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絕對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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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書櫃裡豎着一張黑白照片，相紙有些發黃了，照片上是一個男嬰，剛會站立的樣子，站在一隻木質大圓桶裡。
背景是一個門廳，那隻大圓桶其實是一座樓梯扶手的下端，扶手十分寬大，漆得油亮。
小男孩胖乎乎的，憨憨地笑着。
女兒三歲時問我那是誰，當她聽說就是小時候的爸爸時，擡起頭望我，一臉疑惑的神情。
事實上同樣的疑惑也在我的心中，把這個小男孩和我聯系起來的唯一依據是許多年前父母的告知，這個聯系如此抽象，我始終無法将它還原成我的具體生長過程。
據父母說，照片是在新新公司大廳裡拍攝的。
新新公司是解放前上海四大名牌百貨公司之一，在南京路最繁華的地段，現在那裡是上海食品公司。
根據我的推算，父親進這家公司當出納員時的年齡是二十歲，兩年後與我的母親結婚，然後有了我的姐姐和我，二十九歲時上海解放，他離開了這家公司。
我可以斷定，在新新公司的九年是父親一生中最惬意的時期。
我的證據是照片，在父親和母親的相冊中，幾乎全部照片都是這個時期拍的。
那時候，父親年輕英俊，顯然喜歡遊玩，經常攜母親在滬杭蘇留影。
從照片上看，父親和母親衣着體面，一雙幼小的兒女十分可愛，一家人其樂融融。
姐姐和我的照片多是幼兒階段的，其後出現長期的空缺，我的弟妹們則幾乎沒有童年的留影，反映了家境的變化。
讀中學時，我曾仔細整理這些舊照片，因為老相冊已破損，就自己動手制作了一本很像樣的新相冊，把它們安頓好。
可惜的是，在文革中，相冊裡的絕大部分照片，由于父親穿長衫和母親穿旗袍，怕有“四舊”的嫌疑，都被我的妹妹燒掉了。
在進新新公司之前，父親有一個窮苦的童年和少年時代。
按照他的叙述，他三歲喪父，全家的生計主要靠比他大十多歲的大哥做工維持，他的母親也做些織花邊的零活貼補家用。
十四歲時，他進一個周姓本家開的穗盛米店當了五年學徒，接着在天蟾舞台當了幾個月售票員。
在我上小學和中學的時候，父親經常念叨那一段苦日子，藉此對我們進行憶苦思甜教育。
現在我忽然想到，他這樣做不隻是在教育我們，也是在開導他自己，因為在離開新新公司之後，一方面收入減少，另一方面子女在增多和長大，家裡的生活明顯變得困難，完全不能和新新公司時期相比，有必要向前追溯一個更低的參照标準。
解放後，父親調到稅務局工作，沒幾年就下放了，先後在幾家菜場當支部書記。
他是解放初入黨的，這一資曆并未給他帶來半點官運，他終老于基層幹部的崗位。
他自己對此倒沒有怨言，工作得很投入，我很少見他閑在家裡。
二三十年間，他的工資一成不變地始終是七十四元，這一點錢要養活一家七口，其拮據可想而知。
不過當時我并不覺得苦，飯總能吃飽的，隻是當餐桌上有紅燒肉時，幾個孩子的眼睛不免會緊盯着别人的筷子。
我的母親比父親年長兩歲，年輕時曾在藥廠做工，生下我的姐姐後就退職了。
在我的早年印象中，她似乎生來是一個母親，她的全部職責就是養育五個孩子。
事實上，在我們自立之前，她的确永遠在為我們的衣食住行忙碌。
有一次，我在老相冊中翻到四幅照片，是同一個美麗時髦女人的相片，有周曼華的親筆簽名。
問母親才知道，這位與周璇齊名的大影星曾是母親的結拜姐妹，當時她們都住在錢家塘（陝西北路一帶的舊稱），經常在一起玩。
這一發現令我非常吃驚，使我意識到母親并非生來是為子女操勞的家庭婦女，她也有過花樣年華。
