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斯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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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兩根拐杖在胳肢窩下擺舒服,大聲叫我到前台去結賬和約定下次就診的時間,他還挺自信他這麼處理我,還坦坦地等着“下回” 我忙追問:“你給我開的藥呢?” 他說:“我不是給你開了‘做愛’嗎?” 我的好脾氣撐不下去了,險些對他說:你還該回大兵營去,假如他們還收留你的話。

    我簡潔有力地說:“我來看你,是為了得到醫治,最起碼是得到好點的安眠藥。

    ” “沒門兒,”他說“我不會給你開安眠藥。

    越好的安眠藥越壞。

    ” 我說沒有藥,我今天是不會走的。

    既然我們都在軍營裡混過,我也就不考究語氣了。

    美國俗話:做任何事都有一個正确方法和一個錯誤方法,還有間于對和錯的“軍隊方法”我就用這軍隊方法從丹尼斯那裡逼來了十顆藥片。

    他命令我隻吃半片,實在熬不住,再吃那半片。

    他聲音雖依舊粗重,眼睛卻是自家姥爺式的,擔憂而心疼地瞅着我。

    他其實在說這樣的潛語:“你要乖點,曉得好歹,孩子。

    ” 後來我先生去他那裡做例行體檢,回來就說丹尼斯是老怪物。

    在肛查時他自言自語地說: “你該為你的運氣而高興。

    我手指頭特細,遠近聞名地細——好多人慕名而來請我做肛查呢!” 在一次朋友聚會時,碰巧有個醫生,他聽說丹尼斯任我們的家庭醫生時,說:“啊,他還活着!” 但我覺得他除了老,以及倚老賣老的出口粗魯,還是在治病上無可挑剔的。

    隻是他對安眠藥的軍閥式控制,很令我吃不消。

    我每次要逗着他說半天有關他孫子孫女的趣聞,才讨得幾顆藥片。

    他總說:“安眠藥不是糖豆兒,你給我記清了。

    ” 我還是決定辭掉丹尼斯。

    之後我投奔過兩三個家庭醫生。

    到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我才正式進入舊金山的“失眠中心”給我診斷的失眠專家(他首先是一位精神病理學家)對我一面搖頭一面說:“假如你那些家庭醫生在給你開安眠藥時不那麼慷慨,你的失眠就不會惡化到今天這步田地。

    ” 意思就是,在安眠藥上對我的嬌縱,是這病的真正誘因之一,是醫生們圖在我這兒找點清靜,圖省事,也就是不夠負責使然。

     我這才頓然想到了丹尼斯,五年前每給我一張安眠藥處方時,他那不安抑或痛心的目光。

    我再次打開醫生名冊,卻不見他的名字了。

    我不知這回他從哪個意義上退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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