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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軀體，和我自己的聯系也斷了呢？情況肯定是同樣的。
我們對生命的眷戀隻不過像一種年深日久的擺脫不掉的愛情關系。
它的力量在于它的持續不斷。
一旦死亡來割斷這種關系，我們想長生不死的願望也将消除。
午飯後，倘若我不獨自在威尼斯城裡遊蕩，我便準備和母親一道外出，為了做點我正在進行的有關拉斯金的研究劄記，我到樓上房間去拿本子。
牆壁突兀的拐彎使房間的牆角凹進去，從這裡我感到海給威尼斯帶來的限制和人們在土地利用方面的精打細算。
我下樓和等着我的母親會合時，正是在貢布雷人們關上百葉窗在幽暗中惬意地享受身邊的陽光的時刻，而在這裡，從大理石樓梯走下來時（這樓梯就像在一幅文藝複興時期的畫裡一樣，你看不出它是建在一座宮殿裡還是建在一條雙槳戰船上），人們可以領略到同樣的清涼和戶外的燦爛陽光，這得歸功于那些頂篷，它們在永遠開着的窗戶前面晃動着，通過這些窗戶，暖烘烘的陰影和藍綠色的陽光随着源源不斷的氣流流動，就像流動在一個飄浮的平面上，使人聯想到鄰近動蕩不息的波濤和那閃爍着變幻不定的色彩的粼粼波光。
我最經常去的地方是聖馬可教堂，而且每次都興趣盎然，因為要去那兒先得乘遊艇，因為對我來說這座教堂不隻是一處古迹，而且是在春天的海上所作的一段旅程的終點，教堂與海水在我眼裡構成一個不可分割的、生氣勃勃的整體。
母親和我走進聖洗堂，我們腳下是大理石和彩色玻璃鑲嵌的拼花地面，眼前是寬大的拱廊，拱廊的喇叭口形的粉紅色壁面因年深日久而微微彎傾，這樣，在沒有因年代悠久而失去其鮮豔色澤的地方，教堂看上去像是用類似巨大蜂房裡的蜂蠟那樣一種柔軟而有韌性的物質造成的；相反，在歲月的侵蝕使材料發硬的地方，以及被藝術家雕空或用金色烘托的地方，教堂就像用科爾都出産的皮革制作的精裝本封面，而威尼斯則像一本其大無比的聖經。
母親見我要在幾幅表現耶稣浸禮的鑲嵌畫前待很久，而且她感到了聖洗堂沁人肌膚的涼氣，便将一條披肩搭在我肩上。
我和阿爾貝蒂娜在巴爾貝克時，她對我談到如果能和我一道觀賞某幅畫會有怎樣的樂趣——在我看來她想象的這種樂趣毫無根據——當時我認為她的話揭示了一種虛無缥缈的幻想，不少思想混亂的人頭腦裡往往裝滿了這類幻想。
今天我至少可以肯定，和某人一起觀賞或至少一起看過一件美麗的東西的樂趣是确實存在的。
我有過這樣的時刻，即當我回想起聖洗堂，回想起我面對着聖約翰将耶稣浸入其中的約旦河的波濤，而遊艇正在小廣場前等候我們，這時我便不能不動情地想到，在涼爽的半明半暗中，在我身旁，有一位身着孝服的婦人，她臉上帶着卡帕契奧的《聖于絮爾》中那位老婦人的畢恭畢敬而又熱情洋溢的虔誠表情，而這位臉頰紅潤、眼神憂傷、罩着黑面網的婦人就是我的母親，對我來說，從此沒有任何東西能把她和聖馬可教堂那光線柔和的殿堂分開，我确信總能在殿堂裡再找到她，因為她在那兒就像在一幅拼花圖案中一樣占有一個專門的、固定不變的位置。
我剛剛提到卡帕契奧，在我不去聖馬可教堂進行我的研究時，他便是我們最喜歡“拜訪”的畫家，有一天他幾乎重新燃起我對阿爾貝蒂娜的愛情之火。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慈悲族長為中魔者驅邪》那幅畫。
