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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些錯誤便似乎與我不大相幹了，于是這些時日就變成了她清白無辜的證據)，我老受到一個新想法的折磨，這想法和阿爾貝蒂娜已死的概念(直到那時我思想的出發點都是她還活着)同樣新奇，我原以為我恐怕同樣不可能接受這新的想法，可是在我不知不覺間這想法倒逐漸構成了我意識的基本内容，從而代替了認為阿爾貝蒂娜清白無辜的考慮，這新的想法便是：阿爾貝蒂娜有過失。
我自以為我在懷疑她時，我反而是在相信她；同樣我想象我在對她的罪過抱懷疑态度時，我其他思想的出發點全都是相信她有罪，這種信念和與之相反的思想一樣又往往被推翻。
那段時間我無疑是非常苦惱的，不過我現在已明白事情原本應該如此。
隻有充分體驗了痛苦才可能解除痛苦。
我當時禁止阿爾貝蒂娜接觸任何人，我幻想她清白無辜，和我後來又以她還活着作為推理的基礎，這一切都隻能延緩解除痛苦的時間，因為我這是在推遲早就應該忍受的必要而漫長的痛苦時日。
然而習慣會起作用的，它會根據已經在我生活過程中受到過檢驗的規律讓我适應阿爾貝蒂娜有過失的想法。
正如德·蓋爾芒特的姓氏已經不再意味道旁睡蓮盛開的公路和魔鬼希爾貝特教堂的彩色玻璃窗的魅力，阿爾貝蒂娜的存在也不再意味那起伏的藍色大海的魅力，斯萬的姓氏，電梯和德·蓋爾芒特公爵夫人以及其他許多事情對我來說也都失去了原有的意義和魅力，這種意義和魅力隻給我留下了一個既簡單而又被它們認為大到足以獨自存在下去的字眼，好比一個人到來是為了鼓動仆人幹活，等仆人知道這點之後過幾個禮拜他又抽身走了；與上述情況相同，習慣也會把阿爾貝蒂娜有過失的令我痛心的想法從我心裡驅除出去。
而且從現在到那時，好比從兩翼同時進行的打擊，在“習慣”的行動過程中兩支同盟軍一定會互相支持。
阿爾貝蒂娜有過失的想法會變得更具可能性，更使我感到習慣，因此也會變得不那麼令我痛心。
然而另一方面，正因為它可能變得不那麼令我痛心，對她有過失的信念提出的異議就可能一個接一個地被推倒，這些異議在我思想裡産生也是受了我不過多受痛苦的願望的啟發；一個行動加速另一個行動，我相當迅速地從相信阿爾貝蒂娜無辜過渡到了相信她有過失。
我隻有在生活裡接受阿爾貝蒂娜已死，阿爾貝蒂娜有過失的概念，這些概念才可能成為習以為常的事，即是說我才可能忘記這些概念而且最終忘記阿爾貝蒂娜本人。
我還沒有達到這一步。
有時我的記憶受到心智活動的刺激變得格外清晰——比如在我閱讀時——從而勾起了我的傷心事；有些時候反而又是我的傷感受到擔心暴風雨天氣這類心态的引發，使我愛情史裡的某些往事變得格外突出，格外明朗。
對死去的阿爾貝蒂娜的愛也可能在某段時間的間隙之後重新恢複，在這段間隙時間裡我由于注意力的它屬而變得對她漠不關心，比如在巴爾貝克她拒絕親吻之後就有過這樣一段空隙，在這段時間我更關心的是德·蓋爾芒特夫人，是安德烈和德·斯代馬裡亞夫人，不過在我重又經常看見她時我對她的愛便恢複了。
然而，甚至在此刻，我對其他人的操心也可能導緻分離——這次是同一個死人分離——在這樣分離時她變得與我更加無關痛癢了。
發生這一切隻有一個緣由，那就是我仍然把她當作活人。
即使在後來的日子裡我不那麼愛她了，這一點仍舊是我的一個願望，這類願望很容易使人感到厭倦，但抛開它一段時間之後它們又會重新找上門來。
我追逐一個有生命的女人，接着是另一個，這之後我又回到我那死去的女人身邊了。
