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密謀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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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點，我在我們今晚見面的酒吧等你。
如果你不來，我就當作交易取消了。
” 英國人已經脫掉了假發，正在用浸着清潔劑的毛巾擦臉。
他默默地系上領帶，穿好上衣。
穿戴整齊之後，他轉向比利時人。
“有些事我想講清楚，”他平靜地說，聲音裡一絲友好的成分都沒有。
他盯着比利時人的眼睛冰冷得就像英吉利海峽上的迷霧。
“你做完這件工作後，就按你剛才說的那樣在酒吧裡等我。
你必須把新駕照和你手裡那張從舊駕照上撕下的紙一起給我。
我們剛才拍的所有底片和照片也要給我。
你必須忘記杜根這個名字以及那張駕照原始主人的名字。
你要做的兩個法國證件上的名字你可以自己決定，但應該是既簡單又普通的法國人名。
把這兩個證件交給我以後，上面的名字你也得忘掉。
你永遠不可以對任何其他人提起這次的交易。
如果你違反了上述任何一條，你就得死。
明白嗎？” 比利時人盯着他看了好一會兒。
在過去的三個小時裡，他本以為這個英國人隻是一個普通的主顧，僅僅希望能在英國開車，另外出于個人的原因需要在法國裝扮成一個中年人。
也許他是個走私犯，從布列塔尼的一個偏僻漁港把毒品或者鑽石運進英國。
不過他還是一個很不錯的家夥，真的很不錯。
可是現在他改變了自己的看法。
“我明白，先生。
” 幾秒鐘後，這個英國人消失在夜色裡。
他走了五個街區才叫了一輛出租車返回友誼酒店，到的時候已經是午夜了。
他在房間裡要了一瓶摩澤爾葡萄酒和一盤冷雞肉，然後認真地洗了個澡，把身上化裝的痕迹徹底弄幹淨了才睡下。
第二天早上，他結清酒店的賬單，搭乘布拉班特國際特快列車去了巴黎。
這一天是七月二十二日。
就在這一天的早上，安全局行動分局的局長坐在他的辦公桌旁，仔細審閱着他面前的兩份文件。
兩份文件都是其他部門的特工人員填寫的日常報告。
每份文件薄薄的藍色封面上都有一組名單，那是有權收到這份報告的部門頭頭的名字。
在他的名字前面，畫了一個小小的記号。
這兩份報告都是早上送來的，通常情況下，羅蘭上校隻是簡單地浏覽一下報告，了解大緻的内容，然後把主要信息儲存在他那記憶力超群的大腦的某處，并把它們各自分類存檔。
但在今天的這兩份報告裡，有一個詞頻繁出現，使他産生了興趣。
第一份報告是“三處”（西歐處）的一份内部傳閱備忘錄，裡面是“三處”常駐羅馬辦事處一份快電的摘要。
電文直截了當：羅丹、蒙克雷和卡松仍然躲在他們的頂樓套間裡，依舊由他們的八名保镖守衛着。
他們從六月十八日進駐該酒店後就再未出過大樓。
“三處”已經從巴黎增派人手到羅馬，協助對該酒店進行二十四小時監控。
巴黎的指示仍然沒變：不采取任何行動，僅保持監視。
酒店裡的人三周前已經建立了與外界聯系的渠道（詳見“三處”六月三十日發自羅馬的報告），目前該渠道仍然暢通。
聯絡員是維克多·科瓦爾斯基。
羅蘭上校的桌子右邊放着一個鋸開的一○五毫米的彈殼。
這是他的大容量煙灰缸，這會兒裡面的藍月牌香煙的煙蒂已經裝了半缸了。
彈殼邊上放着一個暗黃色的檔案夾。
上校翻開檔案夾，目光沿着《三處六月三十日羅馬報告》向下看，終于找到了他要找的那段。
報告稱：每天有一名保镖離開酒店，步行到羅馬郵電總局。
他們在這兒用“普瓦捷”的名字在郵件待領處租用了一個信箱。
“秘密軍組織”沒有用帶鑰匙的信箱顯然是擔心失竊。
所有給“秘密軍組織”最高層頭目的信件都被寄給這個“普瓦捷”，并由待領處的當值服務員負責保管。
“三處”的一名特工試圖賄賂原來的那位服務員以獲取郵件，但失敗了。
該服務員向他的上級主管彙報了此事，一名高級職員随後接替了他的工作。