我欣賞着那美妙的肉紅色和淡紫色天空，天幕上襯托出高高的鑲嵌式煙囪，煙囪的喇叭口形狀和它的紅色像一朵朵盛開的郁金香，使人想到惠斯勒筆下千姿百态的威尼斯。
接着我的目光從古老的裡亞托木橋移向十五世紀的維契奧橋，移向那一座座裝飾着鍍金柱頭的大理石宮殿，随後又回到大運河，在河上劃船的是一些身穿粉紅色上衣，頭戴飾有羽毛的窄邊軟帽的少年，他們酷似塞爾、凱斯勒和斯特勞斯那幅光彩奪目的《約瑟夫的傳說》中那個使人想起卡帕契奧的人。
最後，在離開那幅畫之前，我的目光又回到河岸，這裡密密麻麻地呈現出當時威尼斯的生活場景。
我看到理發師在擦拭剃須刀，黑人扛着木桶，伊斯蘭教徒在聊天，還有身穿錦緞和花緞寬大長袍，頭戴櫻桃紅絲絨窄邊軟帽的威尼斯貴族老爺。
突然我的心好像被蜇了一下。
我認出，一個編織行會會員（這可以從他們的領口和袖口上用珍珠和金線繡成的他們所屬的這個快樂行會的會徽識别出來）身上披的鬥篷就是阿爾貝蒂娜和我乘敞篷車去凡爾賽那天穿的那種鬥篷，那天晚上我無論如何沒想到僅僅十五個小時以後阿爾貝蒂娜将離開我家。
那個凄涼的日子，她在最後一封信裡把它稱為“格外晦暗的日子，因為當時已暮色蒼茫，而我們又即将離别”，當我叫她出發時，随時準備應付各種情況的她，披上了一件福迪尼設計的鬥篷，第二天就帶着這件鬥篷走了，自那以後我在回憶中再也沒看到過這件鬥篷。
然而福迪尼，威尼斯的天才兒子，正是從卡帕契奧的這幅畫裡吸取了鬥篷的式樣，把它從編織行會會員的肩上取下來披到了衆多巴黎女子的肩上，當然她們像我在此以前一樣不知道這種鬥篷的式樣古已有之，人們能在威尼斯藝術學院的一間大廳裡，在那幅題為《慈悲族長》的畫上，在處于畫的近景的一群
我們對生命的眷戀隻不過像一種年深日久的擺脫不掉的愛情關系。
它的力量在于它的持續不斷。
一旦死亡來割斷這種關系，我們想長生不死的願望也将消除。
午飯後，倘若我不獨自在威尼斯城裡遊蕩，我便準備和母親一道外出，為了做點我正在進行的有關拉斯金的研究劄記，我到樓上房間去拿本子。
牆壁突兀的拐彎使房間的牆角凹進去，從這裡我感到海給威尼斯帶來的限制和人們在土地利用方面的精打細算。
我下樓和等着我的母親會合時，正是在貢布雷人們關上百葉窗在幽暗中惬意地享受身邊的陽光的時刻，而在這裡，從大理石樓梯走下來時（這樓梯就像在一幅文藝複興時期的畫裡一樣，你看不出它是建在一座宮殿裡還是建在一條雙槳戰船上），人們可以領略到同樣的清涼和戶外的燦爛陽光，這得歸功于那些頂篷，它們在永遠開着的窗戶前面晃動着，通過這些窗戶，暖烘烘的陰影和藍綠色的陽光随着源源不斷的氣流流動，就像流動在一個飄浮的平面上，使人聯想到鄰近動蕩不息的波濤和那閃爍着變幻不定的色彩的粼粼波光。
我最經常去的地方是聖馬可教堂，而且每次都興趣盎然，因為要去那兒先得乘遊艇，因為對我來說這座教堂不隻是一處古迹，而且是在春天的海上所作的一段旅程的終點，教堂與海水在我眼裡構成一個不可分割的、生氣勃勃的整體。
母親和我走進聖洗堂，我們腳下是大理石和彩色玻璃鑲嵌的拼花地面，眼前是寬大的拱廊，拱廊的喇叭口形的粉紅色壁面因年深日久而微微彎傾，這樣，在沒有因年代悠久而失去其鮮豔色澤的地方，教堂看上去像是用類似巨大蜂房裡的蜂蠟那樣一種柔軟而有韌性的物質造成的；相反，在歲月的侵蝕使材料發硬的地方，以及被藝術家雕空或用金色烘托的地方，教堂就像用科爾都出産的皮革制作的精裝本封面，而威尼斯則像一本其大無比的聖經。
