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号病房

一

醫院的院子裡有一幢小廂房，它的周圍長滿了牛蒡、荨麻和野生的大麻。

    廂房的房頂已經生鏽，煙囪一半已經坍塌，門廊的階梯已經朽壞，長滿雜草，牆上的灰泥也隻剩下一些痕迹了。

    廂房的正面對着醫院，後面則是田野，中間由一道埋有釘子的醫院的灰牆隔開。

    這些尖端朝上的釘子、圍牆以及廂房本身，都有一種特别令人沮喪的、天地難容的景象。

    在我們這裡隻有醫院和牢房才是這樣。

     如果您不怕被荨麻紮着，就請您沿着通向廂房的那條狹窄的小道走過去，看看裡面在幹什麼。

    推開第一扇門，我們便來到前堂。

    在這裡，牆邊、爐子旁邊丢着大堆大堆的醫院裡的破爛：褥墊、破舊的病人服、褲子、帶藍條子的襯衣、不能穿的破鞋等。

    所有這些破爛都随便地堆在一起，又髒又亂，正在腐爛，散發出一股窒息人的臭氣。

     看守人尼基塔是一個年老的退伍軍人，還戴着褪成了紅褐色的軍章，他躺在那堆破爛上，牙齒間老是銜着一隻煙頭。

    他有一張嚴肅、枯瘦的臉，眉毛耷拉下來，給這張臉平添了一種草原牧羊犬的神态；他紅鼻子，小個子，雖然外表幹瘦，青筋嶙嶙，卻是器宇軒昂，兩隻拳頭粗壯有力。

    他屬于那種心眼不多、頗受賞識、勤勉可靠、腦子遲鈍的人。

    世界上他最喜歡的是安分守己，因此他堅信，有些人是該打的。

    他打他們的臉、胸口、背脊，碰到哪兒打哪兒。

    他堅信，不打，這裡就要亂了。

     往前，您走進一個寬敞的大房間。

    如果不算前堂的話，這個房間就是整個廂房。

    牆壁上塗了一層混濁的淺藍色的顔料。

    天花闆被煙熏得很黑，就跟沒有煙囪的農舍一樣。

    顯然，這裡冬天爐子經常冒煙，并且有煤氣。

    窗子從裡面釘了一塊鐵格栅，很難看；地闆是灰色的，也沒有刨平。

    酸白菜、燈芯、臭蟲、阿摩尼亞，發出難聞的氣味。

    這種氣味使您一進屋就覺得好像進了動物園。

     房間裡放着幾張床，床腳釘在地闆上。

    床上坐着或躺着一些人，他們穿着藍色的病人服，戴着老式的尖頂帽子。

    這是一些瘋子。

     這裡共有五個人。

    隻有一個是貴族身份，其餘都是小市民。

    靠門的第一個是又高又瘦的小市民，紅黃色的唇髭閃着亮光，眼睛帶着淚痕，用手托着腦袋坐着，老是盯着一個地方。

    他白天黑夜都發愁、搖頭、歎氣、苦笑，他很少跟人說話，人家問他，他也總是不回答。

    給他吃東西，他就機械地吃下去，喝下去。

    從他所受的痛苦、他的不停的咳嗽、他的消瘦和雙頰的紅暈判斷，他正開始害肺病。

     他旁邊是一個矮小、靈活、非常好動的小老頭，留着一把尖削的胡子和一頭像黑人那樣卷曲的黑頭發。

    白天他在病房裡從一個窗口到另一個窗口來回踱步，或者是像土耳其人那樣盤着腿坐在自己床上，并且像灰雀那樣不停地吹口哨，小聲地唱歌，嘿嘿地笑。

    他這種孩子般的歡樂和活潑性格同時也表現在晚上。

    他起來祈禱上帝，那就是用雙拳捶打自己的胸口，用手指抓門。

    這是猶太人莫依謝依卡——一個傻子，他是在二十年前由于自己的制帽作坊被大火燒毀而發瘋的。

     在六号病房的所有病人中，唯有他一人被允許可以走出病房，甚至可以離開醫院的院子到街上去。