在我妹妹燒照片的革命行動中，周曼華的玉照當然沒有幸免的可能。
母親生性安靜，總是勤勉而無聲地做着家務，完全不像一般家庭婦女那樣愛唠叨。
父親每個月把工資交給她，一家的生計安排就落到了她的肩上。
她很會安排，譬如說，每逢中秋，我們家是買不起
背景是一個門廳，那隻大圓桶其實是一座樓梯扶手的下端，扶手十分寬大，漆得油亮。
小男孩胖乎乎的，憨憨地笑着。
女兒三歲時問我那是誰，當她聽說就是小時候的爸爸時，擡起頭望我，一臉疑惑的神情。
事實上同樣的疑惑也在我的心中，把這個小男孩和我聯系起來的唯一依據是許多年前父母的告知，這個聯系如此抽象，我始終無法将它還原成我的具體生長過程。
據父母說，照片是在新新公司大廳裡拍攝的。
新新公司是解放前上海四大名牌百貨公司之一，在南京路最繁華的地段，現在那裡是上海食品公司。
根據我的推算，父親進這家公司當出納員時的年齡是二十歲，兩年後與我的母親結婚，然後有了我的姐姐和我，二十九歲時上海解放，他離開了這家公司。
我可以斷定，在新新公司的九年是父親一生中最惬意的時期。
我的證據是照片，在父親和母親的相冊中，幾乎全部照片都是這個時期拍的。
那時候，父親年輕英俊，顯然喜歡遊玩，經常攜母親在滬杭蘇留影。
從照片上看，父親和母親衣着體面，一雙幼小的兒女十分可愛，一家人其樂融融。
姐姐和我的照片多是幼兒階段的，其後出現長期的空缺，我的弟妹們則幾乎沒有童年的留影，反映了家境的變化。
讀中學時，我曾仔細整理這些舊照片，因為老相冊已破損，就自己動手制作了一本很像樣的新相冊，把它們安頓好。
可惜的是，在文革中，相冊裡的絕大部分照片，由于父親穿長衫和母親穿旗袍，怕有“四舊”的嫌疑，都被我的妹妹燒掉了。
在進新新公司之前，父親有一個窮苦的童年和少年時代。
按照他的叙述，他三歲喪父，全家的生計主要靠比他大十多歲的大哥做工維持，他的母親也做些織花邊的零活貼補家用。
十四歲時，他進一個周姓本家開的穗盛米店當了五年學徒，接着在天蟾舞台當了幾個月售票員。
在我上小學和中學的時候，父親經常念叨那一段苦日子，藉此對我們進行憶苦思甜教育。
現在我忽然想到，他這樣做不隻是在教育我們，也是在開導他自己，因為在離開新新公司之後，一方面收入減少，另一方面子女在增多和長大，家裡的生活明顯變得困難，完全不能和新新公司時期相比，有必要向前追溯一個更低的參照标準。
解放後，父親調到稅務局工作，沒幾年就下放了，先後在幾家菜場當支部書記。
他是解放初入黨的，這一資曆并未給他帶來半點官運，他終老于基層幹部的崗位。
他自己對此倒沒有怨言，工作得很投入，我很少見他閑在家裡。
二三十年間，他的工資一成不變地始終是七十四元，這一點錢要養活一家七口，其拮據可想而知。
不過當時我并不覺得苦，飯總能吃飽的，隻是當餐桌上有紅燒肉時，幾個孩子的眼睛不免會緊盯着别人的筷子。
我的母親比父親年長兩歲，年輕時曾在藥廠做工，生下我的姐姐後就退職了。
在我的早年印象中，她似乎生來是一個母親，她的全部職責就是養育五個孩子。
事實上，在我們自立之前，她的确永遠在為我們的衣食住行忙碌。
有一次，我在老相冊中翻到四幅照片，是同一個美麗時髦女人的相片，有周曼華的親筆簽名。
問母親才知道，這位與周璇齊名的大影星曾是母親的結拜姐妹，當時她們都住在錢家塘（陝西北路一帶的舊稱），經常在一起玩。
這一發現令我非常吃驚，使我意識到母親并非生來是為子女操勞的家庭婦女，她也有過花樣年華。
在我妹妹燒照片的革命行動中，周曼華的玉照當然沒有幸免的可能。
母親生性安靜，總是勤勉而無聲地做着家務，完全不像一般家庭婦女那樣愛唠叨。
父親每個月把工資交給她，一家的生計安排就落到了她的肩上。
她很會安排，譬如說，每逢中秋，我們家是買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