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的嘎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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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隐或顯的作用。
那天我上班晚到了一點。
同辦公室的人對我說：“山裡一個農民來找你，說是你同鄉。
” “他說什麼？” “他讓我告訴你嘎洛死了。
” 我就這樣踏上了我的回鄉之路。
他在城外的停車場等我，簇新的卡車滿載止咳糖漿和其他藥品。
“我覺得你要來。
”绛措說。
“要來的。
”我說。
“老站着幹什麼？上車吧。
” 卡車瘋狂地疾馳，途中有一兩次我們下來對着輪胎小便，看到一些糖漿瓶子被震碎了，糖漿滲出了車廂闆縫。
绛措突然笑了，說：“記得你偷過學校醫務室的這種東西。
” 我眺望遠處如煙似霧的山巒，沒有做聲。
绛措也自覺失言，伸手在車廂闆上蘸了一點糖漿，用舌頭舔舔：“好甜。
” 我也蘸了一點，感到混在其中的泥沙在牙齒間吱吱作響。
卡車啟動許久，那些沙塵依然還在齒縫中間。
我想起嗜食火灰的他父親。
車窗外一掠而過的岩石和他手中的方向盤以及踏在油門上的熟牛皮靴是同一種顔色。
我們直入岷山腹地，時間被排擋和心情調節着速度，以好幾種不同的節奏向後倒流。
看着窗外飛逝的景物，仿佛不是機器推動我們前行，而像是置身于另一種空間狀态，時間發出尖利的嘯聲，倒着流淌使人心悸目眩。
直到已經眺望見這篇東西開始時描繪過的那片莊稼地，绛措才歎了口氣。
“唉，我阿爸。
” 那些熟透的麥子還沒有開鐮。
陽光金黃，風中滿含麥香。
見不到人影，隻從幾團樹影下傳來驅趕雀鳥的哐哐的銅鑼聲響。
這種聲響仍像我童年時聽到的一樣單調而又明亮，周而複始。
幸好，剛剛發生過一點事情，嘎洛死在了莊稼地裡，才不緻叫人産生時間老是在月相的十二次盈蝕中兜着圓圈的感覺。
我們去新壘的墳前憑吊嘎洛。
“我們趕到地裡，他已經睡了大半天了，他說了句什麼，好像是說：老家。
可我們不知道，他生前沒告訴過我們。
” “我曉得，連他自己也記不起來。
” 那顆手榴彈掀翻了舒适的炕床。
嘎洛死裡逃生，但記憶卻殘缺不全了。
他十分條理地叙述了負傷後在草原上的流浪生活。
講到興頭上，一把揩去瞎眼中淌下的一泫清淚，試圖把殘缺的記憶拼湊完整。
他講到稻田，稻田裡的泥漿，江邊的夜行人用竹篾紮成的火把如何飽蘸了桐油……胡言谵語中出現頻率最高的是一把打草的鐮刀和一根冰涼的蛇。
這使人聯想到他少年時替人傭工時的一次可怕的經曆。
然後他還要講到夜裡噴吐火舌的機關槍、浮橋、馬腿和飛機的肚皮（白得就像魚的肚皮，樣子也一樣），死傷者流在地上或捧在自己手中的腸子。
誰也不曾對這些故事的真實性提出質疑，至少在我故鄉的人們是如此。
但是嘎洛在回憶這些往事時，無法說出與之相關的人名、地名與年月，缺乏時空框架和必要的人證。
嘎洛無法恢複自己作為一個走上革命道路的農民戰士的形象。
土改時期，工作組知道了他是流落的紅軍，找他詢問情況，據說這樣的詢問就像審訊一樣。
“你坐下嘛，你可以坐下。
”工作組長說。
“我坐。
” “你真的是紅軍？” “是。
” “幾方面軍？” “幾……方面軍？”嘎洛沒瞎的右眼大睜開來，瞎眼裡也急出了淚水。
