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發現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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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與死者有關，并未與自己聯系起來。
可是，遲早有一天，一個人将确鑿無疑地知道自己也是不可避免地會死的。
這一發現是一種極其痛苦的内心經驗，宛如發生了一場看不見的地震。
從此以後，一個人就開始了對人生意義的追問和思考。
小時候，我經曆過外祖父的死，剛出生的最小的妹妹的死，不過那時候我對死沒有切身之感，死隻是一個在我之外的現象。
我也感到恐懼，但所恐懼的其實并不是死，而是死人。
在終于明白死是一件與我直接有關、也屬于我的事情之前，也許有一個逐漸模糊地意識到、同時又懷疑和抗拒的過程。
小學高年級時，上衛生常識課，老師把人體解剖圖挂在牆上，用教鞭指點着講解。
我記得很清楚，當時我腦中盤旋着的想法是：不，我身體裡一定沒有這些亂糟糟的東西，所以我是不會死的！這個抗辯的呼聲表明，當時我已經開始意識到了死與我的可怕聯系，所以要極力否認。
當然，否認不可能持續太久，至少在初中時，我已經知道我必将死亡是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了。
從那時起，我便常常會在深夜醒來，想到人生的無常和死後的虛無，感到不可思議，感到絕望。
上曆史課時，有一回，老師給我們講釋迦牟尼成佛的故事，我感動得流了眼淚。
在我的想象中，佛祖是一個和我一樣的男孩，他和我一樣為人的生老病死而悲哀，我多情地相信如果生在同時，我必是他的知己。
少年時代，我始終體弱多病，這更加重了我性格中的憂郁成分。
從那時留下的詩歌習作中，我發現了這樣的句子：“一夕可盡千年夢，直對人世說無常”；“無疾不知有疾苦，曠世雄心會入土。
”當時我還不可能對生與死的問題作深入的哲學思考，但是，回過頭看，我不能不承認，我後來關注人生的哲學之路的源頭已經潛藏在少年時代的憂思中了。
按照當時的宣傳，個人沒有任何獨立的價值，其全部價值就是成為集體裡的積極分子，為集體做好事。
在這樣的氛圍裡，一個少年人的自我意識是很難覺醒的。
我也和大家一樣，很在乎在這方面受到的表揚或批評。
但是，我相信意識有表層和深層的區别，兩者不是一回事。
在深層的意識中，我的“自我”仍在悄悄地覺醒，而且恰恰是因為受了集體的刺激。
那是讀初中的時候，為了強化學生的集體觀念，老師按家庭住址給學生劃片，每個片的男生和女生各組織成一個課外小組。
當然，每個學生都必須參加自己那個小組的活動。
在我的印象中，課外小組的活動是一連串不折不扣的噩夢。
也許因為我當時身體瘦弱，性格内向，組裡的男生專愛欺負我。
每到活動日，我差不多是懷着赴難的悲痛，噙着眼淚走向作為活動地點的同學家裡的。
我知道，等待着我的必是又一場惡作劇。
我記得最清晰的一次，是班上一個女生奉命前來教我們做手工，組内的男生們故意鎖上門不讓她進來，而我終于看不下去了，去把門打開。
那個女生離去後，大家就群起而恥笑我，并且把我按倒在地上，逼我交代我與那個女生是什麼關系。
受了欺負以後，我從不向人訴說。
我壓根兒沒想到要向父母或者老師告狀。
我的内心在生長起一種信念，我對自己說，我與這些男生是不一樣的人，我必定比他們有出息，我要讓他們看到這一天。
事實上我是憋着一股暗勁，那時候我把這稱作志氣，它成了激勵我發奮學習的主要動力。
後來，我的确是班上各門功課最優秀的學生，因此而屢屢受到老師們的誇獎，也逐漸赢得了同學們的欽慕，甚至過去最愛惹我的一個男生也對我表示友好了。
當然，嚴格地說，這還算不上對自我價值的發現，其中攙雜了太多的虛榮心和功利心。
不過，除此之外，我當時的發奮也還有另一種因素起作用，就是意識到了我的生命的有限和寶貴，我要對這不可重複的生命負責。
在後來的人生階段中，這一因素越來越占據了主導地位，終于使我能夠比較地超脫功利而堅持走自己的路。
我相信，對自己的生命負責是最基本的責任心，一個對自己的生命尚且不負責的人是決不可能對他人、對民族、對世界負責的。
可是，即使在今天的學校教育中，這仍然是一個多麼陌生的觀念。
在我身上，自我意識的覺醒還伴随着一個現象，就是逐漸養成了寫日記的習慣。
一開始是斷斷續續的，從高中一年級起，便每天都記，樂此不疲，在我的生活中成了比一切功課重要無數倍的真正的主課。
日記的存在使我覺得，我的生命中的每一個日子沒有白白流失，它們将以某種方式永遠與我相伴。
寫日記還使我有機會經常與自己交談，而一個人的靈魂正是在這樣的交談中日益豐富而完整。
我對寫日記的熱情一直保持到大學四年級，在文化革命中被暫時撲滅，并且還毀掉了多年來寫的全部日記。
