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号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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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或棉布的襯衣。
總之，他的穿戴不像是醫生，他一件衣服可以穿上十年。
新的衣服，他通常都到猶太人鋪子裡去買，一穿上去就像是舊衣服一樣，又皺又舊。
看病、吃飯、做客，他總是穿着那套衣服。
不過，他這樣做并不是由于吝啬，而是他對自己的外表完全不在乎。
安德烈·葉菲梅奇來本城任職時，這個“慈善機關”的情況糟透了：病房裡、過道裡、醫院的院子裡，臭得叫人難于喘氣。
醫院裡的雜役、助理護士及他們的孩子們跟病人一塊兒住在病房裡。
他們抱怨這裡沒法生活，因為蟑螂、臭蟲和老鼠太多。
在外科病房裡丹毒從沒絕迹。
整個醫院隻有兩把手術刀，溫度計一個也沒有，浴室裡堆放土豆。
總管、女管理員、醫生都向病人勒索。
安德烈·葉菲梅奇的前任是一個老醫生。
據說他似乎私下裡賣過酒精，還與助理護士和女病人有私通，情婦成群。
城裡人都非常清楚這些烏七八糟的事，甚至還添油加醋，但是大家對這種現象卻滿不在乎。
有些人為其辯解說，躺在醫院裡的都是些小市民和農夫，他們不可能不滿意，因為他們在家裡住比醫院裡還要糟糕得多。
總不能拿松雞去喂他們吧！另一些人則辯白說：地方自治局不給資助，單靠城市本身，沒有力量維持一個醫院，謝天謝地，醫院雖然不好，也總還算有一個。
而新成立的地方自治局不論在城裡還是郊區都沒有開辦診所，理由是，城裡已經有一個醫院了。
巡視完醫院後，安德烈·葉菲梅奇作出的結論是：這是一個道德敗壞的機構，對病人的健康極其有害。
按他的看法，可以做到的最聰明的辦法，就是把病人放走，醫院關門。
但是他考慮到，隻是他一個人的意願是辦不成這件事的，而且這樣辦了也沒有用。
就算把肉體和精神上都不幹淨的人趕出一個地方，那麼他們還會搬到另一個地方去。
應該等他們自我消失。
況且，既然人們開了這個醫院，允許它在這裡存在，那就是說，它是需要的，各種偏見和生活中的種種壞事和醜事也是需要的。
因為慢慢地它們也會轉化成某種有用的東西，就像肥料變成黑土一樣。
世界上沒有一件美好的東西在其剛開始的時候不帶一點污穢物的。
安德烈·葉菲梅奇任職後，對這些烏七八糟的現象顯然相當冷漠。
他隻要求醫院裡的雜役和助理護士不要去病房裡過夜，添置了兩個櫃子的醫療器械。
至于總管、女管理員、醫士和外科的丹毒等，都沒有變動。
安德烈·葉菲梅奇非常喜愛理性和正直，可是要他在自己身邊建立有理性的和正直的生活，卻缺乏堅強的意志力，也不大相信自己有這種權力。
下命令、禁止、堅持，他實在不會，就好像他起過誓，永遠不提高嗓門說話，永遠不用命令的口氣似的。
要他說“給我！”或“拿來！”是很困難的。
他想吃東西的時候，總是猶豫地咳嗽一聲，然後對廚娘說：“給我喝點茶才好……”或者“給我開飯才好”。
要他對總管說不要再偷東西，或者把他趕走，或者幹脆把這個不必要的、寄生的職位撤銷了——那是根本辦不到的。
當安德烈·葉菲梅奇受到欺騙或受到奉承，或者人家送來假單據讓他簽字時，他的臉會漲得像龍蝦一樣紅，感到于心有愧，但他還是簽了字。
每當病人抱怨他們吃不飽，或者助理護士态度粗暴時，他都會很尴尬，抱歉地說： “好，好，我以後調查一下……大概這裡有誤會……” 開始時安德烈·葉菲梅奇工作很努力，他每天從早晨到午飯時都給病人看病、動手術，甚至還接生。
婦女們都說他工作認真，診斷很準确，特别是婦科和小兒科的病。
但是，漸漸地由于工作單調乏味并且顯然徒勞無益，他顯然厭倦了。
你今天接待三十個病人，明天你瞧，增加到了三十五個，後天則是四十個了。
照這樣，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過去了，但是城裡的死亡率卻并沒有減少，病人還是不斷地來。
從早晨到午飯時要給四十個門診病人認真看病，體力上是不可能辦到的。
因此這不能不是欺騙。
簡單地推算一下，一年接待一萬二千個門診病人，就等于欺騙了一萬二千人。
至于把重病号送進病房，按科學規則給他們治病，那也是辦不到的，因為規則雖有，科學卻無。
如果丢開哲學議論，像其他醫生一樣，學究式地依據規則辦事，那麼，首先就需要清潔和通風，而不是到處肮髒；要健康的飲食，而不是臭酸菜湯；需要好的醫務助理，而不是小偷。
是啊，既然死亡是每個人正常的合理的結局，又何必去阻攔人們死呢？即使某個商人或文官多活五年十年，那又有什麼好處呢？如果認為醫學的目的在于藥物能減輕痛苦，那就不能不問一句：為什麼要減輕痛苦呢？首先，據說，痛苦可以使人達到理想的境界；其次，人類要是真的學會了用藥丸和藥水減輕自己的痛苦，那就會把宗教和哲學完全抛掉。