他的頭用勁後仰，後仰，但他确實明白不過來那句話有什麼意思。
“怎麼叫嘎洛，叫藏族名字？” “我眼睛瞎了，嘎洛就是瞎子。
我打那炕上醒過來就曉得眼睛要不得了。
後來人家說不抹灰就好了，但不抹灰早生蛆了，我這腰上，這裡就……” “漢名？” “我哥哥知道，他帶我參加的。
” “你哥哥的名字？” “想不起來了，手榴彈一炸就想不起來了。
不然是想得起的。
” 鄰近某村的一個孤苦女人從牆縫裡掏出了蘇維埃政府用布印成的票子，說出了部隊番号和營連指揮員的名字，就被接到療養所去了。
嘎洛自然還是得到了好處，成為我們村裡第一個中共黨員，後來又當上初級社長、高級社長，公社化後成為大隊長。
而他的記憶逐漸恢複是在那條寬窄不一的機耕道把各村和公路連接起來的時候。
這裡不說村民們沒有看見機械行駛，不說道路又漸漸被瘋長的野草掩埋、阻塞。
最先循着機耕道進山的是兩個漢族木匠。
他們給各家各戶做口小肚大的木桶，然後又做木盆、木瓢。
正是那個年輕木匠幫他恢複了對一個遙遠地方的記憶。
事情經過是這樣：一個嬌縱的姑娘逼着家人一氣打了六隻木桶，她交替用六隻木桶背水。
用到第六隻，第一隻已經因幹燥出現了罅隙。
姑娘把年輕木匠叫來修整：“我們色爾古地方好嗎？” 木匠看着姑娘燃燒着火焰的眼睛，一點也不敢吭聲。
第二天，那件事情就在村中傳開了。
會計問：“我們色爾古地方好嗎？” 木匠說：“好，可也還有好的地方……” “你說哪裡？我們通南巴，窮，也是好地方。
”他話沒說完，就被姑娘的哥哥擡手兩耳光：“臭木匠，敢看不起我們的地方。
”人們拳腳交加，木匠發出豬一樣的哼哼聲。
但站在旁邊的嘎洛卻充耳不聞。
他舉起雙手，大張的嘴巴很久才發出因為激動而變得嘶啞的聲音： “通南巴！通南巴！我想起來了，我就是在那裡參加紅軍的。
” 他叫來大女兒嘉央，讓她把這三個字記在一個精緻的日記本上。
其實，這完全是多此一舉，以後他再也沒有忘記過這個名字。
嘎洛的記憶漸漸有了
那天我上班晚到了一點。
同辦公室的人對我說：“山裡一個農民來找你，說是你同鄉。
” “他說什麼？” “他讓我告訴你嘎洛死了。
” 我就這樣踏上了我的回鄉之路。
他在城外的停車場等我，簇新的卡車滿載止咳糖漿和其他藥品。
“我覺得你要來。
”绛措說。
“要來的。
”我說。
“老站着幹什麼？上車吧。
” 卡車瘋狂地疾馳，途中有一兩次我們下來對着輪胎小便，看到一些糖漿瓶子被震碎了，糖漿滲出了車廂闆縫。
绛措突然笑了，說：“記得你偷過學校醫務室的這種東西。
” 我眺望遠處如煙似霧的山巒，沒有做聲。
绛措也自覺失言，伸手在車廂闆上蘸了一點糖漿，用舌頭舔舔：“好甜。
” 我也蘸了一點，感到混在其中的泥沙在牙齒間吱吱作響。
卡車啟動許久，那些沙塵依然還在齒縫中間。
我想起嗜食火灰的他父親。
車窗外一掠而過的岩石和他手中的方向盤以及踏在油門上的熟牛皮靴是同一種顔色。
我們直入岷山腹地，時間被排擋和心情調節着速度，以好幾種不同的節奏向後倒流。
看着窗外飛逝的景物，仿佛不是機器推動我們前行，而像是置身于另一種空間狀态，時間發出尖利的嘯聲，倒着流淌使人心悸目眩。
直到已經眺望見這篇東西開始時描繪過的那片莊稼地，绛措才歎了口氣。
“唉，我阿爸。
” 那些熟透的麥子還沒有開鐮。
陽光金黃，風中滿含麥香。
見不到人影，隻從幾團樹影下傳來驅趕雀鳥的哐哐的銅鑼聲響。
這種聲響仍像我童年時聽到的一樣單調而又明亮，周而複始。
幸好，剛剛發生過一點事情，嘎洛死在了莊稼地裡，才不緻叫人産生時間老是在月相的十二次盈蝕中兜着圓圈的感覺。
