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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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紅樓夢》和《楚辭》，閱讀《老人與海》和《尤裡西斯》，我欣賞的是它們的情調和文筆，是它們的奇思妙想和優美，但我并不能理解他們怎麼就寫出了這樣的作品。
而今重新檢起來讀，我再也沒興趣在其中摘錄精彩的句子和段落，感動我的已不在了文字的表面，而是那作品之外的或者說隐于文字之後的作家的靈魂！偶爾的一天我見到了一副對聯，其中的下聯是：“青天一鶴見精神”，我熱淚長流，我終于明白了鶴的精神來自于青天！回過頭來，那些曾令我迷醉的一些作品就離我遠去了，那些淺薄的東西，雖然被投機者嘩衆取寵，被芸芸衆生的人雲亦雲地熱鬧，卻為我不再受惑和所編。
對于整體的，渾然的，元氣淋漓而又鮮活的追求使我越來越失卻了往昔的優美，清新和形式上的華麗。
我是陝西的商州人，商州現屬西北地，曆史上卻歸之于楚界，我的天資裡有粗曠的成分，也有性靈派裡的東西，我警惕了順着性靈派的路子走去而漸巧漸小，我也明白我如何地發展我的粗曠蒼茫，粗曠蒼茫裡的靈動那是必然的。
我也自信在我初讀《紅樓夢》和《聊齋志異》時，我立即有對應感，我不缺乏他們的寫作情緻和趣味，但他們的胸中的塊壘卻是我在世紀之末的中年裡才得到理解。
我是失卻了一部分我最初的讀者，他們的離去令我難過而又高興，我得改造我的讀者，征服他們而吸引他們。
我對于我寫作的重新定位，對于曾經閱讀過的名著的重新理解，我覺得是以年齡和經曆的豐富做基礎的，時代的感觸和人生的感觸并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深切休會的，即使體會，站在了第一台階也隻能體會到第二台階，而不是從第一台階就體會到了第四第五台階。
世紀末的陰影揮之不去的今天，少男少女們在吟唱着他們的青春的愁悶，他們其實并沒有多大的愁，滿街的盲流人群步履急促，他們唠唠叨叨着所得的工錢和物價的上漲，他們關心的僅是他們自身和他們的家人。
大風刮來，所有的草木都要搖曳，而鐘聲依然是悠遠而舒緩地穿越空間，老僧老矣，他并沒有去懸梁自盡，也不激憤洶洶，他說着人人都聽得懂的家常話。
《高老莊》落筆之後，許多熟人和生人碰見了我，總在問我又寫了什麼？我能寫什麼呢，長期以來，商州的鄉下和西安的城鎮一直是我寫作的根據地，我不會寫曆史演義的故事，也寫不出未來的科學幻想，那樣的小說屬于别人去寫，我的情結始終在現當代。
我的出身和我的生存的環境決定了我的平民地位和寫作的民間視角，關懷和憂患時下的中國是我的天職。
但我有緻命的弱點，這猶如我生性做不了官(雖然我仍有官街)一樣，我不是現實主義作家，而我卻應該算作一位詩人。
對于小說的思考，我在許多文章裡零碎地提及，尤其在《白夜》的後記裡也有過長長的一段叙述，遺憾的是數年過去，回應我的人寥寥無幾。
這令我有些沮喪，但也使我很快歸于平靜，因為現在的文壇，熱點并不在小說的觀念上，沒有人注意到我，而我自《廢都》後已經被煙霧籠罩得無法讓别人走近。
現在我寫《高老莊》，取材仍是來自于商州和西安，但我絕不是寫的商州和西安，我從來也沒承認過我寫的就是行政管理意義上的商州和西安，以此延伸，我更是反對将題材分為農村的和城市的甚或各個行業。
我無論寫的什麼題材，都是我營建我虛構世界的一種載體，載體之上的虛構世界才是我的本真。
我終生要感激的是我生活在商州和西安兩地，具有典型的商州民間傳統文化和西安官方傳統文化孕育了我作為作家的素養，而在傳統文化的其中淫浸愈久，愈知傳統文化帶給我的痛苦，愈對其的種種弊害深惡痛絕。
我出生于一九五二年，正好是二十世紀的後半葉，經曆了一次一次窒息人生命的政治運動和貧窮，直到現在，國家在改革了，又面臨了一個速成的年代。
