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為什麼要研究同戀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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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為什麼要研究同性戀現象
同性戀行為是指以同性為對象的性愛活動；同性戀者則是以同性為性愛對象的個人（男人或女人）。
雖然同性戀現象古而有之，但同性戀這一概念卻是晚近才出現的。
随着19世紀對人類個性發展與人類性行為研究的開展，人們才開始了對同性戀現象的研究，創造出同性戀這一概念。
今天社會學研究中普遍采用的同性戀一詞，英文寫作ho摸sexuality。
ho摸這一詞根的本意是希臘文“同樣”之意，而非拉丁文“人”之意。
同性戀是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是社會學研究的理想課題。
說它“理想”是因為同性戀現象外延清晰，内涵獨特；同性戀作為一種亞文化（subsulture），有着它獨特的遊離于主流文化的特征；同性戀者作為一個亞文化群體，具有獨特的行為規範和方式。
因此，世界各國的社會學者都熱衷于這個題目，對此作過大量研究。
僅從1898年到1908年間，關于同性戀這一問題的出版物就達到一千種以上，本世紀随後的80多年間，關于同性戀的研究就更多了。
然而，在我國，除了散見于報章雜志的一些零星文章，竟沒有一部關于同性戀的研究專著，這實在是令人驚異的事情。
作為國内社會學對同性戀現象的首次嘗試，我們不能不感到責任重大。
為什麼要研究一種僅屬于人口中一小群人的亞文化呢？ 首先，人與人之間的區别莫大于文化上的差異。
社會學反對文化中心主義，而持如下觀點：各種文化在各不相同的環境中産生，人在其中，有出生死亡，有婚喪嫁娶，有前因後果，完全可以自圓其說。
不可以認為，一些人所屬的文化高級，另一些人所屬所文化低級；毋甯說，各種人有各種人的活法。
對于同性戀這一亞文化，也應當如此看待。
其次，如果同性戀行為并不普遍，其他動物中沒有這種現象，在人類中也隻是極個别人才有，那麼，研究它就不是十分有意義了。
“但是如果我們證明，它不僅是人類性活動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也是整個哺乳動物界中普遍存在的行為模式，那麼事情就完全不同了。
”（金西：第199－200頁）。
動物學研究發現，許多靈長類動物，如猕猴、狒狒、黑猩猩等，都有同性性行為。
有人以此為據提出，人類的同性性行為因此不能認為是違法自然的。
但需要加以說明的是，不少靈長類動物中的同性性行為，其内容主要不在于性，而在于以這種動作表示自身對對象的統治地位，或者是以同對象加強聯系為其目的的。
大量已有的研究表明，同性戀者雖然在整個人口中站少數，但其絕對數量并不少。
懷特姆在對美國、危地馬拉、巴西和菲律賓四國的比較研究中曾得出下列重要結論： （1）這些社會中都存在着同性戀現象； （2）在這些社會中，同性戀者在人口中所站比例十分接近并保持穩定； （3）社會規範既不能阻礙也并不助長同性戀傾向； （4）隻要存在一個足夠大的人群，就回産生同性戀亞文化； （5）雖然所在的社會不同，同性戀者在行為興趣和職業選擇上趨于一緻； （6）所有的社會都會産生相似的性關系連續體，從男同性戀到女同性戀，種類齊全。
作者認為，同性戀不是由某種特殊的社會結構産生出來的，而是在各種不同文化背景下人類性行為的一種基本形式。
（懷特姆，1983年） 凱查多利在《人類性行為基礎》一書中，也表達過類似的觀點，他指出：“同性戀者當中既有窮人也有富人，既有受過高深教育的人也有無知無識的人，既有有權的人也有無權的人，既有聰明的人也有愚笨的人。
同性戀存在于各個種族、各個階級、各個民族個各種宗教信仰的人當中。
