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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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或濃或淡的痕迹,稍不留意,就會顯露出來。

    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一多半是十年浩劫中的對立面,批鬥過我,誣蔑過我,審訊過我,踢打過我。

    他們中的許多人好像有點愧悔之意。

    我認為,這些人都是好同志,同我一樣,一時糊塗油蒙了心,幹出了一些不太合乎理性的勾當。

    世界上沒有不犯錯誤的人,這是大家都承認的一個真理。

    如果讓這些本來是好人的人知道了,我抽屜裡面藏着一部《牛棚雜憶》,他們一定會認為我是秋後算賬派,私立黑賬,準備日後打擊報複。

    我的書中雖然沒有寫出名字—我是有意這樣做的—,但是,當事人一看就知道是誰,對号入座,易如反掌。

    懷着這樣惴惴不安的心理,我們怎麼能同桌共事呢?為了避免這種尴尬局面,所以我才雖把書寫出卻秘而不宣。

     那麼,你為什麼不幹脆不寫這樣一部書呢?這話問得對,問得正中要害。

     實際上,我最初确實沒有寫這樣一部書的打算。

    否則,十年浩劫正式結束于一九七六年,我的書十六年以後到了一九九二年才寫,中間隔了這樣許多年,所為何來?這十六年是我反思、觀察、困惑、期待的期間。

    我痛恨自己在政治上形同一條蠢驢,對所謂“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一場殘暴、混亂、使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蒙羞忍恥、把我們國家的經濟推向絕境、空前、絕後—這是我的希望—,至今還沒人能給一個全面合理的解釋的悲劇,有不少人早就認識了它的實質,我卻是在“四人幫”垮台以後腦筋才開了竅。

    我實在感到羞恥。

     我的腦筋一旦開了竅,我就感到當事人處理這一場災難的方式有問題。

    粗一點比細一點好,此話未必毫無道理。

    但是,我認為,我們粗過了頭。

    我在上面已經說到,絕大多數的人都是受蒙蔽的。

    就算是受蒙蔽吧,也應該在這個千載難遇的機會中受到足夠的教訓,提高自己的水平,免得以後再重蹈覆轍。

    這樣的機會恐怕以後再難碰到了。

    何況在那些打砸搶分子中,确有一些禽獸不如的壞人。

    這些壞人比好人有本領,“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個常用的詞兒:變色龍,這一批壞人就正是變色龍。

    他們一看風頭不對,立即改變顔色。

    有的僞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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