可是直到現在為止，人類不僅在其中找到了避免各種倒黴事的保障，甚至找到了幸福。
普希金在臨死前經受了可怕的痛苦，可憐的海涅在床上癱了好幾年。
為什麼安德烈·葉菲梅奇或者瑪特遼娜·薩維什娜就不能生病呢？他們的生活本來就毫無内容，如果再沒有痛苦的話，就是完全空虛，跟變形蟲的生活一樣了。
安德烈·葉菲梅奇被這些推論壓倒了，十分沮喪，已不再天天都到醫院裡去了。
通常是早晨八點鐘起床，穿衣服和喝茶，然後在自己的書房裡坐下來看書或者到醫院去。
在這裡，在醫院裡，門診的病人坐在又窄又黑的過道裡，等着看病。
醫院裡的雜役和助理護士就在他們身邊跑來跑去，皮鞋在磚砌的地闆上踩得咯咯響。
一些瘦弱的穿着病服的病人也從這裡通過，死屍和盛着髒東西的器皿也從這裡擡過去。
孩子們在哭，吹來一陣陣過堂風。
安德烈·葉菲梅奇知道，這樣的環境對于發燒的、害肺病的和一般敏感的病人來說，是很難受的。
但又有什麼辦法呢？在候診室，他遇見了醫士謝爾蓋·謝爾蓋伊奇。
他是一個矮胖子，胖胖的臉刮得很亮，洗得幹幹淨淨，舉止溫和、平穩，穿一件新的寬大的衣服。
他與其說像醫士，不如說像一名樞密官。
在城裡他有很大的私人業務。
他打着一個白領結，自認比那些沒有私人行醫業務的醫生更内行。
在候診室一個角落的神龛裡放着一個大聖像，還有一盞笨重的神燈，旁邊有一個讀經台，罩着白布套，牆上挂着大主教的像，斯維亞托戈爾修道院的風景畫和幹矢車菊花圈。
謝爾蓋·謝爾蓋伊奇信教，也喜歡華麗場面，聖像是他出資安置的。
每逢星期日，他都指定一個病人去候診室裡朗誦贊美歌。
朗誦完了之後，謝爾蓋·謝爾蓋伊奇便提着手提香爐，搖動它，使神香散出來，走遍所有病房。
病人很多，時間卻很少。
因此，醫療工作也就局限于問幾句病情，發一點類似清涼油、蓖麻油之類的藥品。
安德烈·葉菲梅奇坐着，用拳頭支着臉頰，沉思着，機械地提幾個問題。
謝爾蓋·謝爾蓋伊奇也坐着，搓着自己的小手，偶爾也插上一句話。
“我們之所以貧病交加，”他說，“是因為我們沒有很好地向仁慈的上帝祈禱。
對了！” 安德烈·葉菲梅奇診病的時候，從不動手術，他早已不幹這一行了，一見血他就不愉快地激動起來。
當他必須讓小孩張開嘴，看一下喉嚨，而小孩卻大哭大鬧，用小手擋住時，耳朵裡的鬧聲就會使他頭暈，眼睛裡湧出淚水來。
這時他就急忙地給開個藥方，擺擺手，叫女人趕快把孩子帶走。
在門診時，病人的膽怯和頭腦不清，身邊打扮華麗的謝爾蓋·謝爾蓋伊奇，還有牆上的照片，以及二十多年來對病人不斷地問過多少次的那些問題，這一切不久就弄得他厭煩了。
他看完五六個病人後就走了，剩下的病人就由醫士去接待。
安德烈·葉菲梅奇愉快地想到：謝天謝地，自己很久都沒有私人行醫了，現在誰也不會來打攪他了。
因此，他一回到家，馬上就在書房的桌子旁邊坐下來，開始看書。
他讀很多的書，而且總是很高興，他的薪金有一半用在購書上。
他的住所有六個房間，其中三個房間堆滿了各種書籍和舊雜志，他最喜歡看的是曆史和哲學方面的著作。
醫學方面，他隻訂了一份《醫生》。
讀這本書時，他總是從後面讀起。
他看書，總是一看就是幾個小時，中間不休息，也不感到累。
他不像伊萬·德米特裡奇那樣看得又快又急，而是慢慢地看，深入地領會，遇到他喜歡的或者不理解的地方常常就停一停。
書的旁邊總是放着一小杯酒，同時放一塊腌黃瓜或漬蘋果，不用碟子，就直接放在粗呢桌布上。
每半個小時，他就眼睛不離書，倒上一小杯白酒喝下去，然後也不看，隻是用手摸到黃瓜并咬下一小塊。
到下午三點鐘，他才小心地走到廚房門口，咳嗽一聲，說道： “達留什卡，給我開飯怎麼樣……” 安德烈·葉菲梅奇吃完一頓相當差的、不幹不淨的飯以後，就在書房裡來回踱步，雙手交叉放在胸口上，思索着。
鐘敲響了四點鐘，然後是五點鐘，可是他還在踱步，還在想事。
偶爾廚房門嘎吱一聲，達留什卡那張睡眼惺忪的紅臉從門縫裡探出來。
“安德烈·葉菲梅奇，您到喝啤酒的時候了吧？”她關心地問。
“不，還沒到點……”他回答道，“我要再等一會兒……我要再等一會兒……” 到了傍晚，郵政局長米哈依爾·阿維良内奇照例就來了。
他是全城中安德烈·葉菲梅奇唯一不讨厭的人。
米哈依爾·阿維良内奇以前是一個很富有的地主，曾在騎兵軍裡服役，後來破産了，為貧窮所迫，晚年就到郵政部門工作了。
他精力充沛，很健康，留着白色漂亮的連鬓胡子，彬彬有禮，嗓門洪亮而又好聽。
他心地善良，多情善感，但脾氣暴躁。
每當郵政局裡有顧客提出異議，不同意他的意見，或者要進行說理的時候，米哈依爾·阿維良内奇就臉紅脖子粗，全身發顫，大聲喊道：“閉嘴！”因此，郵政局早就成了一個有名的單位，人們到這裡來都心驚膽戰。
米哈依爾·阿維良内奇尊敬和喜歡安德烈·葉菲梅奇，是因為他有學問，精神高尚。