現在，寄給“普瓦捷”的信件很可能是由意大利保安警察檢查，但“三處”得到指示，不得和意大利方面接觸或尋求合作。
賄賂職員的嘗試是失敗了，但他們覺得仍應該采取主動。
每天，郵局把頭天到達郵局的郵件交給保镖維克多·科瓦爾斯基，他是前外籍軍團的一名下士，也是羅丹在印度支那連隊的老兵之一。
看來，維克多·科瓦爾斯基有相應的證件或是郵局可以接受的證明信表明他就是普瓦捷。
如果維克多·科瓦爾斯基有信要寄，他就在郵局大廳的郵箱邊一直等到收信前五分鐘才将信件投入信箱，然後繼續等到郵局将所有信件收集起來，拿進大樓中心進行分類。
如要試圖介入“秘密軍組織”首腦信件的收集和發送過程，必須使用某種程度的暴力，而這已經被巴黎當局否決。
科瓦爾斯基偶爾也在海外電話櫃台打長途，但是試圖打聽其所叫号碼或者竊聽電話内容的努力也失敗了。
羅蘭上校合上檔案夾的封面，拿起當天早上送來的第二份報告。
這是來自中部城市梅斯的司法警察局一位警官的報告。
報告中說到，在一次警方對某酒吧進行例行檢查時，對一個人進行了盤查，随即引起了一場打鬥，兩名警察被打得半死。
後來在警察局通過指紋檢驗，證實此人是外籍軍團的一名逃兵，名叫桑德·科瓦茨。
他生于匈牙利，一九五六年從布達佩斯逃出。
巴黎司法警察署在梅斯司法警察局的報告底下又注了一條：科瓦茨是“秘密軍組織”的一個臭名昭著的刺客，由于和一九六一年阿爾及利亞博内和康斯坦丁地區一系列知名忠誠人士的暗殺有牽連，警方對他通緝已久。
那時他是另一名至今仍然逍遙法外的“秘密軍組織”槍手的助手，那個槍手就是前外籍軍團下士維克多·科瓦爾斯基。
同過去的做法一樣，羅蘭上校仔細思考着這兩個人之間的聯系。
最後他按下了面前的呼叫器，裡面立刻有人應道：“您好，上校先生。
”他對着呼叫器說：“給我拿一份維克多·科瓦爾斯基的個人檔案。
現在就要。
” 十分鐘後他就拿到了檔案。
他看了一個小時。
有好幾次，他的眼睛注視着那個特别的段落。
當其他巴黎人稍事休息，匆匆走過樓下的小徑去午餐時，羅蘭上校召開了一個小型會議，包括他自己、他的私人秘書、樓下文件部的筆迹專家以及兩名他的私人衛隊衛士。
“先生們，”他對他們說，“在一位現在沒有到場人士的并非出于本意卻又無法拒絕的幫助下，我們将起草、謄寫并發出一封信。
”
如果你不來，我就當作交易取消了。
” 英國人已經脫掉了假發，正在用浸着清潔劑的毛巾擦臉。
他默默地系上領帶，穿好上衣。
穿戴整齊之後，他轉向比利時人。
“有些事我想講清楚，”他平靜地說，聲音裡一絲友好的成分都沒有。
他盯着比利時人的眼睛冰冷得就像英吉利海峽上的迷霧。
“你做完這件工作後，就按你剛才說的那樣在酒吧裡等我。
你必須把新駕照和你手裡那張從舊駕照上撕下的紙一起給我。
我們剛才拍的所有底片和照片也要給我。
你必須忘記杜根這個名字以及那張駕照原始主人的名字。
你要做的兩個法國證件上的名字你可以自己決定，但應該是既簡單又普通的法國人名。
把這兩個證件交給我以後，上面的名字你也得忘掉。
你永遠不可以對任何其他人提起這次的交易。
如果你違反了上述任何一條，你就得死。
明白嗎？” 比利時人盯着他看了好一會兒。
在過去的三個小時裡，他本以為這個英國人隻是一個普通的主顧，僅僅希望能在英國開車，另外出于個人的原因需要在法國裝扮成一個中年人。
也許他是個走私犯，從布列塔尼的一個偏僻漁港把毒品或者鑽石運進英國。
不過他還是一個很不錯的家夥，真的很不錯。
可是現在他改變了自己的看法。
“我明白，先生。
” 幾秒鐘後，這個英國人消失在夜色裡。
他走了五個街區才叫了一輛出租車返回友誼酒店，到的時候已經是午夜了。
他在房間裡要了一瓶摩澤爾葡萄酒和一盤冷雞肉，然後認真地洗了個澡，把身上化裝的痕迹徹底弄幹淨了才睡下。
第二天早上，他結清酒店的賬單，搭乘布拉班特國際特快列車去了巴黎。
這一天是七月二十二日。
就在這一天的早上，安全局行動分局的局長坐在他的辦公桌旁，仔細審閱着他面前的兩份文件。
兩份文件都是其他部門的特工人員填寫的日常報告。
每份文件薄薄的藍色封面上都有一組名單，那是有權收到這份報告的部門頭頭的名字。