”（凱查多利，第329頁） 早在概率統計在社會學研究中得到廣泛運用之前，就有許多社會學家和性學家，對同性戀行為在人群中的發生率以及同性戀者在人口中所站比例作過多種估計。
根據德國著名性學創始人“第三性”理論的首創者和最早對同性戀現象進行研究的學者郝茲菲爾德的估計，同性戀及雙性戀這兩種人要站到全人口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五。
葛理士在1936年估計，當時英國的同性戀者約站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五。
同年，特曼和米爾斯估計，同性戀在大學生中的發生率為百分之四。
1947年，麥克法蘭估計全美國的同性戀發生率約為百分之六。
另外一些學者的研究，報告了高得多的發生率。
漢米爾頓在1929年發現，18歲以上的人群中，同性戀發生率為百分之十七。
拉姆齊在1943年發現，高中生中的同性戀發生率為百分之三十。
辛格在1947年提出，大學生中的發生率為百分之二十七。
此外，據不少軍醫和軍隊心理醫生估計，軍人中的發生率達百分之十或更高。
我們懷疑，這些比例過高的“發生率”是有過同性戀行為的人在人群中所站的比例，而不少覺得終生同性戀者在人口中所站的比例。
貝爾的調查就明确聲明是“有過同性戀行為”的人所站比例，在他所調查的人群中，有三分之二的調查對象在十九歲以前有過同性戀經曆。
著名的金西調查規模宏大，方法比較可靠，是權威性極高的數據。
金西指出：“對發生率的估計可以有天壤之别。
許多人認為，同性性行為者少而又少，除了在醫院裡，人們常常一輩子也碰不上一個。
但許多自己有過同性性行為的人則說，與自己同樣的人站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百。
”（金西，第203頁）我們的調查對象中，也有人作過類似後者的估計，認為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的男性都有過同性性行為。
當然，這一估計僅僅出自被調查者的個人感覺，是不可靠的。
金西調查對僅僅有過同性戀行為的人和絕對同性戀者作了明确的區分，并給出了這兩種人在人口中所站比例的可靠數據。
他指出：青春期
雖然同性戀現象古而有之，但同性戀這一概念卻是晚近才出現的。
随着19世紀對人類個性發展與人類性行為研究的開展，人們才開始了對同性戀現象的研究，創造出同性戀這一概念。
今天社會學研究中普遍采用的同性戀一詞，英文寫作ho摸sexuality。
ho摸這一詞根的本意是希臘文“同樣”之意，而非拉丁文“人”之意。
同性戀是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是社會學研究的理想課題。
說它“理想”是因為同性戀現象外延清晰，内涵獨特；同性戀作為一種亞文化（subsulture），有着它獨特的遊離于主流文化的特征；同性戀者作為一個亞文化群體，具有獨特的行為規範和方式。
因此，世界各國的社會學者都熱衷于這個題目，對此作過大量研究。
僅從1898年到1908年間，關于同性戀這一問題的出版物就達到一千種以上，本世紀随後的80多年間，關于同性戀的研究就更多了。
然而，在我國，除了散見于報章雜志的一些零星文章，竟沒有一部關于同性戀的研究專著，這實在是令人驚異的事情。
作為國内社會學對同性戀現象的首次嘗試，我們不能不感到責任重大。
為什麼要研究一種僅屬于人口中一小群人的亞文化呢？ 首先，人與人之間的區别莫大于文化上的差異。
社會學反對文化中心主義，而持如下觀點：各種文化在各不相同的環境中産生，人在其中，有出生死亡，有婚喪嫁娶，有前因後果，完全可以自圓其說。
不可以認為，一些人所屬的文化高級，另一些人所屬所文化低級；毋甯說，各種人有各種人的活法。
對于同性戀這一亞文化，也應當如此看待。
其次，如果同性戀行為并不普遍，其他動物中沒有這種現象，在人類中也隻是極個别人才有，那麼，研究它就不是十分有意義了。