可是他對小市民的态度則很高傲，就像對自己的部下一樣。
“我來了！”他走進安德烈·葉菲梅奇的家時說，“您好，我親愛的！您恐怕讨厭我了吧，對嗎？” “相反，我很高興，”醫生回答說，“我什麼時候見到您都很高興。
” 兩個朋友就在書房的長沙發上坐下來，默默地抽了一會兒煙。
“達留什卡，給我們拿啤酒來好嗎？”安德烈·葉菲梅奇說。
他們喝了第一杯酒，仍然沒有說話。
醫生一副若有所思的樣子，米哈依爾·阿維良内奇則顯出高興快活的神情，仿佛有什麼非常有趣的事要說似的。
談話總是由醫生先開始的。
“真可惜，”他慢吞吞地輕聲地說，搖搖頭，眼睛并沒有看着他的朋友（他從來不直視人家），“真是太可惜了，尊敬的米哈依爾·阿維良内奇，我們城裡竟沒有一個人能夠而且喜歡聰明而有趣地談談話的人。
這是我們最大的貧困。
甚至知識分子也跳不出庸俗！我向您保證，他們的智力發展水平一點也不比下層人高。
” “完全正确。
我同意。
” “您自己也知道，”醫生小聲地接着說，聲音抑揚頓挫，“在這個世界上，除了最崇高的人類智慧的精神表現之外，其他一切都是無足輕重的、沒有意義的。
智慧在人類和動物之間劃出了一條明晰的界線，暗示着人類的神聖性，在某種程度上它甚至代替了實際并不存在的不朽。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說，智慧乃是快樂的唯一可能的源泉。
可是我們在自己的周圍卻看不見，也聽不見智慧。
這就是說，我們的快樂被剝奪了。
誠然，我們有書籍，但是這跟活生生的談話和交際是根本不同的。
要是您允許我打個不完全恰當的比喻的話，那麼我就要說，書是音符，談話才是歌。
” “完全正确。
” 又是沉默。
達留什卡從廚房裡出來，帶着不無哀傷的表情，用一隻拳頭支着臉，站在門口，想聽聽他們的談話。
“唉！”米哈依爾·阿維良内奇歎了一口氣，“您要求現在的人有智慧，休想！” 他談到過去的生活如何健康、快活和有意義。
從前俄羅斯的知識分子是多麼聰明，他們使人格和友誼具有了崇高的概念。
借給别人錢不要借據。
對貧困的同伴不肯伸出支援的手則被看作是可恥。
而且從前的出征、冒險和作戰又是什麼樣子啊！什麼樣的夥伴，什麼樣的女人！而高加索——是多麼驚人的地方！有一個營長的妻子，是個怪女人，穿一身軍官服裝，每天傍晚一個人騎馬到山上去，也沒有向導。
據說她跟山村裡的一個小公爵有點風流韻事。
“聖母啊，媽呀……”達留什卡感歎道。
“那時的人又是怎樣喝酒，怎樣吃飯的啊！那時又有什麼樣的不可救藥的自由主義者啊！” 安德烈·葉菲梅奇聽着，但沒有聽進去，他一邊喝啤酒，一邊在想什麼心事。
“我常常夢見聰明人，并與他們交談，”他突然打斷米哈依爾·阿維良内奇的話說，“我的父親給我受了很好的教育，可是他在六十年代的思想影響下，強迫我當了醫生。
我覺得，假如我當時不聽從他的話，那麼我現在一定處在智力運動的中心了。
我大概已經是一個大學的教師了。
當然，智慧也不是永久的，而是暫時的，不過，您已經知道，我為什麼會對智慧抱有偏愛。
生活是令人苦惱的陷阱。
一個有思想的人到了成年時期，思想意識成熟了，他就會不由自主地感到自己掉進了沒有出路的陷阱裡。
事實上，他從不存在到有了生命，并不是他自己做主的，而是某種偶然性使然……這是為什麼呢？他想弄明白自己生存的意義和目的。
人家卻不跟他說，或者是說些荒唐話。
他去敲人家的門，人家卻不給他開門。
死神來找他，那也不是他自己願意的。
因此，就像監獄裡被共同的不幸聯結着的人們，當他們聚集在一起時，會感到輕松一些。
在生活中也是一樣，喜歡分析和歸納的人湊到一起，交換交換自己驕傲而自由的思想，這樣消磨時間，就不覺得自己是在陷阱裡了。
從這個意義上說，智慧是不可取代的快樂。
” “完全正确。
” 安德烈·葉菲梅奇沒有正面看着自己的交談者，繼續講關于聰明人的事，講他和他們的談話。
他說話很輕，有時也停頓一下。
米哈依爾·阿維良内奇則仔細地聽着他講，表示同意地說：“完全正确！” “您不相信靈魂不朽嗎？”郵政局長突然問一句。
“不，米哈依爾·阿維良内奇，我不相信，而且也沒有理由相信。
” “老實說，我也懷疑。
盡管我有一種感覺，似乎我永遠不會死。
我在想，哎喲，老家夥，也該死了！而我的靈魂裡卻有一個小小的聲音在說：别相信，您不會死！……” 九點鐘一過，米哈依爾·阿維良内奇要告辭了。
在前堂穿上皮大衣後，他歎口氣說： “可是命運把我們送到什麼樣的荒涼的地方來了！最惱恨的是，我們将不得不死在這裡。
唉……”
傍晚和後來的夜晚都很安靜，沒有一點聲音幹擾。
時間仿佛停住了，同看書的醫生一起呆然不動，而且除了書和帶綠燈罩的燈以外，仿佛什麼都不存在了。
醫生的那張粗糙的、農夫一樣的臉表現出一種非常感動的笑容和在人類智慧運動面前的喜悅。