在他的名字前面，畫了一個小小的記号。
這兩份報告都是早上送來的，通常情況下，羅蘭上校隻是簡單地浏覽一下報告，了解大緻的内容，然後把主要信息儲存在他那記憶力超群的大腦的某處，并把它們各自分類存檔。
但在今天的這兩份報告裡，有一個詞頻繁出現，使他産生了興趣。
第一份報告是“三處”（西歐處）的一份内部傳閱備忘錄，裡面是“三處”常駐羅馬辦事處一份快電的摘要。
電文直截了當：羅丹、蒙克雷和卡松仍然躲在他們的頂樓套間裡，依舊由他們的八名保镖守衛着。
他們從六月十八日進駐該酒店後就再未出過大樓。
“三處”已經從巴黎增派人手到羅馬，協助對該酒店進行二十四小時監控。
巴黎的指示仍然沒變：不采取任何行動，僅保持監視。
酒店裡的人三周前已經建立了與外界聯系的渠道（詳見“三處”六月三十日發自羅馬的報告），目前該渠道仍然暢通。
聯絡員是維克多·科瓦爾斯基。
羅蘭上校的桌子右邊放着一個鋸開的一○五毫米的彈殼。
這是他的大容量煙灰缸，這會兒裡面的藍月牌香煙的煙蒂已經裝了半缸了。
彈殼邊上放着一個暗黃色的檔案夾。
上校翻開檔案夾，目光沿着《三處六月三十日羅馬報告》向下看，終于找到了他要找的那段。
報告稱：每天有一名保镖離開酒店，步行到羅馬郵電總局。
他們在這兒用“普瓦捷”的名字在郵件待領處租用了一個信箱。
“秘密軍組織”沒有用帶鑰匙的信箱顯然是擔心失竊。
所有給“秘密軍組織”最高層頭目的信件都被寄給這個“普瓦捷”，并由待領處的當值服務員負責保管。
“三處”的一名特工試圖賄賂原來的那位服務員以獲取郵件，但失敗了。
該服務員向他的上級主管彙報了此事，一名高級職員随後接替了他的工作。
現在，寄給“普瓦捷”的信件很可能是由意大利保安警察檢查，但“三處”得到指示，不得和意大利方面接觸或尋求合作。
賄賂職員的嘗試是失敗了，但他們覺得仍應該采取主動。
每天，郵局把頭天到達郵局的郵件交給保镖維克多·科瓦爾斯基，他是前外籍軍團的一名下士，也是羅丹在印度支那連隊的老兵之一。
看來，維克多·科瓦爾斯基有相應的證件或是郵局可以接受的證明信表明他就是普瓦捷。
如果維克多·科瓦爾斯基有信要寄，他就在郵局大廳的郵箱邊一直等到收信前五分鐘才将信件投入信箱，然後繼續等到郵局将所有信件收集起來，拿進大樓中心進行分類。
如要試圖介入“秘密軍組織”首腦信件的收集和發送過程，必須使用某種程度的暴力，而這已經被巴黎當局否決。
科瓦爾斯基偶爾也在海外電話櫃台打長途，但是試圖打聽其所叫号碼或者竊聽電話内容的努力也失敗了。
羅蘭上校合上檔案夾的封面，拿起當天早上送來的第二份報告。
這是來自中部城市梅斯的司法警察局一位警官的報告。
報告中說到，在一次警方對某酒吧進行例行檢查時，對一個人進行了盤查，随即引起了一場打鬥，兩名警察被打得半死。
後來在警察局通過指紋檢驗，證實此人是外籍軍團的一名逃兵，名叫桑德·科瓦茨。
他生于匈牙利，一九五六年從布達佩斯逃出。
巴黎司法警察署在梅斯司法警察局的報告底下又注了一條：科瓦茨是“秘密軍組織”的一個臭名昭著的刺客，由于和一九六一年阿爾及利亞博内和康斯坦丁地區一系列知名忠誠人士的暗殺有牽連，警方對他通緝已久。
那時他是另一名至今仍然逍遙法外的“秘密軍組織”槍手的助手，那個槍手就是前外籍軍團下士維克多·科瓦爾斯基。
同過去的做法一樣，羅蘭上校仔細思考着這兩個人之間的聯系。
最後他按下了面前的呼叫器，裡面立刻有人應道：“您好，上校先生。
”他對着呼叫器說：“給我拿一份維克多·科瓦爾斯基的個人檔案。
現在就要。
” 十分鐘後他就拿到了檔案。
他看了一個小時。
有好幾次，他的眼睛注視着那個特别的段落。
當其他巴黎人稍事休息，匆匆走過樓下的小徑去午餐時，羅蘭上校召開了一個小型會議，包括他自己、他的私人秘書、樓下文件部的筆迹專家以及兩名他的私人衛隊衛士。
“先生們，”他對他們說，“在一位現在沒有到場人士的并非出于本意卻又無法拒絕的幫助下，我們将起草、謄寫并發出一封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