    這種特權他已經享受了很久，大概因為他是醫院裡的一個老病号，而且是一個安靜的、于人無害的傻子，城裡給人逗笑的小醜。

    他在街上被小孩和狗包圍的情景，城裡人早已看慣了。

    他穿着破舊的病人服，戴着可笑的尖頂帽，穿着拖鞋，有時赤着腳，甚至沒有穿長褲就在街上走來走去，在院門口或小鋪子門口站着乞讨小錢。

    有的人給他喝點克瓦斯，有的給他一點面包，有的給他個把戈比。

    這樣，他回到病房時，水足飯飽，錢袋滿滿的。

    而他帶回來的所有東西，馬上統統都被尼基塔搜去歸自己了。

    這個兵幹得很粗暴，怒沖沖地查翻猶太人的口袋，而且要讓上帝做證，他保證今後永遠不會再讓這個猶太人上街，說什麼這種不安分的事對他來說，比世界上任何東西都要壞。

     莫依謝依卡喜歡替别人效勞。

    他給同伴端水；他們睡着了，就給他們蓋被子。

    他答應每個人說，他從街上回來時要給每人一個戈比，并給每人縫一頂新帽子。

    他還用湯匙喂他左邊的一個鄰居吃東西，因為那人是一個癱子。

    他這樣做不是出于同情，也不是出于某種人道主義性質的考慮，而是在模仿他右邊鄰居格羅莫夫的做法，是無意中受了他的影響。

     伊萬·德米特裡奇·格羅莫夫，一個三十歲左右的男子，貴族家庭出身，過去是法院的民事執行吏和十二品文官，患被害狂。

    他要麼蜷縮着身體躺在床上，要麼就從這一角落走到那一角落，好像在做保健散步。

    他很少坐着。

    他總是處于焦躁、激動、緊張的精神狀态，好像在等待某種令人不安的、不明确的東西。

    哪怕是前堂傳來一丁點兒沙沙聲或院子裡有人喊一聲，他也會擡起頭，立即仔細地傾聽：這是不是來抓他的？是不是在找他？這時候，他的臉上便現出極其不安和嫌惡的表情。

     我喜歡他那張寬大的高顴骨的臉。

    他的臉總是那麼蒼白和不幸，像鏡子一樣反映出一個被抗争和長期的恐懼所折磨的靈魂。

    他的這種苦臉是奇怪的、病态的，可是深刻真實的苦難刻印在他臉上的細紋，卻顯出了理智和文化修養，眼睛裡放射出溫暖和健康的光輝。

    我也喜歡他本人，他謙恭、樂于助人；他對所有人，尼基塔除外，都異常客氣。

    不管誰掉了一個扣子或一把匙子，他都立即從床上跳下來，替人拾起來。

    每天早晨他都向自己的同伴們道早安；睡覺的時候，則向他們道晚安。

     除了經常處于緊張狀态和愁眉苦臉外，他的瘋狂病還表現在下列幾個方面：每到傍晚，他有時會把短小的病服裹得緊緊的，全身發抖，牙齒打戰，立即開始在房間裡從這邊走到那邊，或者在床鋪之間走來走去。

    看上去，他好像在發高燒。

    他突然站住、瞅着同伴的樣子，顯然像是想說什麼很重要的話；但看來他又想到人們不會聽他講話，或者是聽不懂他的話，便急躁地搖搖頭，繼續走來走去。

    很快，說話的欲望壓倒了一切其他考慮而占了上風，他便不由自主地說起來，熱烈而又激越。

    他說得語無倫次，像是夢呓，斷斷續續，常常叫人聽不懂。

    然而不論在他的話裡還是聲音裡都可以聽到一種非常好聽的東西。

    他一說話，您就會聽出來他既是瘋子，又是正常的人。

    他那些瘋話是很難用文字來表達的。

    他說到人的卑鄙，說到踐踏真理的暴力，說到将來會在地球上實現的美好的生活，說到每時每刻都使他想起暴虐者的麻木不仁和殘忍的鐵窗栅。

    結果他的話就成了由古老的但又還沒有唱完的歌合成的一首雜亂無章的不連貫的什錦曲了。

    