“啊，為什麼人不能長生不死呢？”他在想，“為什麼人要有腦中樞和腦室？為什麼人要有視力，會說話，能自我感覺和有天才呢？而這一切豈不都注定要埋進土裡，最後與地殼一同冷卻，然後又是幾百萬年，無意義也無目的地随着地球圍繞太陽旋轉嗎？隻為了冷卻，然後再去旋轉，根本不需要把人及其崇高的、近似神的智慧從不存在中引出來，然後又好像開玩笑似的把他變成黏土。
” “新陳代謝！可是用這種不朽的代用品來安慰自己是何等的怯懦啊！自然界的這種無意識的變換過程甚至比人類的愚蠢還要低級，因為不管怎麼樣，愚蠢中還有意識和意志，而在上述那種過程裡卻什麼也沒有。
隻有在死亡面前尊嚴多于恐懼的懦夫才會安慰自己說：他的身體将會活在青草裡、石頭裡、癞蛤蟆身上……在新陳代謝中看到自己的不朽是奇怪的，就像一把珍貴的提琴砸碎沒用後，卻預言裝提琴的盒子将會有燦爛的前途一樣。
” 每當時鐘敲響，安德烈·葉菲梅奇便把身子向圈椅背上靠一靠，閉上眼睛，思考一會兒，不由得在剛從書上讀到的美好思想的影響下，回眸一下自己的過去和現在。
過去令他厭惡，還是不去回憶為妙，可是現在也和過去一樣。
他知道，當他的思想正随着冷卻下去的地球圍繞太陽旋轉的時候，在同醫生住宅并排的大房子裡，人們卻在疾病和肉體方面的不潔中受苦。
也許，有的人睡不了覺，正在同蚊蟲作戰；有的人正在受丹毒的傳染，或者由于繃帶紮得太緊而在呻吟。
也許病人們正在跟助理護士打牌、喝酒。
每年總有一萬二千人上當受騙。
所有醫院裡的事情都跟二十年前一樣，建立在盜竊、争吵、毀謗、徇私舞弊上面，建立在粗野的招搖撞騙上面。
醫院仍舊是一個不道德的機構，對病人的健康極端有害。
他知道尼基塔在六号病房的鐵栅欄裡毆打病人，也知道莫依謝依卡每天到城裡去乞讨。
另一方面，他也非常清楚地知道，近二十五年來醫學上發生了神話般的變化。
在大學念書的時候，他曾以為醫學不久就會遭到與煉金術、玄學同樣的命運。
而現在，每當他晚上看書，醫學卻使他感動，使他驚奇，甚至興奮。
真的，多麼意想不到的輝煌，什麼樣的革命啊！由于有了防腐方法，偉大的皮羅戈夫認為，就連将來無法做的手術，現在都可以做了。
地方自治局的普通醫生都能做截除膝關節的手術，一百例剖腹手術中隻有一例造成死亡。
至于結石病，那已被看作是小事一樁了，甚至已沒有人為它寫文章了。
梅毒已經可以根治了，而遺傳學理論、催眠學、巴斯德和科赫的發現，以統計學為基礎的衛生學，還有我們俄羅斯地方自治局的醫生的工作，精神病學以及現代精神病分類法、診斷法和醫學療法等——與過去相比，簡直就是整個的厄爾布魯士。
現在不再給瘋子頭上潑冷水了，也不再給他們穿緊身衣了，人們已用人道的态度對待瘋子，甚至像報紙上說的，為他們舉辦舞會和演出。
安德烈·葉菲梅奇知道，從現在的眼光來看，像六号病房這樣糟糕的情形也許隻有在離鐵路二百俄裡遠的小城中才會出現。
這個小城的市長和所有的自治會的議員都是半文盲的小市民，他們把醫生看作是術士，即使醫生要把燒熔的錫灌進他們的嘴裡，他們也會相信醫生，不會有半點兒批評。
要是在别的地方，社會公衆和報紙早就把這個小小的巴士底砸得粉碎了。
“那又怎麼樣呢？”安德烈·葉菲梅奇自問道，睜開了眼睛，“由此又能得出什麼結論呢？有了防腐方法，有了科赫，有了巴斯德，也絲毫不能改變事物的實質，患病率和死亡率仍舊一樣。
他們給瘋人開舞會和演出，仍舊沒有給他們自由，就是說，還是胡謅和徒勞無益。
在最好的維也納醫院和我們的醫院之間，實際上沒有任何的區别。
” 可是悲哀和一種類似嫉妒的東西卻不允許他漠不關心，這大概是因為他疲倦了的緣故。
那沉甸甸的腦袋向書本垂了下去，他就用雙手托住臉，以便舒服一點。
他想道： “我在為有害的事業服務，并從被我欺騙的人那裡領取薪水，我不誠實。
可是，須知，我本人是無能為力的，我隻是必然的社會罪惡的一小部分，所有縣城的官員都是有害的人，都白白拿薪水……也就是說，我不誠實并不能怪我，而是要怪時代……如果我晚降生二百年，我就成為另一個人了。
” 當時鐘敲了三次時，他吹滅了燈，走進卧室，但他不想睡。
為了協助安德烈·葉菲梅奇工作，縣醫生葉夫根尼·費多雷奇·霍博托夫也應邀進城。
這是一個還很年輕的人，甚至不到三十歲，高個子，黑頭發，高顴骨，小眼睛。
大概他的祖先是異族人。
他進城來的時候，身無分文，隻有一個小手提箱，還帶來一個年輕的醜女人，他稱她是自己的女廚子。
這個女人有一個正在喂奶的孩子。
平時，葉夫根尼·費多雷奇穿一雙高筒皮鞋，戴一頂硬帽檐的大檐帽，冬天則穿一件短羊皮襖。
他同醫士謝爾蓋·謝爾蓋伊奇以及會計交成了好朋友，而對其他職員卻不知為什麼稱為貴族，而且躲開他們。
他整個住宅隻有一本書：《一八八一年維也納醫院的最新處方》。
他去出診的時候，手裡總是帶着這本書。
每到傍晚他都到俱樂部去打台球。
紙牌他不喜歡玩。
談話時他最喜歡用的詞是：無聊的拖延、廢話連篇、故布疑陣，等等。
