪理。
後來批判“三家村”的《燕山夜話》等著作，在原來的基礎上又有了發展。
看來這一套手法是有來頭的，至少是經過什麼人批準了的。
後來流毒無窮，什麼“利用小說反黨”等等一系列的“理論”依次出籠，滔滔者天下皆是矣。
我的政治水平，并不比别人高。
我也是虔誠信神的人。
但是，有一點我是清楚的：我文章裡的春天同資本主義毫不相幹。
我是真心實意地歌頌祖國的春天的。
因此，我看了那一張大字報，心裡真是覺得憋氣，不由自主地哼了一聲。
這一哼連半秒鐘都沒有用上，孰料這一哼竟像我在南口村談姚文元的文章一樣，被什麼隐藏在我身後的人錄了下來（當時還沒有錄音機，是用心眼錄下來的）。
到了後來，我一跳出來反對他們那一位“老佛爺”，就成了打向我的一顆重型炮彈。
本地的市民當然是當仁不讓，也擠了進來湊熱鬧，夾在裡面起哄。
這比逛天橋要開心多了。
除了人以外，牆上，地上，樹上，還布滿了大小字報，内容是一邊倒，都是擁護“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的。
人的海洋，大字報的海洋，五光十色，喧聲直上九天。
我在目瞪口呆之餘，也擠進了人群。
雖然沒有迎接，沒有歡迎；但也沒有怒斥，沒有批鬥，沒有拳打，沒有腳踢。
我以一個自由人的身份，混入人海中，暫且逍遙一番。
一同回來的那一位總支書記，處境卻不美妙。
一下車，他就被革命小将“接”走，或者“劫”走。
接到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
他是欽定的“走資派”，罪有應得。
從此以後，在長達幾年的時間内，我就沒有再見到他。
我在外文樓外的大牆上，看到了一大批給他貼的大字報，稱他為“牧羊書記”，極盡誣蔑、造謠、無中生有、人身攻擊之能事。
說他是“陸平的黑班底”，保皇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骁将，急先鋒。
陸平的日子當然更為難過。
他是馬列主義大字報上點了名的人，是禍首罪魁，是欽犯。
他的詳細情況，我不清楚。
我隻知道，他被“革命”群衆揪了出來，日夜不停地批鬥，每天能鬥上四十八小時。
批鬥的場所一般就在他住的地方。
他被簇擁着站在短牆頭上，下面群衆高呼口号，高聲謾罵。
主持批鬥的人羅織罪名，信口開河。
此時群情“激昂”，“義憤”填膺。
對陸平的批鬥一時成為北大最吸引人的景觀。
不管什麼人，隻要到北大來，必然來參觀一番。
而且每個人都有權把陸平從屋子裡揪出來批鬥，好像舊日戲園子裡點名角的戲一樣。
我自己怎樣呢？我雖然已經意識到，自己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但是還沒有人來“接”我，我還能住在家裡，我還有行動自由。
有人給我貼了大字報，這是應有之義，毫不足怪。
幸而大字報也還不多。
有一天，我到東語系學生住的四十樓去看大字報。
有一張是給我貼的，内容是批判我的一篇相當流行的散文：《春滿燕園》。
在貼大字報的“小将”們心中，春天就象征資本主義；歌頌春天，就是歌頌資本主義。
我當時實在是大惑不解：為什麼古今中外的人士無不歡迎的象征生命昭蘇的明媚的春天會單單是資本主義的象征呢？以後十幾年中，我仍然不解；一直到今天，這對我仍然是一團迷霧。
我的木腦袋不開竅，看來今生無望了。
我上面說到，姚文元的那一篇批判《海瑞罷官》的臭文，深文周納，說了許多歪理。
後來批判“三家村”的《燕山夜話》等著作，在原來的基礎上又有了發展。
看來這一套手法是有來頭的，至少是經過什麼人批準了的。
後來流毒無窮，什麼“利用小說反黨”等等一系列的“理論”依次出籠，滔滔者天下皆是矣。
我的政治水平，并不比别人高。
我也是虔誠信神的人。
但是，有一點我是清楚的：我文章裡的春天同資本主義毫不相幹。
我是真心實意地歌頌祖國的春天的。
因此，我看了那一張大字報，心裡真是覺得憋氣，不由自主地哼了一聲。
這一哼連半秒鐘都沒有用上，孰料這一哼竟像我在南口村談姚文元的文章一樣，被什麼隐藏在我身後的人錄了下來（當時還沒有錄音機，是用心眼錄下來的）。
到了後來，我一跳出來反對他們那一位“老佛爺”，就成了打向我的一顆重型炮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