二

十二至十五年前，文官格羅莫夫就住在本城大街上自己的房子裡，他是一個有名望有家産的人。

    他有兩個兒子：謝爾蓋和伊萬。

    謝爾蓋是四年級的大學生，得急性肺痨病死了。

    他這一死，就成了突然降到格羅莫夫家一連串災難的開端。

    謝爾蓋安葬後一個星期，老父親便因僞造文件和挪用公款而受法庭審判，不久便在監獄醫院裡因害傷寒病死了。

    房子和全部動産都被拍賣，撇下伊萬·德米特裡奇和母親，而他們已經沒有任何财産了。

     原先父親在世的時候，伊萬·德米特裡奇住在彼得堡，在大學讀書，每月收到六十至七十盧布，根本不知道什麼叫作窮。

    可現在他的生活卻一下子改變了。

    他必須從早到晚去做家教，做抄寫工作。

    就這樣還仍舊要挨餓，因為他把所有的收入都寄給母親做生活費了。

    伊萬·德米特裡奇受不了這樣的生活，他洩氣了，身體也吃不消，便丢下大學學業，回家去了。

    在這裡，在城裡他托人在縣立學校裡謀到了一個教員的職位，可是他跟同事們合不來，學生也不喜歡他，很快又丢棄了這個職位。

    他母親去世了，他有半年沒有找到工作，光靠面包和水度日，後來當了法院的民事執行吏。

    直到他因病被辭退，他一直在幹這個差使。

     他甚至在年輕的大學生時代就從來沒有給人以健康的印象。

    他老是生病，瘦弱，經常傷風感冒。

    他吃得很少，睡眠很壞，喝上一小杯葡萄酒頭就暈，他有歇斯底裡病。

    他總想跟人們接近，可是由于他易激動和性格多疑，他跟誰也難親近，沒有朋友。

    對城裡人他總是批評，瞧不起，說他們的愚昧無知、渾渾噩噩的獸性生活既卑鄙又讨厭。

    他說話是男高音，響亮、激越，不是憤懑、憤怒，就是高興、驚訝，但永遠是真誠的。

    不管您跟他說什麼，他都把您引到一個話題上：在這個城市生活既煩悶，又無聊，交往的人們中沒有高尚的趣味，他們過的是晦暗的無意義的生活，那裡隻有形形色色的暴力、粗野的淫蕩和僞善。

    卑鄙的家夥吃得飽、穿得好，正直的人卻忍饑受寒。

    需要興建學校，辦方向正确的地方報紙、劇院、公開的講座，團結知識界的力量；需要讓社會認識自己，感到震驚。

    他評判人們的時候，都要塗上濃重的色彩，隻有白色和黑色，不承認有任何其他色度。

    在他看來，人類分成正直的人和卑鄙的人，中間的人是沒有的。

    談及女人和愛情時，他總是充滿熱情而十分興奮，可是他卻從沒有戀愛過一回。

     在城裡，盡管他的批評意見尖刻和神經質，可是大家都喜歡他，背地裡都親切地稱他為萬尼亞。

    他那天生的客氣态度、樂于助人的精神、正派的作風、道德上的純潔，他那穿舊了的常禮服、病态的外貌和家庭的不幸，都使人産生出一種美好的、溫暖的和憂郁的感情。

    況且，他受過很好的教育，博學多才，按照城裡人的說法，他通曉一切。

    在城裡他就像是一部備人查考的活字典。

     他讀過很多書。

    他老待在俱樂部裡，神經質地捋着自己的胡子，翻閱各種雜志和書籍。

    從他的臉上可以看出，他不是在看書，而是在吞吃書籍，幾乎來不及咀嚼就吞下去了。

    應該認為，讀書是他的一種病态的習慣，因為他不管碰到什麼東西，哪怕是去年的報紙和日曆，都同樣貪婪地吞下去。

    在家裡，他總是躺着看書。

    

