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第二章

關燈
,來不及習慣這種令人神傷的氣味。

     我從遊客那兒得知,我家的祖宅已不複存在,就連祖宅所在的封坦卡區兩條大街之間的那條小巷也已經消失,就像有機體退化過程中的某一處結締組織。

    那麼究竟是什麼洞穿了我的記憶?是那縷夕照,帶着輝煌的青銅色雲彩,将一抹絢麗的粉紅色融化在冬運河遠端的拱門上,初見那景象也許是在威尼斯。

    還有什麼?花崗岩欄杆的陰影?說實話,隻有狗、鴿子、馬匹以及年邁溫順的衣帽間侍役,才是我比較熟悉的。

    是他們,也許還有格特森大街上某幢房子的正面。

    也許多年以前的某個兒童節我去過那兒。

    樓上窗戶上沿的花卉圖案令我感到一種怪異的戰栗正從翅膀根部穿過,這樣的翅膀,當我們在如夢如幻的回憶時刻都會從背後生出。

     和多拉見面的時間定在星期五上午,就在俄羅斯博物館前的藝術廣場,旁邊有一座普希金塑像,是十多年前由氣象委員會設立的。

    一家涉外旅行社的廣告冊子裡有這個地方的着色照片。

    這座塑像的氣象意義遠大于文化意義。

    普希金身穿長禮服,右邊衣襟永遠微微撩着,那是因為涅瓦河微風的吹拂,而不是詩歌靈感的沖動,他高高站立,眼睛望着左上方,而右手則伸向另一邊,在感覺雨下得有多大(每當紫丁香在列甯格勒公園綻放的季節,這個姿勢就非常自然)。

    我到那兒的時候,雨勢已經減弱,細雨飄蕩,在長椅上方的椴樹之間低語。

    多拉應該坐在普希金的左側,也就是我的右側。

    長椅上沒有人,看上去濕漉漉的。

    塑像基座的另一邊有三四個孩子,一看就是蘇聯孩子那種憂郁、乏味、古怪過時的形象,而我則一個人閑逛着,手上握着一份法國《人道報》,而不是什麼《工人日報》,本來謹慎起見我應該拿《工人日報》作暗号,但卻沒能買到。

    正當我把報紙鋪在長椅上的時候,一位女士一瘸一拐地——我早知道了——沿公園小徑朝我走來。

    她身穿淡粉色上衣——這我也知道,一條腿天生畸形,拄着一根結實的拐杖。

    她還帶着一把半透明的小傘,這卻不在特征清單裡。

    我頓時哭成淚人兒(盡管我吃足了藥片)。

    她那雙溫柔美麗的眼睛也濕潤了。

     我是否收到A.B.的電報?兩天前發往我在巴黎的地址?莫裡茨旅館? “全亂套了,”我說道,“再說我提前離開了。

    不要緊。

    她的情況有沒有更糟?” “不,不,不,恰恰相反。

    我知道你肯定會來,但出了點意外。

    星期二我上班的時候卡爾突然來了,把她帶走了。

    他還拿走了我新買的手提箱。

    他根本不管那是誰的東西。

    有朝一日他會被當作慣偷叫人打死。

    他第一次遇到
0.050576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