母親見我要在幾幅表現耶稣浸禮的鑲嵌畫前待很久，而且她感到了聖洗堂沁人肌膚的涼氣，便将一條披肩搭在我肩上。
我和阿爾貝蒂娜在巴爾貝克時，她對我談到如果能和我一道觀賞某幅畫會有怎樣的樂趣——在我看來她想象的這種樂趣毫無根據——當時我認為她的話揭示了一種虛無缥缈的幻想，不少思想混亂的人頭腦裡往往裝滿了這類幻想。
今天我至少可以肯定，和某人一起觀賞或至少一起看過一件美麗的東西的樂趣是确實存在的。
我有過這樣的時刻，即當我回想起聖洗堂，回想起我面對着聖約翰将耶稣浸入其中的約旦河的波濤，而遊艇正在小廣場前等候我們，這時我便不能不動情地想到，在涼爽的半明半暗中，在我身旁，有一位身着孝服的婦人，她臉上帶着卡帕契奧的《聖于絮爾》中那位老婦人的畢恭畢敬而又熱情洋溢的虔誠表情，而這位臉頰紅潤、眼神憂傷、罩着黑面網的婦人就是我的母親，對我來說，從此沒有任何東西能把她和聖馬可教堂那光線柔和的殿堂分開，我确信總能在殿堂裡再找到她，因為她在那兒就像在一幅拼花圖案中一樣占有一個專門的、固定不變的位置。
我剛剛提到卡帕契奧，在我不去聖馬可教堂進行我的研究時，他便是我們最喜歡“拜訪”的畫家，有一天他幾乎重新燃起我對阿爾貝蒂娜的愛情之火。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慈悲族長為中魔者驅邪》那幅畫。
我欣賞着那美妙的肉紅色和淡紫色天空，天幕上襯托出高高的鑲嵌式煙囪，煙囪的喇叭口形狀和它的紅色像一朵朵盛開的郁金香，使人想到惠斯勒筆下千姿百态的威尼斯。
接着我的目光從古老的裡亞托木橋移向十五世紀的維契奧橋，移向那一座座裝飾着鍍金柱頭的大理石宮殿，随後又回到大運河，在河上劃船的是一些身穿粉紅色上衣，頭戴飾有羽毛的窄邊軟帽的少年，他們酷似塞爾、凱斯勒和斯特勞斯那幅光彩奪目的《約瑟夫的傳說》中那個使人想起卡帕契奧的人。
最後，在離開那幅畫之前，我的目光又回到河岸，這裡密密麻麻地呈現出當時威尼斯的生活場景。
我看到理發師在擦拭剃須刀，黑人扛着木桶，伊斯蘭教徒在聊天，還有身穿錦緞和花緞寬大長袍，頭戴櫻桃紅絲絨窄邊軟帽的威尼斯貴族老爺。
突然我的心好像被蜇了一下。
我認出，一個編織行會會員（這可以從他們的領口和袖口上用珍珠和金線繡成的他們所屬的這個快樂行會的會徽識别出來）身上披的鬥篷就是阿爾貝蒂娜和我乘敞篷車去凡爾賽那天穿的那種鬥篷，那天晚上我無論如何沒想到僅僅十五個小時以後阿爾貝蒂娜将離開我家。
那個凄涼的日子，她在最後一封信裡把它稱為“格外晦暗的日子，因為當時已暮色蒼茫，而我們又即将離别”，當我叫她出發時，随時準備應付各種情況的她，披上了一件福迪尼設計的鬥篷，第二天就帶着這件鬥篷走了，自那以後我在回憶中再也沒看到過這件鬥篷。
然而福迪尼，威尼斯的天才兒子，正是從卡帕契奧的這幅畫裡吸取了鬥篷的式樣，把它從編織行會會員的肩上取下來披到了衆多巴黎女子的肩上，當然她們像我在此以前一樣不知道這種鬥篷的式樣古已有之，人們能在威尼斯藝術學院的一間大廳裡，在那幅題為《慈悲族長》的畫上，在處于畫的近景的一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