三

有一次，一個秋天的早晨，伊萬·德米特裡奇豎起大衣領子，走在泥濘路上，穿過胡同和後院，到一個小市民家去兌取執行票。

    像平常早晨一樣，他心情不好。

    在一條胡同裡，他碰見兩個戴鐐铐的犯人，他們被四個帶槍的護送兵押着。

    過去伊萬·德米特裡奇也常遇見過犯人，每次他們都引起他憐憫和難堪的感情。

    可是今天，這種相遇卻給他留下一種特殊的、奇怪的印象。

    不知為什麼，他忽然覺得他也可能被戴上鐐铐，同樣地走過泥濘，被送進監獄。

    他到那個小市民家去過以後，出來在回家的路上，在郵局附近，遇見了一個他認識的警官。

    警官跟他打招呼，并順着大街跟他走了幾步。

    不知為什麼，他覺得很可疑。

    在家裡，他一整天都無法把那個犯人和持槍押送兵從腦子裡趕走。

    一種莫名其妙的精神恐慌使他不能看書和集中精神。

    晚上他在屋裡沒有點燈，整夜睡不着覺，老是想到他可能被捕，戴上鐐铐，關進監獄。

    他知道他從來沒有犯過什麼法，而且可以擔保将來也永遠不會殺人，不會放火，不會做賊；不過，偶然地、無意中地犯罪，不也是容易的嗎？難道不可能受誣陷嗎？最後，審判方面的錯誤難道不可能嗎？無怪乎自古以來的民間經驗教導我們，誰也不能保證不讨飯和不坐牢。

    在當今的訴訟程序下，審判方面的錯誤是可能有的，這沒有什麼可大驚小怪的。

    那些跟别人的憂患有職務上和事務上聯系的人，例如法官、警察、醫生等，久而久之，由于習慣的勢力，往往會使您僵化得即使想做好，也不能不對他們的當事人采取形式主義的态度。

    這方面，他們同後院屠宰牛羊看不見血的農夫沒有任何區别。

    在用形式主義和冷酷無情的态度對待人的情況下，要剝奪一個無辜的人的一切權利，判他服苦役，隻需要一件東西：時間。

    隻要有時間來完成一些法官們因此可以拿到薪水的手續就行了。

    事後，你休想在這個離鐵路二百俄裡遠的、肮髒的小城裡找到什麼正義和保障！再者，既然社會把一切暴力都當作合理的、适當的必要手段來對待，既然認為一切仁慈行為，例如宣告無罪判決，會引起一系列不滿和報複情緒的迸發，那麼，還去想什麼公正性呢，豈不是很可笑嗎？ 早晨，伊萬·德米特裡奇從床上起來，非常害怕，額上冒着冷汗，已經完全相信自己随時都會被捕了。