我們去新壘的墳前憑吊嘎洛。
“我們趕到地裡，他已經睡了大半天了，他說了句什麼，好像是說：老家。
可我們不知道，他生前沒告訴過我們。
” “我曉得，連他自己也記不起來。
” 那顆手榴彈掀翻了舒适的炕床。
嘎洛死裡逃生，但記憶卻殘缺不全了。
他十分條理地叙述了負傷後在草原上的流浪生活。
講到興頭上，一把揩去瞎眼中淌下的一泫清淚，試圖把殘缺的記憶拼湊完整。
他講到稻田，稻田裡的泥漿，江邊的夜行人用竹篾紮成的火把如何飽蘸了桐油……胡言谵語中出現頻率最高的是一把打草的鐮刀和一根冰涼的蛇。
這使人聯想到他少年時替人傭工時的一次可怕的經曆。
然後他還要講到夜裡噴吐火舌的機關槍、浮橋、馬腿和飛機的肚皮（白得就像魚的肚皮，樣子也一樣），死傷者流在地上或捧在自己手中的腸子。
誰也不曾對這些故事的真實性提出質疑，至少在我故鄉的人們是如此。
但是嘎洛在回憶這些往事時，無法說出與之相關的人名、地名與年月，缺乏時空框架和必要的人證。
嘎洛無法恢複自己作為一個走上革命道路的農民戰士的形象。
土改時期，工作組知道了他是流落的紅軍，找他詢問情況，據說這樣的詢問就像審訊一樣。
“你坐下嘛，你可以坐下。
”工作組長說。
“我坐。
” “你真的是紅軍？” “是。
” “幾方面軍？” “幾……方面軍？”嘎洛沒瞎的右眼大睜開來，瞎眼裡也急出了淚水。
他的頭用勁後仰，後仰，但他确實明白不過來那句話有什麼意思。
“怎麼叫嘎洛，叫藏族名字？” “我眼睛瞎了，嘎洛就是瞎子。
我打那炕上醒過來就曉得眼睛要不得了。
後來人家說不抹灰就好了，但不抹灰早生蛆了，我這腰上，這裡就……” “漢名？” “我哥哥知道，他帶我參加的。
” “你哥哥的名字？” “想不起來了，手榴彈一炸就想不起來了。
不然是想得起的。
” 鄰近某村的一個孤苦女人從牆縫裡掏出了蘇維埃政府用布印成的票子，說出了部隊番号和營連指揮員的名字，就被接到療養所去了。
嘎洛自然還是得到了好處，成為我們村裡第一個中共黨員，後來又當上初級社長、高級社長，公社化後成為大隊長。
而他的記憶逐漸恢複是在那條寬窄不一的機耕道把各村和公路連接起來的時候。
這裡不說村民們沒有看見機械行駛，不說道路又漸漸被瘋長的野草掩埋、阻塞。
最先循着機耕道進山的是兩個漢族木匠。
他們給各家各戶做口小肚大的木桶，然後又做木盆、木瓢。
正是那個年輕木匠幫他恢複了對一個遙遠地方的記憶。
事情經過是這樣：一個嬌縱的姑娘逼着家人一氣打了六隻木桶，她交替用六隻木桶背水。
用到第六隻，第一隻已經因幹燥出現了罅隙。
姑娘把年輕木匠叫來修整：“我們色爾古地方好嗎？” 木匠看着姑娘燃燒着火焰的眼睛，一點也不敢吭聲。
第二天，那件事情就在村中傳開了。
會計問：“我們色爾古地方好嗎？” 木匠說：“好，可也還有好的地方……” “你說哪裡？我們通南巴，窮，也是好地方。
”他話沒說完，就被姑娘的哥哥擡手兩耳光：“臭木匠，敢看不起我們的地方。
”人們拳腳交加，木匠發出豬一樣的哼哼聲。
但站在旁邊的嘎洛卻充耳不聞。
他舉起雙手，大張的嘴巴很久才發出因為激動而變得嘶啞的聲音： “通南巴！通南巴！我想起來了，我就是在那裡參加紅軍的。
” 他叫來大女兒嘉央，讓她把這三個字記在一個精緻的日記本上。
其實，這完全是多此一舉，以後他再也沒有忘記過這個名字。
嘎洛的記憶漸漸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