“但是如果我們證明，它不僅是人類性活動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也是整個哺乳動物界中普遍存在的行為模式，那麼事情就完全不同了。
”（金西：第199－200頁）。
動物學研究發現，許多靈長類動物，如猕猴、狒狒、黑猩猩等，都有同性性行為。
有人以此為據提出，人類的同性性行為因此不能認為是違法自然的。
但需要加以說明的是，不少靈長類動物中的同性性行為，其内容主要不在于性，而在于以這種動作表示自身對對象的統治地位，或者是以同對象加強聯系為其目的的。
大量已有的研究表明，同性戀者雖然在整個人口中站少數，但其絕對數量并不少。
懷特姆在對美國、危地馬拉、巴西和菲律賓四國的比較研究中曾得出下列重要結論： （1）這些社會中都存在着同性戀現象； （2）在這些社會中，同性戀者在人口中所站比例十分接近并保持穩定； （3）社會規範既不能阻礙也并不助長同性戀傾向； （4）隻要存在一個足夠大的人群，就回産生同性戀亞文化； （5）雖然所在的社會不同，同性戀者在行為興趣和職業選擇上趨于一緻； （6）所有的社會都會産生相似的性關系連續體，從男同性戀到女同性戀，種類齊全。
作者認為，同性戀不是由某種特殊的社會結構産生出來的，而是在各種不同文化背景下人類性行為的一種基本形式。
（懷特姆，1983年） 凱查多利在《人類性行為基礎》一書中，也表達過類似的觀點，他指出：“同性戀者當中既有窮人也有富人，既有受過高深教育的人也有無知無識的人，既有有權的人也有無權的人，既有聰明的人也有愚笨的人。
同性戀存在于各個種族、各個階級、各個民族個各種宗教信仰的人當中。
”（凱查多利，第329頁） 早在概率統計在社會學研究中得到廣泛運用之前，就有許多社會學家和性學家，對同性戀行為在人群中的發生率以及同性戀者在人口中所站比例作過多種估計。
根據德國著名性學創始人“第三性”理論的首創者和最早對同性戀現象進行研究的學者郝茲菲爾德的估計，同性戀及雙性戀這兩種人要站到全人口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五。
葛理士在1936年估計，當時英國的同性戀者約站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五。
同年，特曼和米爾斯估計，同性戀在大學生中的發生率為百分之四。
1947年，麥克法蘭估計全美國的同性戀發生率約為百分之六。
另外一些學者的研究，報告了高得多的發生率。
漢米爾頓在1929年發現，18歲以上的人群中，同性戀發生率為百分之十七。
拉姆齊在1943年發現，高中生中的同性戀發生率為百分之三十。
辛格在1947年提出，大學生中的發生率為百分之二十七。
此外，據不少軍醫和軍隊心理醫生估計，軍人中的發生率達百分之十或更高。
我們懷疑，這些比例過高的“發生率”是有過同性戀行為的人在人群中所站的比例，而不少覺得終生同性戀者在人口中所站的比例。
貝爾的調查就明确聲明是“有過同性戀行為”的人所站比例，在他所調查的人群中，有三分之二的調查對象在十九歲以前有過同性戀經曆。
著名的金西調查規模宏大，方法比較可靠，是權威性極高的數據。
金西指出：“對發生率的估計可以有天壤之别。
許多人認為，同性性行為者少而又少，除了在醫院裡，人們常常一輩子也碰不上一個。
但許多自己有過同性性行為的人則說，與自己同樣的人站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百。
”（金西，第203頁）我們的調查對象中，也有人作過類似後者的估計，認為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的男性都有過同性性行為。
當然，這一估計僅僅出自被調查者的個人感覺，是不可靠的。
金西調查對僅僅有過同性戀行為的人和絕對同性戀者作了明确的區分，并給出了這兩種人在人口中所站比例的可靠數據。
他指出：青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