    他想，既然昨天的沉重的思想那麼久都沒有離開他，那就是說，其中自有一分道理。

    那些思想實在不會無緣無故地鑽到他腦子裡來的。

     有一個警察不慌不忙地從他窗前走過去，這是不無原因的。

    瞧，有兩個人在房子附近停下了，并且默不作聲。

    他們為什麼沉默呢？ 從此，伊萬·德米特裡奇白天黑夜都提心吊膽，凡是經過窗口或進院子裡來的人，他都覺着是間諜和密探。

    中午，縣警察局長通常都坐着雙馬馬車在大街上經過，他是從自己近郊的莊園回警察局去。

    可是伊萬·德米特裡奇每次都覺得他的車子走得太快，從而臉上有一種特殊的表情：顯而易見，局長急着要去宣布，城裡出現了一個很重要的犯人。

    隻要門鈴一響，或者有人敲門，伊萬·德米特裡奇就打哆嗦。

    每逢女房東家裡來了新人，他就焦急不安。

    他碰見警察和憲兵就微笑，吹口哨，為的是要顯出滿不在乎的樣子。

    他一連幾夜都沒有睡覺，等着被捕，可又裝着像熟睡的人那樣，大聲打鼾和籲氣，為的是讓女房東覺得他睡着了。

    因為，要是他睡不着，就說明他一定由于良心責備而不安，而這就是最好的罪證。

    事實和健康的邏輯都使他相信，所有這些恐懼——都是荒誕無稽的，都是心理作用。

    如果把事情看得寬一些，不管是被捕還是坐牢，其實都沒有什麼可怕的，隻要良心上坦然就行。

    可是，他越是有理智有邏輯地推論，他内心的不安就變得越厲害、越痛苦。

    這倒和一個隐士的故事很相像：那隐士想在處女林裡開辟一小塊空地，可是他越是努力地用斧子砍，樹林就長得越稠密、越茂盛。

    伊萬·德米特裡奇終于認識到這樣做的徒勞無益，就索性不再去考慮了，完全陷入了絕望和恐懼之中。

     他開始不與人來往，躲避人們。

    他對他的職務早先就厭惡，如今則簡直無法忍受了。

    他很怕他什麼時候會上當受騙，怕有人趁他不注意時往他的口袋裡塞點賄賂，然後揭發他；或者是他自己無意中在公文上出點差錯，類似僞造行為，或者丢了别人的錢等。

    奇怪的是，他的思想過去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靈活和機敏，他每天都想出成千種不同的理由認真地為自己的自由和名譽擔憂。

    可是，這樣一來，他對外界的興趣，特别是對書的興趣卻大大減弱了，他的記憶力也大大地不如從前了。

     春天，雪融化了。

    在墓地附近的一條山谷裡發現了兩具半腐爛的屍體——一個老太太和一個小男孩，帶有因暴力緻死的痕迹。

    城裡人一直在談論着這兩具屍體和尚未查明的兇手。

    伊萬·德米特裡奇為了不讓人家想到他殺了人，就在街上來回走動，臉帶笑容。

    見到熟人的時候，則臉色一陣白、一陣紅，并開始表白說，再沒有比殺害弱者和沒有自衛能力的人更卑劣的罪行了。

    但是這種虛僞的做法很快就使他厭倦了，他略加思考後便決定，就他現在的處境，最好還是躲到女房東的地窖裡去。

    他在地窖裡待了一天，然後又是一夜和第二個白天。

    可是冷得很，待到天黑，他就悄悄地像小偷一樣溜回自己房裡去了。

    他在房間中央站着，一動不動地留心聽着，直到天亮。

    清早，太陽還沒有出來，有幾個砌爐匠來找女房東。

    伊萬·德米特裡奇明明知道他們是來翻修廚房裡的爐竈的，可是恐懼卻提醒他：這是警察裝扮成了砌爐匠。

    他悄悄地離開了住所，充滿恐懼，沒戴帽子，也沒穿外衣，就在大街上跑起來，狗汪汪叫着在後面追趕他。

    後面的什麼地方有個農夫在叫喚，風在耳朵裡呼嘯，伊萬·德米特裡奇覺得，全世界的暴力都集合在一起了，正在後面追趕着他。

     人們把他攔住，将他送回家，并打發女房東去請醫生。

    醫生安德烈·葉菲梅奇（關于他下文還要提到）吩咐在他的頭上放置冰袋，給他服點桂櫻水，憂郁地搖搖頭就走了。

    臨走時對女房東說，他不再來了，因為他不該去妨礙人發瘋。

    由于伊萬·德米特裡奇在家裡無法生活和治療，不久就被送到醫院去，被安置在花柳病人的病房裡。

    晚上他睡不着覺，任性胡鬧，打攪别人，不久又由安德烈·葉菲梅奇決定，轉到六号病房去了。

     過了一年，城裡已經把伊萬·德米特裡奇完全忘記了。

    他的書被女房東随便堆在敞棚下面的一輛雪橇上，被頑童們陸續地偷光了。

    

四

在伊萬·德米特裡奇的左邊，我已經說過了，住着猶太人莫依謝依卡；右邊住着一個農夫，全身脂肪，身體差不多滾圓，有一張呆闆的完全沒有思想的臉。

    這是一個不會活動的、貪吃的、肮髒的動物，早已失去了思想和感覺的能力。

    從他身上不斷散發出一股強烈的、令人窒息的臭味。

     尼基塔在為他打掃時，拳腳相加，用盡全力地揍他。

    在這裡，可怕的并不是他挨揍，這是可以習慣的。

    可怕的是這個愚鈍的動物挨了毒打卻沒有反應，一聲不吭，一動不動，眼睛裡沒有絲毫表情，隻是輕輕地搖晃幾下身子，就像是一隻沉重的大桶。

     六号病房裡的第五個，也就是最後一個病号，是一個小市民，以前他做過郵政局的揀信員，是一個又矮又瘦的金發男子，生一張善良的但又帶點滑頭的臉。

    根據他那雙閃現着明亮快活的光芒、聰明而又安詳的眼睛來判斷，他是一個有心眼的人，他心裡有一個很重要的、愉快的秘密：在他的枕頭和褥子下面藏着什麼東西，他不給任何人看。