他一星期去醫院兩次，查病房和在門診室診病。
醫院裡根本沒有防腐劑，放血用抽血
總之，他的穿戴不像是醫生，他一件衣服可以穿上十年。
新的衣服，他通常都到猶太人鋪子裡去買，一穿上去就像是舊衣服一樣，又皺又舊。
看病、吃飯、做客，他總是穿着那套衣服。
不過，他這樣做并不是由于吝啬，而是他對自己的外表完全不在乎。
安德烈·葉菲梅奇來本城任職時，這個“慈善機關”的情況糟透了：病房裡、過道裡、醫院的院子裡，臭得叫人難于喘氣。
醫院裡的雜役、助理護士及他們的孩子們跟病人一塊兒住在病房裡。
他們抱怨這裡沒法生活，因為蟑螂、臭蟲和老鼠太多。
在外科病房裡丹毒從沒絕迹。
整個醫院隻有兩把手術刀，溫度計一個也沒有，浴室裡堆放土豆。
總管、女管理員、醫生都向病人勒索。
安德烈·葉菲梅奇的前任是一個老醫生。
據說他似乎私下裡賣過酒精，還與助理護士和女病人有私通，情婦成群。
城裡人都非常清楚這些烏七八糟的事，甚至還添油加醋，但是大家對這種現象卻滿不在乎。
有些人為其辯解說，躺在醫院裡的都是些小市民和農夫，他們不可能不滿意，因為他們在家裡住比醫院裡還要糟糕得多。
總不能拿松雞去喂他們吧！另一些人則辯白說：地方自治局不給資助，單靠城市本身，沒有力量維持一個醫院，謝天謝地，醫院雖然不好，也總還算有一個。
而新成立的地方自治局不論在城裡還是郊區都沒有開辦診所，理由是，城裡已經有一個醫院了。
巡視完醫院後，安德烈·葉菲梅奇作出的結論是：這是一個道德敗壞的機構，對病人的健康極其有害。
按他的看法，可以做到的最聰明的辦法，就是把病人放走，醫院關門。
但是他考慮到，隻是他一個人的意願是辦不成這件事的，而且這樣辦了也沒有用。
就算把肉體和精神上都不幹淨的人趕出一個地方，那麼他們還會搬到另一個地方去。
應該等他們自我消失。
況且，既然人們開了這個醫院，允許它在這裡存在，那就是說，它是需要的，各種偏見和生活中的種種壞事和醜事也是需要的。
因為慢慢地它們也會轉化成某種有用的東西，就像肥料變成黑土一樣。
世界上沒有一件美好的東西在其剛開始的時候不帶一點污穢物的。
安德烈·葉菲梅奇任職後，對這些烏七八糟的現象顯然相當冷漠。
他隻要求醫院裡的雜役和助理護士不要去病房裡過夜，添置了兩個櫃子的醫療器械。
至于總管、女管理員、醫士和外科的丹毒等，都沒有變動。
安德烈·葉菲梅奇非常喜愛理性和正直，可是要他在自己身邊建立有理性的和正直的生活，卻缺乏堅強的意志力，也不大相信自己有這種權力。
下命令、禁止、堅持，他實在不會，就好像他起過誓，永遠不提高嗓門說話，永遠不用命令的口氣似的。
要他說“給我！”或“拿來！”是很困難的。
他想吃東西的時候，總是猶豫地咳嗽一聲，然後對廚娘說：“給我喝點茶才好……”或者“給我開飯才好”。
要他對總管說不要再偷東西，或者把他趕走，或者幹脆把這個不必要的、寄生的職位撤銷了——那是根本辦不到的。
當安德烈·葉菲梅奇受到欺騙或受到奉承，或者人家送來假單據讓他簽字時，他的臉會漲得像龍蝦一樣紅，感到于心有愧，但他還是簽了字。
每當病人抱怨他們吃不飽，或者助理護士态度粗暴時，他都會很尴尬，抱歉地說： “好，好，我以後調查一下……大概這裡有誤會……” 開始時安德烈·葉菲梅奇工作很努力，他每天從早晨到午飯時都給病人看病、動手術，甚至還接生。
婦女們都說他工作認真，診斷很準确，特别是婦科和小兒科的病。
但是，漸漸地由于工作單調乏味并且顯然徒勞無益，他顯然厭倦了。
你今天接待三十個病人，明天你瞧，增加到了三十五個，後天則是四十個了。
照這樣，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過去了，但是城裡的死亡率卻并沒有減少，病人還是不斷地來。
從早晨到午飯時要給四十個門診病人認真看病，體力上是不可能辦到的。
因此這不能不是欺騙。
簡單地推算一下，一年接待一萬二千個門診病人，就等于欺騙了一萬二千人。
至于把重病号送進病房，按科學規則給他們治病，那也是辦不到的，因為規則雖有，科學卻無。
如果丢開哲學議論，像其他醫生一樣，學究式地依據規則辦事，那麼，首先就需要清潔和通風，而不是到處肮髒；要健康的飲食，而不是臭酸菜湯；需要好的醫務助理，而不是小偷。
是啊，既然死亡是每個人正常的合理的結局，又何必去阻攔人們死呢？即使某個商人或文官多活五年十年，那又有什麼好處呢？如果認為醫學的目的在于藥物能減輕痛苦，那就不能不問一句：為什麼要減輕痛苦呢？首先，據說，痛苦可以使人達到理想的境界；其次，人類要是真的學會了用藥丸和藥水減輕自己的痛苦，那就會把宗教和哲學完全抛掉。
可是直到現在為止，人類不僅在其中找到了避免各種倒黴事的保障，甚至找到了幸福。
普希金在臨死前經受了可怕的痛苦，可憐的海涅在床上癱了好幾年。
為什麼安德烈·葉菲梅奇或者瑪特遼娜·薩維什娜就不能生病呢？他們的生活本來就毫無内容，如果再沒有痛苦的話，就是完全空虛，跟變形蟲的生活一樣了。