我的一個朋友曾對我講過，他是在改革年代裡最易于接受現代化的，他購置了新的住宅，買了各種家用電器，又是電腦，VCD，摩托車，但這些東西都是傳統文化裡的人制造的第一代第二代産品，三天兩頭出現質量毛病，使他飽嘗了修理之苦。
他的苦我何嘗沒有體會呢，恐怕每一個人都深有感觸。
文學又怎能不受影響，打上時代的烙印呢？我或許不能算時興的人，我默默地歡呼和祝願那些先蹈者的舉動，但我更易于知道我們的身上正缺乏什麼，如何将西方的先進的東西拿過來又如何作用，偉大的五四運動和五四運動中的偉人們給了我多方面的經驗和教訓。
我在緩慢地，步步為營地推動着我的戰車，不管其中有過多少困難，受過多少熱諷冷刺甚或誤解和打擊，我的好處是依然不掉頭就走。
生活如同是一片巨大的泥淖，精神卻是蓮日日生起，盼望着浮出水面開綻出一朵花來。
《高老莊》裡依舊是一群社會最基層的卑微的人，依舊是營營苟苟的瑣碎小事。
我熟悉這樣的人和這樣的生活，寫起來能得于心又能應于手。
為什麼如此落筆，沒有紮眼的結構又沒有華麗的技巧，喪失了往昔的秀麗和清晰，無序而來，蒼茫而去，湯湯水水又黏黏糊糊，這緣于我對小說的觀念改變。
我的小說越來越無法用幾句話回答到底寫的什麼，我的初衷裡是要求我盡量原生态地寫出生活的流動，行文越實越好，但整體上卻極力去張揚我的意象。
這樣的作品是很容易讓人誤讀的，如果隻讀到實的一面，生活的瑣碎描寫讓人疲倦，覺得沒了意思，而又常惹得不崇高的指責，但隻讀到虛的一面，閱曆不夠的人卻不知所雲。
我之所以堅持我的寫法，我相信小說不是故事也不是純形式的文字遊戲，我的不足是我的靈魂能量還不大，感知世界的氣度還不夠，形而上與形而下結合部的工作還沒有做好。
人在中年裡已挫了争勝好強心，靜伏下來踏實地做自己的事，随心所欲地去做，大自在地去做，我畢竟還有七卷書要寫。
沈從文先生在他的《邊城》裡說“他或許明日就回來，或許永遠也不回來了。
”我套用他的話，我寄希望于我的第十七卷書，或者就寄希望于那第二十四卷了。
另，文中的碑文參考和改造了由李啟良、李厚之、張會鑒、楊克諸先生搜集整理的《安康碑版鈎沉》一書，在此說明并緻謝。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下午
而今重新檢起來讀，我再也沒興趣在其中摘錄精彩的句子和段落，感動我的已不在了文字的表面，而是那作品之外的或者說隐于文字之後的作家的靈魂！偶爾的一天我見到了一副對聯，其中的下聯是：“青天一鶴見精神”，我熱淚長流，我終于明白了鶴的精神來自于青天！回過頭來，那些曾令我迷醉的一些作品就離我遠去了，那些淺薄的東西，雖然被投機者嘩衆取寵，被芸芸衆生的人雲亦雲地熱鬧，卻為我不再受惑和所編。
對于整體的，渾然的，元氣淋漓而又鮮活的追求使我越來越失卻了往昔的優美，清新和形式上的華麗。
我是陝西的商州人，商州現屬西北地，曆史上卻歸之于楚界，我的天資裡有粗曠的成分，也有性靈派裡的東西，我警惕了順着性靈派的路子走去而漸巧漸小，我也明白我如何地發展我的粗曠蒼茫，粗曠蒼茫裡的靈動那是必然的。
我也自信在我初讀《紅樓夢》和《
我是失卻了一部分我最初的讀者，他們的離去令我難過而又高興，我得改造我的讀者，征服他們而吸引他們。
我對于我寫作的重新定位，對于曾經閱讀過的名著的重新理解，我覺得是以年齡和經曆的豐富做基礎的，時代的感觸和人生的感觸并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深切休會的，即使體會，站在了第一台階也隻能體會到第二台階，而不是從第一台階就體會到了第四第五台階。
世紀末的陰影揮之不去的今天，少男少女們在吟唱着他們的青春的愁悶，他們其實并沒有多大的愁，滿街的盲流人群步履急促，他們唠唠叨叨着所得的工錢和物價的上漲，他們關心的僅是他們自身和他們的家人。