    這倒不是怕被人搶去或偷走，而是不好意思拿出來。

    有時候，他走到窗口，背着同伴，低下頭把什麼東西戴在自己的胸口。

    誰要是在這個時候走到他跟前去，他就會感到很難為情，把東西又從胸口扯下來。

    不過要猜出他的秘密并不困難。

     “您祝賀我吧，”他常常對伊萬·德米特裡奇說，“我已經被授予帶星星的斯坦尼斯拉夫二級勳章了。

    帶星星的二級勳章是隻授給外國人的。

    可是不知為什麼，他們卻願意破例地給了我。

    ”他微笑着說，莫名其妙地聳聳肩膀，“這，老實說，我可真沒料到。

    ” “這些事我一點也不懂。

    ”伊萬·德米特裡奇憂郁地說。

     “可是您知道我遲早會得到什麼嗎？”這位過去的揀信員接着說，狡猾地眯着眼睛，“我一定能得到一枚瑞士的‘北極星’。

    這是值得去奔忙的勳章，一個白十字，加一條黑絲帶。

    那是非常漂亮的。

    ” 大概住在任何地方都沒有像在廂房裡那麼單調了。

    早晨，除了癱子和胖農夫之外，病人都到前堂的一個很大的雙耳木桶裡洗臉，再用病人服的衣襟擦臉，然後他們就用錫制的茶杯喝茶。

    茶是尼基塔從醫院的主樓裡提過來的，每個人發給一杯。

    中午他們喝酸菜湯和稀粥，晚上吃中午剩下的稀粥。

    其他的空時間都躺着睡覺，望窗外，從這個角落走到那個角落，每天都是這樣。

    就連過去的揀信員也老是談他的那些勳章。

     在六号病房裡很少見到新人，醫生早就不收新的瘋人了。

    喜歡訪問瘋人院的人在這個世界上也不多。

    每隔兩個月，理發師謝苗·拉紮裡奇到這個廂房來一趟。

    至于他怎樣給那些瘋人理發，尼基塔怎樣幫助他幹這件事，以及這個笑嘻嘻的酒鬼理發師每次出現時病人們又是怎樣的慌亂，我就不去描述了。

     除了理發師，誰也沒有來看過這個病房。

    病人們注定白天黑夜隻能見到尼基塔一個人。

     不過，不久前，在醫院的主樓裡傳播着一種相當奇怪的風聞。

     風傳醫生開始常到六号病房去。

    

五

奇怪的傳聞！ 安德烈·葉菲梅奇·拉京醫生從某一點上說是與衆不同的人。

    據說他還很年輕的時候非常信神，曾準備獻身宗教事業。

    一八六三年中學畢業以後，打算進一所神學院。

    可是他的父親，一位醫學博士兼外科醫生，刻薄地嘲笑他，并斷然宣布：若是他去當教士，他就不承認他是自己的兒子。

    是否真有其事，我不知道。

    不過，安德烈·葉菲梅奇不止一次地承認過，他從來就不覺得自己适合于研究醫學或一般的專門科學。

     不管怎樣，他在醫科畢業後，并沒有出家去當教士，他也沒有信教的表現，他當初和現在都是從醫，不大像宗教界的人士。

     他外表笨重、粗野，像個農夫。

    他的臉、胡子、平直的頭發和結實粗笨的體格，很像大路邊的小飯鋪裡那些吃肥了的、飲食無度、性情暴躁的店老闆。

    他臉相嚴肅、布滿青筋，眼睛很小，鼻子通紅，身材很高，肩膀寬闊，手腳也很大，似乎一拳就能把人打死。

    可是他步态輕盈，走路小心，溫文爾雅。

    若是在狹窄的過道裡碰見人，他總是首先站住讓路，說一聲“對不起”。

    而且他說話的聲音也有點出人意外，不是男低音，而是尖細柔和的男高音。

    他脖子上長了一個不大的瘤子，使得他不能穿硬領子衣服，所以他總是穿着軟麻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