安德烈·葉菲梅奇被這些推論壓倒了，十分沮喪，已不再天天都到醫院裡去了。
六
他的生活就是這樣過的。通常是早晨八點鐘起床，穿衣服和喝茶，然後在自己的書房裡坐下來看書或者到醫院去。
在這裡，在醫院裡，門診的病人坐在又窄又黑的過道裡，等着看病。
醫院裡的雜役和助理護士就在他們身邊跑來跑去，皮鞋在磚砌的地闆上踩得咯咯響。
一些瘦弱的穿着病服的病人也從這裡通過，死屍和盛着髒東西的器皿也從這裡擡過去。
孩子們在哭，吹來一陣陣過堂風。
安德烈·葉菲梅奇知道，這樣的環境對于發燒的、害肺病的和一般敏感的病人來說，是很難受的。
但又有什麼辦法呢？在候診室，他遇見了醫士謝爾蓋·謝爾蓋伊奇。
他是一個矮胖子，胖胖的臉刮得很亮，洗得幹幹淨淨，舉止溫和、平穩，穿一件新的寬大的衣服。
他與其說像醫士，不如說像一名樞密官。
在城裡他有很大的私人業務。
他打着一個白領結，自認比那些沒有私人行醫業務的醫生更内行。
在候診室一個角落的神龛裡放着一個大聖像，還有一盞笨重的神燈，旁邊有一個讀經台，罩着白布套，牆上挂着大主教的像，斯維亞托戈爾修道院的風景畫和幹矢車菊花圈。
謝爾蓋·謝爾蓋伊奇信教，也喜歡華麗場面，聖像是他出資安置的。
每逢星期日，他都指定一個病人去候診室裡朗誦贊美歌。
朗誦完了之後，謝爾蓋·謝爾蓋伊奇便提着手提香爐，搖動它，使神香散出來，走遍所有病房。
病人很多，時間卻很少。
因此，醫療工作也就局限于問幾句病情，發一點類似清涼油、蓖麻油之類的藥品。
安德烈·葉菲梅奇坐着，用拳頭支着臉頰，沉思着，機械地提幾個問題。
謝爾蓋·謝爾蓋伊奇也坐着，搓着自己的小手，偶爾也插上一句話。
“我們之所以貧病交加，”他說，“是因為我們沒有很好地向仁慈的上帝祈禱。
對了！” 安德烈·葉菲梅奇診病的時候，從不動手術，他早已不幹這一行了，一見血他就不愉快地激動起來。
當他必須讓小孩張開嘴，看一下喉嚨，而小孩卻大哭大鬧，用小手擋住時，耳朵裡的鬧聲就會使他頭暈，眼睛裡湧出淚水來。
這時他就急忙地給開個藥方，擺擺手，叫女人趕快把孩子帶走。
在門診時，病人的膽怯和頭腦不清，身邊打扮華麗的謝爾蓋·謝爾蓋伊奇，還有牆上的照片，以及二十多年來對病人不斷地問過多少次的那些問題，這一切不久就弄得他厭煩了。
他看完五六個病人後就走了，剩下的病人就由醫士去接待。
安德烈·葉菲梅奇愉快地想到：謝天謝地，自己很久都沒有私人行醫了，現在誰也不會來打攪他了。
因此，他一回到家，馬上就在書房的桌子旁邊坐下來，開始看書。
他讀很多的書，而且總是很高興，他的薪金有一半用在購書上。
他的住所有六個房間，其中三個房間堆滿了各種書籍和舊雜志，他最喜歡看的是曆史和哲學方面的著作。
醫學方面，他隻訂了一份《醫生》。
讀這本書時，他總是從後面讀起。
他看書，總是一看就是幾個小時，中間不休息，也不感到累。
他不像伊萬·德米特裡奇那樣看得又快又急，而是慢慢地看，深入地領會，遇到他喜歡的或者不理解的地方常常就停一停。
書的旁邊總是放着一小杯酒，同時放一塊腌黃瓜或漬蘋果，不用碟子，就直接放在粗呢桌布上。
每半個小時，他就眼睛不離書，倒上一小杯白酒喝下去，然後也不看，隻是用手摸到黃瓜并咬下一小塊。
到下午三點鐘，他才小心地走到廚房門口，咳嗽一聲，說道： “達留什卡，給我開飯怎麼樣……” 安德烈·葉菲梅奇吃完一頓相當差的、不幹不淨的飯以後，就在書房裡來回踱步，雙手交叉放在胸口上，思索着。
鐘敲響了四點鐘，然後是五點鐘，可是他還在踱步，還在想事。
偶爾廚房門嘎吱一聲，達留什卡那張睡眼惺忪的紅臉從門縫裡探出來。
“安德烈·葉菲梅奇，您到喝啤酒的時候了吧？”她關心地問。
“不，還沒到點……”他回答道，“我要再等一會兒……我要再等一會兒……” 到了傍晚，郵政局長米哈依爾·阿維良内奇照例就來了。
他是全城中安德烈·葉菲梅奇唯一不讨厭的人。
米哈依爾·阿維良内奇以前是一個很富有的地主，曾在騎兵軍裡服役，後來破産了，為貧窮所迫，晚年就到郵政部門工作了。
他精力充沛，很健康，留着白色漂亮的連鬓胡子，彬彬有禮，嗓門洪亮而又好聽。
他心地善良，多情善感，但脾氣暴躁。
每當郵政局裡有顧客提出異議，不同意他的意見，或者要進行說理的時候，米哈依爾·阿維良内奇就臉紅脖子粗，全身發顫，大聲喊道：“閉嘴！”因此，郵政局早就成了一個有名的單位，人們到這裡來都心驚膽戰。
米哈依爾·阿維良内奇尊敬和喜歡安德烈·葉菲梅奇，是因為他有學問，精神高尚。
可是他對小市民的态度則很高傲，就像對自己的部下一樣。
“我來了！”他走進安德烈·葉菲梅奇的家時說，“您好，我親愛的！您恐怕讨厭我了吧，對嗎？” “相反，我很高興，”醫生回答說，“我什麼時候見到您都很高興。
” 兩個朋友就在書房的長沙發上坐下來，默默地抽了一會兒煙。
“達留什卡，給我們拿啤酒來好嗎？”安德烈·葉菲梅奇說。