我為此感到無比心痛，但是我相信，外在的變故并不能奪去我的靈魂從過去寫日記中所取得的收獲。
1999.3
可是，遲早有一天，一個人将确鑿無疑地知道自己也是不可避免地會死的。
這一發現是一種極其痛苦的内心經驗，宛如發生了一場看不見的地震。
從此以後，一個人就開始了對人生意義的追問和思考。
小時候，我經曆過外祖父的死，剛出生的最小的妹妹的死，不過那時候我對死沒有切身之感，死隻是一個在我之外的現象。
我也感到恐懼，但所恐懼的其實并不是死，而是死人。
在終于明白死是一件與我直接有關、也屬于我的事情之前，也許有一個逐漸模糊地意識到、同時又懷疑和抗拒的過程。
小學高年級時，上衛生常識課，老師把人體解剖圖挂在牆上，用教鞭指點着講解。
我記得很清楚，當時我腦中盤旋着的想法是：不，我身體裡一定沒有這些亂糟糟的東西，所以我是不會死的！這個抗辯的呼聲表明，當時我已經開始意識到了死與我的可怕聯系，所以要極力否認。
當然，否認不可能持續太久，至少在初中時，我已經知道我必将死亡是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了。
從那時起，我便常常會在深夜醒來，想到人生的無常和死後的虛無，感到不可思議，感到絕望。
上曆史課時，有一回，老師給我們講釋迦牟尼成佛的故事，我感動得流了眼淚。
在我的想象中，佛祖是一個和我一樣的男孩，他和我一樣為人的生老病死而悲哀，我多情地相信如果生在同時，我必是他的知己。
少年時代，我始終體弱多病，這更加重了我性格中的憂郁成分。
從那時留下的詩歌習作中，我發現了這樣的句子：“一夕可盡千年夢，直對人世說無常”；“無疾不知有疾苦，曠世雄心會入土。
”當時我還不可能對生與死的問題作深入的哲學思考，但是，回過頭看，我不能不承認，我後來關注人生的哲學之路的源頭已經潛藏在少年時代的憂思中了。
四、“我”的發現
在我上中學的年代，學校裡非常重視集體主義的教育，個人主義則總是遭到最嚴厲的批評。按照當時的宣傳，個人沒有任何獨立的價值，其全部價值就是成為集體裡的積極分子，為集體做好事。
在這樣的氛圍裡，一個少年人的自我意識是很難覺醒的。
我也和大家一樣，很在乎在這方面受到的表揚或批評。
但是，我相信意識有表層和深層的區别，兩者不是一回事。
在深層的意識中，我的“自我”仍在悄悄地覺醒，而且恰恰是因為受了集體的刺激。
那是讀初中的時候，為了強化學生的集體觀念，老師按家庭住址給學生劃片，每個片的男生和女生各組織成一個課外小組。
當然，每個學生都必須參加自己那個小組的活動。
在我的印象中，課外小組的活動是一連串不折不扣的噩夢。
也許因為我當時身體瘦弱，性格内向，組裡的男生專愛欺負我。
每到活動日，我差不多是懷着赴難的悲痛，噙着眼淚走向作為活動地點的同學家裡的。
我知道，等待着我的必是又一場惡作劇。
我記得最清晰的一次，是班上一個女生奉命前來教我們做手工，組内的男生們故意鎖上門不讓她進來，而我終于看不下去了，去把門打開。
那個女生離去後，大家就群起而恥笑我，并且把我按倒在地上，逼我交代我與那個女生是什麼關系。
受了欺負以後，我從不向人訴說。
我壓根兒沒想到要向父母或者老師告狀。
我的内心在生長起一種信念，我對自己說，我與這些男生是不一樣的人，我必定比他們有出息，我要讓他們看到這一天。
事實上我是憋着一股暗勁，那時候我把這稱作志氣，它成了激勵我發奮學習的主要動力。
後來，我的确是班上各門功課最優秀的學生，因此而屢屢受到老師們的誇獎，也逐漸赢得了同學們的欽慕，甚至過去最愛惹我的一個男生也對我表示友好了。
當然，嚴格地說，這還算不上對自我價值的發現，其中攙雜了太多的虛榮心和功利心。
不過，除此之外，我當時的發奮也還有另一種因素起作用，就是意識到了我的生命的有限和寶貴，我要對這不可重複的生命負責。
在後來的人生階段中，這一因素越來越占據了主導地位，終于使我能夠比較地超脫功利而堅持走自己的路。
我相信，對自己的生命負責是最基本的責任心，一個對自己的生命尚且不負責的人是決不可能對他人、對民族、對世界負責的。
可是，即使在今天的學校教育中，這仍然是一個多麼陌生的觀念。
在我身上，自我意識的覺醒還伴随着一個現象，就是逐漸養成了寫日記的習慣。
一開始是斷斷續續的，從高中一年級起，便每天都記，樂此不疲，在我的生活中成了比一切功課重要無數倍的真正的主課。
日記的存在使我覺得，我的生命中的每一個日子沒有白白流失，它們将以某種方式永遠與我相伴。
寫日記還使我有機會經常與自己交談，而一個人的靈魂正是在這樣的交談中日益豐富而完整。
我對寫日記的熱情一直保持到大學四年級，在文化革命中被暫時撲滅，并且還毀掉了多年來寫的全部日記。
我為此感到無比心痛，但是我相信，外在的變故并不能奪去我的靈魂從過去寫日記中所取得的收獲。
19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