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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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才發現,我的本性依舊是農民,如烏雞一樣,那是烏在了骨頭裡的。

     我必須逢年過節就回故鄉,去參加老親世故的壽辰、婚嫁、喪葬,行門戶,吃宴席,我一進村鎮的街道,村鎮人并不看重我是個作家,隻是說:賈家老四的兒子回來了!我得趕緊上前遞紙煙。

    我城裡小屋在相當長的年月裡都是故鄉在省城的辦事處,我備了一大摞粗瓷海碗,幾副鋼絲床,小屋裡一來人肯定要吃撈面,腥油拌的辣子,大疙瘩蒜,喝酒就劃拳,惹得同樓道的人家怒目而視。

    所以,棣花街上發生了任何事,比如誰得了孫子,是順生還是橫生,誰又死了,埋完人後的飯是上了一道肉還是兩道肉,誰家的媳婦不會過日子,誰家兄弟分家為一個笸籃緻成了仇人,我全知道。

    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年的十年裡,故鄉的消息總是讓我振奮,土地承包了,風調雨順了,糧食夠吃了,來人總是給我帶新碾出的米,各種煮鍋的豆子,甚至是半扇子豬肉,他們要評價公園裡的花木比他們院子裡的花木好看,要進戲園子,要我給他們寫中堂對聯,我還笑着說:棣花街人到底還高貴!那些年是鄉親們最快活的歲月,他們在重新分來的土地上精心務弄,冬天的月夜下,常常還有人在地裡忙活,田堰上放着旱煙匣子和收音機,收音機裡聲嘶力竭地吼秦腔。

    我一回去,不是這一家開始蓋新房,就是另一家為兒子結婚做家具,或者老年人又在曬他們做好的那些将來要穿的壽衣壽鞋了。

    農民一生三大事就是給孩子結婚,為老人送終,再造一座房子,這些他們都體體面面地進行着,他們很舒心,都把鄧小平的像貼在牆上,給他上香和磕頭。

    我的那些昔日一塊套過牛,砍過柴,偷過紅苕蔓子和豌豆的夥伴會坐滿我家舊院子,我們吃紙煙,喝燒酒,唱秦腔,全暈了頭,相互稱“哥哥”,棣花街人把“哥哥(ɡē)”發音為“哥哥(ɡuǒ)”,熱鬧得像一窩鳥叫。

     對于農村、農民和土地,我們從小接愛教育,也從生存體驗中,形成了固有的概念,即我們是農業國家,土地供養了我們一切,農民善良和勤勞。

    但是,長期以來,農村卻是最落後的地方,農民是最貧困的人群。

    當國家實行起改革,社會發生轉型,首先從農村開始,它的偉大功績解決了農民吃飯問題,雖然我們都知道像中國這樣的變化沒有前史可鑒,一切都充滿了生氣,一切又都混亂着,人攪着事,事攪着人,隻能撲撲騰騰往前擁着走,可農村在解決了農民吃飯問題後,國家的注意力轉移到了城市,農村又怎麼辦呢?農民不僅僅隻是吃飽肚子,水裡的葫蘆壓下去了一次就會永遠沉在水底嗎?就在要進入新的世紀的那一年,我的父親去世了。

    父親的去世使賈氏家族在棣花街的顯赫威勢開始衰敗,而棣花街似乎也度過了它暫短的欣欣向榮歲月。

    這裡沒有礦藏,沒有工業,有限的土地在極度地發揮了它的潛力後,糧食産量不再提高,而化肥、農藥、種子以及各種各樣的稅費迅速上漲,農村又成了一切社會壓力的洩洪池。

    體制對治理發生了松弛,舊的東西稀裡嘩啦地沒了,像潑去的水,新的東西遲遲沒再來,來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風方向不定地吹,農民是一群雞,羽毛翻皺,腳步趔趄,無所适從,他們無法再守住土地,他們一步一步從土地上出走,雖然他們是土命,把樹和草拔起來又抖淨了根須上的土栽在哪兒都是難活。

    我仍然是不斷地回到我的故鄉,但那條國道已經改造了,以更寬的路面橫穿了村鎮後的塬地,鐵路也将修有梯田的牛頭嶺劈開,聽說又開始在河堤内的水田裡修高速公路了,盆地就那麼小,交通的發達使耕地日益銳減。

    而老街人家在這些年裡十有**遷居到國道邊,他們當然沒再蓋那種一明兩暗的硬梁房,全是水泥預制闆搭就的二層樓,冬冷夏熱,水泥地面上滿是黃泥片,廳間蠻大,擺設的仍是那一個木闆櫃和三四隻土甕。

    巷口的一堆婦女抱着孩子,我都不認識,隻能以其相貌推測着叫起我還熟悉的他們父親的名字,果然全部準确,而他們知道了我是誰時,一哇聲地叫我“八爺!”(我在我那一輩裡排行老八。

    )我站在老街上,老街幾乎要廢棄了,門面闆有的還在,有的全然腐爛,從塌了一角的檐頭到門框腦上亮亮的挂了蛛網,蜘蛛是長腿花紋的大蜘蛛,形象醜陋,使你立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