他們喝了第一杯酒，仍然沒有說話。
醫生一副若有所思的樣子，米哈依爾·阿維良内奇則顯出高興快活的神情，仿佛有什麼非常有趣的事要說似的。
談話總是由醫生先開始的。
“真可惜，”他慢吞吞地輕聲地說，搖搖頭，眼睛并沒有看着他的朋友（他從來不直視人家），“真是太可惜了，尊敬的米哈依爾·阿維良内奇，我們城裡竟沒有一個人能夠而且喜歡聰明而有趣地談談話的人。
這是我們最大的貧困。
甚至知識分子也跳不出庸俗！我向您保證，他們的智力發展水平一點也不比下層人高。
” “完全正确。
我同意。
” “您自己也知道，”醫生小聲地接着說，聲音抑揚頓挫，“在這個世界上，除了最崇高的人類智慧的精神表現之外，其他一切都是無足輕重的、沒有意義的。
智慧在人類和動物之間劃出了一條明晰的界線，暗示着人類的神聖性，在某種程度上它甚至代替了實際并不存在的不朽。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說，智慧乃是快樂的唯一可能的源泉。
可是我們在自己的周圍卻看不見，也聽不見智慧。
這就是說，我們的快樂被剝奪了。
誠然，我們有書籍，但是這跟活生生的談話和交際是根本不同的。
要是您允許我打個不完全恰當的比喻的話，那麼我就要說，書是音符，談話才是歌。
” “完全正确。
” 又是沉默。
達留什卡從廚房裡出來，帶着不無哀傷的表情，用一隻拳頭支着臉，站在門口，想聽聽他們的談話。
“唉！”米哈依爾·阿維良内奇歎了一口氣，“您要求現在的人有智慧，休想！” 他談到過去的生活如何健康、快活和有意義。
從前俄羅斯的知識分子是多麼聰明，他們使人格和友誼具有了崇高的概念。
借給别人錢不要借據。
對貧困的同伴不肯伸出支援的手則被看作是可恥。
而且從前的出征、冒險和作戰又是什麼樣子啊！什麼樣的夥伴，什麼樣的女人！而高加索——是多麼驚人的地方！有一個營長的妻子，是個怪女人，穿一身軍官服裝，每天傍晚一個人騎馬到山上去，也沒有向導。
據說她跟山村裡的一個小公爵有點風流韻事。
“聖母啊，媽呀……”達留什卡感歎道。
“那時的人又是怎樣喝酒，怎樣吃飯的啊！那時又有什麼樣的不可救藥的自由主義者啊！” 安德烈·葉菲梅奇聽着，但沒有聽進去，他一邊喝啤酒，一邊在想什麼心事。
“我常常夢見聰明人，并與他們交談，”他突然打斷米哈依爾·阿維良内奇的話說，“我的父親給我受了很好的教育，可是他在六十年代的思想影響下，強迫我當了醫生。
我覺得，假如我當時不聽從他的話，那麼我現在一定處在智力運動的中心了。
我大概已經是一個大學的教師了。
當然，智慧也不是永久的，而是暫時的，不過，您已經知道，我為什麼會對智慧抱有偏愛。
生活是令人苦惱的陷阱。
一個有思想的人到了成年時期，思想意識成熟了，他就會不由自主地感到自己掉進了沒有出路的陷阱裡。
事實上，他從不存在到有了生命，并不是他自己做主的，而是某種偶然性使然……這是為什麼呢？他想弄明白自己生存的意義和目的。
人家卻不跟他說，或者是說些荒唐話。
他去敲人家的門，人家卻不給他開門。
死神來找他，那也不是他自己願意的。
因此，就像監獄裡被共同的不幸聯結着的人們，當他們聚集在一起時，會感到輕松一些。
在生活中也是一樣，喜歡分析和歸納的人湊到一起，交換交換自己驕傲而自由的思想，這樣消磨時間，就不覺得自己是在陷阱裡了。
從這個意義上說，智慧是不可取代的快樂。
” “完全正确。
” 安德烈·葉菲梅奇沒有正面看着自己的交談者，繼續講關于聰明人的事，講他和他們的談話。
他說話很輕，有時也停頓一下。
米哈依爾·阿維良内奇則仔細地聽着他講，表示同意地說：“完全正确！” “您不相信靈魂不朽嗎？”郵政局長突然問一句。
“不，米哈依爾·阿維良内奇，我不相信，而且也沒有理由相信。
” “老實說，我也懷疑。
盡管我有一種感覺，似乎我永遠不會死。
我在想，哎喲，老家夥，也該死了！而我的靈魂裡卻有一個小小的聲音在說：别相信，您不會死！……” 九點鐘一過，米哈依爾·阿維良内奇要告辭了。
在前堂穿上皮大衣後，他歎口氣說： “可是命運把我們送到什麼樣的荒涼的地方來了！最惱恨的是，我們将不得不死在這裡。
唉……”
七
送走朋友之後，安德烈·葉菲梅奇在桌邊坐下來，又開始看書。傍晚和後來的夜晚都很安靜，沒有一點聲音幹擾。
時間仿佛停住了，同看書的醫生一起呆然不動，而且除了書和帶綠燈罩的燈以外，仿佛什麼都不存在了。
醫生的那張粗糙的、農夫一樣的臉表現出一種非常感動的笑容和在人類智慧運動面前的喜悅。
“啊，為什麼人不能長生不死呢？”他在想，“為什麼人要有腦中樞和腦室？為什麼人要有視力，會說話，能自我感覺和有天才呢？而這一切豈不都注定要埋進土裡，最後與地殼一同冷卻，然後又是幾百萬年，無意義也無目的地随着地球圍繞太陽旋轉嗎？隻為了冷卻，然後再去旋轉，根本不需要把人及其崇高的、近似神的智慧從不存在中引出來，然後又好像開玩笑似的把他變成黏土。
