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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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每一節俄語課都是她帶着我的某一首詩或某一篇散文去某位俄國夫人那兒,庫帕羅夫小姐或者羅帕庫夫太太(都不怎麼懂英語),請她們用一種臨時代用的沃拉蔔克語口頭解釋給她聽。

    當我向艾麗斯指出,這樣随意學習是在浪費時間,她就另外尋覓一種能讓她讀懂我作品的魔法。

    那時(一九二五年)我已經開始創作第一部小說(《塔瑪拉》),她哄我給了她一份剛打出來的第一章,拿着它找到一家将實用文件——比如俄國難民向各類人民委員會鼠窩裡的老鼠發出的各種申請和懇求——翻譯成法文的機構。

    答應為她提供“直譯文本”——為此她支付了外彙——的那個人将打字稿收了兩個月,在交還給她時告誡說我的“文章”有着幾乎不可克服的困難,“通篇諺語和普通讀者根本不熟悉的文體”。

    就這樣,一個坐在簡陋、淩亂、嘈雜的辦公室裡的無名傻子成了我作品的第一個評論者,第一個翻譯者。

     我之前對此事一無所知,直到有一天我發現她低垂着滿頭棕色鬈發看幾張大紙,邊邊角角都塗滿惡狠狠的紫色字母,幾乎被戳爛了。

    那時候我很天真地反對任何形式的翻譯,部分原因是我曾嘗試将兩三篇早年習作譯成英文,卻導緻一種病态的反感——以及令人發狂的頭痛。

    艾麗斯拳頭支着面頰,眼睛倦怠而疑惑地轉動着,擡起頭看看我,帶着幾分羞怯,卻又閃現出一絲從未有過的荒謬和難堪。

    第一行我就發現一處大錯,第二行又是一處錯,再也懶得讀下去,順手把整篇東西撕個粉碎——對此,我那備受挫折的愛人毫無反應,除了一聲不置可否的歎息。

     無法進入我的創作,為了彌補這遺憾,她決定自己當作家。

    從一九二○年代中期直到她那短暫、不幸、被虛擲的人生結束,我的艾麗斯從未間斷過一部偵探小說的寫作,連續寫了二稿、三稿、四稿,其中的情節、人物、場景,所有一切都在一次又一次令人大惑不解的瘋狂删改中不斷變化——所有一切,除了人名(我連一個都沒有記住)。

     她不僅缺乏文學天賦,甚至對于那些風靡一時卻昙花一現的“犯罪小說”提供者中少數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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