大風刮來，所有的草木都要搖曳，而鐘聲依然是悠遠而舒緩地穿越空間，老僧老矣，他并沒有去懸梁自盡，也不激憤洶洶，他說着人人都聽得懂的家常話。
《高老莊》落筆之後，許多熟人和生人碰見了我，總在問我又寫了什麼？我能寫什麼呢，長期以來，商州的鄉下和西安的城鎮一直是我寫作的根據地，我不會寫曆史演義的故事，也寫不出未來的科學幻想，那樣的小說屬于别人去寫，我的情結始終在現當代。
我的出身和我的生存的環境決定了我的平民地位和寫作的民間視角，關懷和憂患時下的中國是我的天職。
但我有緻命的弱點，這猶如我生性做不了官(雖然我仍有官街)一樣，我不是現實主義作家，而我卻應該算作一位詩人。
對于小說的思考，我在許多文章裡零碎地提及，尤其在《白夜》的後記裡也有過長長的一段叙述，遺憾的是數年過去，回應我的人寥寥無幾。
這令我有些沮喪，但也使我很快歸于平靜，因為現在的文壇，熱點并不在小說的觀念上，沒有人注意到我，而我自《廢都》後已經被煙霧籠罩得無法讓别人走近。
現在我寫《高老莊》，取材仍是來自于商州和西安，但我絕不是寫的商州和西安，我從來也沒承認過我寫的就是行政管理意義上的商州和西安，以此延伸，我更是反對将題材分為農村的和城市的甚或各個行業。
我無論寫的什麼題材，都是我營建我虛構世界的一種載體，載體之上的虛構世界才是我的本真。
我終生要感激的是我生活在商州和西安兩地，具有典型的商州民間傳統文化和西安官方傳統文化孕育了我作為作家的素養，而在傳統文化的其中淫浸愈久，愈知傳統文化帶給我的痛苦，愈對其的種種弊害深惡痛絕。
我出生于一九五二年，正好是二十世紀的後半葉，經曆了一次一次窒息人生命的政治運動和貧窮，直到現在，國家在改革了，又面臨了一個速成的年代。
我的一個朋友曾對我講過，他是在改革年代裡最易于接受現代化的，他購置了新的住宅，買了各種家用電器，又是電腦，VCD，摩托車，但這些東西都是傳統文化裡的人制造的第一代第二代産品，三天兩頭出現質量毛病，使他飽嘗了修理之苦。
他的苦我何嘗沒有體會呢，恐怕每一個人都深有感觸。
文學又怎能不受影響，打上時代的烙印呢？我或許不能算時興的人，我默默地歡呼和祝願那些先蹈者的舉動，但我更易于知道我們的身上正缺乏什麼，如何将西方的先進的東西拿過來又如何作用，偉大的五四運動和五四運動中的偉人們給了我多方面的經驗和教訓。
我在緩慢地，步步為營地推動着我的戰車，不管其中有過多少困難，受過多少熱諷冷刺甚或誤解和打擊，我的好處是依然不掉頭就走。
生活如同是一片巨大的泥淖，精神卻是蓮日日生起，盼望着浮出水面開綻出一朵花來。
《高老莊》裡依舊是一群社會最基層的卑微的人，依舊是營營苟苟的瑣碎小事。
我熟悉這樣的人和這樣的生活，寫起來能得于心又能應于手。
為什麼如此落筆，沒有紮眼的結構又沒有華麗的技巧，喪失了往昔的秀麗和清晰，無序而來，蒼茫而去，湯湯水水又黏黏糊糊，這緣于我對小說的觀念改變。
我的小說越來越無法用幾句話回答到底寫的什麼，我的初衷裡是要求我盡量原生态地寫出生活的流動，行文越實越好，但整體上卻極力去張揚我的意象。
這樣的作品是很容易讓人誤讀的，如果隻讀到實的一面，生活的瑣碎描寫讓人疲倦，覺得沒了意思，而又常惹得不崇高的指責，但隻讀到虛的一面，閱曆不夠的人卻不知所雲。
我之所以堅持我的寫法，我相信小說不是故事也不是純形式的文字遊戲，我的不足是我的靈魂能量還不大，感知世界的氣度還不夠，形而上與形而下結合部的工作還沒有做好。
人在中年裡已挫了争勝好強心，靜伏下來踏實地做自己的事，随心所欲地去做，大自在地去做，我畢竟還有七卷書要寫。
沈從文先生在他的《邊城》裡說“他或許明日就回來，或許永遠也不回來了。
”我套用他的話，我寄希望于我的第十七卷書，或者就寄希望于那第二十四卷了。
另，文中的碑文參考和改造了由李啟良、李厚之、張會鑒、楊克諸先生搜集整理的《安康碑版鈎沉》一書，在此說明并緻謝。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