” “新陳代謝！可是用這種不朽的代用品來安慰自己是何等的怯懦啊！自然界的這種無意識的變換過程甚至比人類的愚蠢還要低級，因為不管怎麼樣，愚蠢中還有意識和意志，而在上述那種過程裡卻什麼也沒有。
隻有在死亡面前尊嚴多于恐懼的懦夫才會安慰自己說：他的身體将會活在青草裡、石頭裡、癞蛤蟆身上……在新陳代謝中看到自己的不朽是奇怪的，就像一把珍貴的提琴砸碎沒用後，卻預言裝提琴的盒子将會有燦爛的前途一樣。
” 每當時鐘敲響，安德烈·葉菲梅奇便把身子向圈椅背上靠一靠，閉上眼睛，思考一會兒，不由得在剛從書上讀到的美好思想的影響下，回眸一下自己的過去和現在。
過去令他厭惡，還是不去回憶為妙，可是現在也和過去一樣。
他知道，當他的思想正随着冷卻下去的地球圍繞太陽旋轉的時候，在同醫生住宅并排的大房子裡，人們卻在疾病和肉體方面的不潔中受苦。
也許，有的人睡不了覺，正在同蚊蟲作戰；有的人正在受丹毒的傳染，或者由于繃帶紮得太緊而在呻吟。
也許病人們正在跟助理護士打牌、喝酒。
每年總有一萬二千人上當受騙。
所有醫院裡的事情都跟二十年前一樣，建立在盜竊、争吵、毀謗、徇私舞弊上面，建立在粗野的招搖撞騙上面。
醫院仍舊是一個不道德的機構，對病人的健康極端有害。
他知道尼基塔在六号病房的鐵栅欄裡毆打病人，也知道莫依謝依卡每天到城裡去乞讨。
另一方面，他也非常清楚地知道，近二十五年來醫學上發生了神話般的變化。
在大學念書的時候，他曾以為醫學不久就會遭到與煉金術、玄學同樣的命運。
而現在，每當他晚上看書，醫學卻使他感動，使他驚奇，甚至興奮。
真的，多麼意想不到的輝煌，什麼樣的革命啊！由于有了防腐方法，偉大的皮羅戈夫認為，就連将來無法做的手術，現在都可以做了。
地方自治局的普通醫生都能做截除膝關節的手術，一百例剖腹手術中隻有一例造成死亡。
至于結石病，那已被看作是小事一樁了，甚至已沒有人為它寫文章了。
梅毒已經可以根治了，而遺傳學理論、催眠學、巴斯德和科赫的發現，以統計學為基礎的衛生學，還有我們俄羅斯地方自治局的醫生的工作，精神病學以及現代精神病分類法、診斷法和醫學療法等——與過去相比，簡直就是整個的厄爾布魯士。
現在不再給瘋子頭上潑冷水了，也不再給他們穿緊身衣了，人們已用人道的态度對待瘋子，甚至像報紙上說的，為他們舉辦舞會和演出。
安德烈·葉菲梅奇知道，從現在的眼光來看，像六号病房這樣糟糕的情形也許隻有在離鐵路二百俄裡遠的小城中才會出現。
這個小城的市長和所有的自治會的議員都是半文盲的小市民，他們把醫生看作是術士，即使醫生要把燒熔的錫灌進他們的嘴裡，他們也會相信醫生，不會有半點兒批評。
要是在别的地方，社會公衆和報紙早就把這個小小的巴士底砸得粉碎了。
“那又怎麼樣呢？”安德烈·葉菲梅奇自問道，睜開了眼睛，“由此又能得出什麼結論呢？有了防腐方法，有了科赫，有了巴斯德，也絲毫不能改變事物的實質，患病率和死亡率仍舊一樣。
他們給瘋人開舞會和演出，仍舊沒有給他們自由，就是說，還是胡謅和徒勞無益。
在最好的維也納醫院和我們的醫院之間，實際上沒有任何的區别。
” 可是悲哀和一種類似嫉妒的東西卻不允許他漠不關心，這大概是因為他疲倦了的緣故。
那沉甸甸的腦袋向書本垂了下去，他就用雙手托住臉，以便舒服一點。
他想道： “我在為有害的事業服務，并從被我欺騙的人那裡領取薪水，我不誠實。
可是，須知，我本人是無能為力的，我隻是必然的社會罪惡的一小部分，所有縣城的官員都是有害的人，都白白拿薪水……也就是說，我不誠實并不能怪我，而是要怪時代……如果我晚降生二百年，我就成為另一個人了。
” 當時鐘敲了三次時，他吹滅了燈，走進卧室，但他不想睡。
八
兩年前，地方自治局忽然慷慨起來，決定每年撥款三百盧布作為津貼，為城市醫院擴充醫務人員使用，直到地方自治局醫院開辦為止。為了協助安德烈·葉菲梅奇工作，縣醫生葉夫根尼·費多雷奇·霍博托夫也應邀進城。
這是一個還很年輕的人，甚至不到三十歲，高個子，黑頭發，高顴骨，小眼睛。
大概他的祖先是異族人。
他進城來的時候，身無分文，隻有一個小手提箱，還帶來一個年輕的醜女人，他稱她是自己的女廚子。
這個女人有一個正在喂奶的孩子。
平時，葉夫根尼·費多雷奇穿一雙高筒皮鞋，戴一頂硬帽檐的大檐帽，冬天則穿一件短羊皮襖。
他同醫士謝爾蓋·謝爾蓋伊奇以及會計交成了好朋友，而對其他職員卻不知為什麼稱為貴族，而且躲開他們。
他整個住宅隻有一本書：《一八八一年維也納醫院的最新處方》。
他去出診的時候，手裡總是帶着這本書。
每到傍晚他都到俱樂部去打台球。
紙牌他不喜歡玩。
談話時他最喜歡用的詞是：無聊的拖延、廢話連篇、故布疑陣，等等。
他一星期去醫院兩次，查病房和在門診室診病。
醫院裡根本沒有防腐劑，放血用抽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