我在失去了對阿爾貝蒂娜明确的概念之後，某個姓名經常會不期然地闖進我内心裡最模糊的區域去激起我痛苦的反應，我原來還以為這種反應不可能出現了呢，這就像你往一個頭腦已不能思考的死人身上插進一根針去時他的某個肢體還會痙攣一樣。
長期以來，這種刺激是那麼吝于光顧我，以至我在無意中竟主動去尋找機會使自己悲傷，使自己妒性發作，借此重新和往昔發生聯系，以便更清晰地追憶她。
原因是，對一個女人的相思其實就是複蘇了的愛情，而這種複蘇的愛情又同樣受到愛情法則的制約，因此我的相思力增強的原因也就和阿爾貝蒂娜在世時我對她的愛情加深的原因同出一轍了，而嫉妒和苦惱又列在這些原因的首位。
然而最經常發生的是這些情況——因為一種疾病或一場戰争延續的時間可能比最聰明最有遠見的人估算的要長得多——總在我不知不覺間産生，而且它們對我的沖擊如此之劇烈，使我隻能考慮如何保護自己不緻過分悲痛，反倒無暇顧及從中讨得某件可以回憶的往事了。
此外一個詞甚至不必像“朔蒙”這個詞一樣和某種猜測發生聯系就能引起猜測，就會成為口令，成為打開通向往昔的大門的神奇“芝麻”，由于看夠了這個往昔，你原已不再去考慮它，因此嚴格說來你也就不再占有它了；你個人已去除了往昔這個部分，由于這種切除你以為你個人的人格也改變了原樣，正如一個圖形，失去了一角就等于失去了一邊；比如有些句子裡出現了某條街某條公路的名字而阿爾貝蒂娜又可能去那些地方，這些句子就足以體現一種潛在的但并不存在的猜疑心，讓它去尋覓實體，尋覓處所，尋覓某種具體的固定辦法，某種特定的實現方式。
有時這種“重新恢複”，這種夢景的“重新演奏”幹脆趁我睡覺時到記憶這本書裡一舉翻過許多頁，于是一頁一頁的日曆将我帶到，使我倒退到痛苦的但已很久遠的印象裡去，這些早就讓位給别種印象的印象又變得曆曆在目了。
這印象通常總是和一切笨拙而激動人心的演出同時出現，這演出給我以假象，使我耳聞目睹從此以這一夜為起點的一切。
而且在愛情史裡，在愛情與遺忘作鬥争的曆程裡，夢所占的位置比醒着更為重要，夢從不考慮時間上的極細微的劃分，它取消所有的過渡狀态，使巨大的反差變成對立，它在刹那間打亂我們在白天緩慢完成的安慰性的工作，在夜裡安排我們和那一不見面就可能忘懷的人兒幽會，不是嗎？因為，無論怎麼說，我們在夢裡總可以得出一切皆真的印象。
隻有從我們白天的感受裡找出的原因才能說明這一切是不可能的，而這種感受在做夢時又是我們看不到的。
因此這種不可能的生活在我們眼裡似乎就成了真實的。
但有時由于使演出歸于失敗的内部照明不足的毛病，我那成功地搬上舞台的回憶便使我産生了真實生活的幻覺，我真以為我曾經約過阿爾貝蒂娜幽會，以為我找到了她；可是我又感覺到不可能向她走過去，不能出聲地把我準備向她說的話說出來，也不能為看清她而重新點燃那已經熄滅的小火把：這種不可能性在我的夢裡無非是睡眠者的動彈不得，說不出話，看不見物，就像你猛然看見幻燈裡出現了大片的陰影把舞台人物抹去，這陰
我自以為我在懷疑她時，我反而是在相信她；同樣我想象我在對她的罪過抱懷疑态度時，我其他思想的出發點全都是相信她有罪，這種信念和與之相反的思想一樣又往往被推翻。
那段時間我無疑是非常苦惱的，不過我現在已明白事情原本應該如此。
隻有充分體驗了痛苦才可能解除痛苦。
我當時禁止阿爾貝蒂娜接觸任何人，我幻想她清白無辜，和我後來又以她還活着作為推理的基礎，這一切都隻能延緩解除痛苦的時間，因為我這是在推遲早就應該忍受的必要而漫長的痛苦時日。
然而習慣會起作用的，它會根據已經在我生活過程中受到過檢驗的規律讓我适應阿爾貝蒂娜有過失的想法。
正如德·蓋爾芒特的姓氏已經不再意味道旁睡蓮盛開的公路和魔鬼希爾貝特教堂的彩色玻璃窗的魅力，阿爾貝蒂娜的存在也不再意味那起伏的藍色大海的魅力，斯萬的姓氏，電梯和德·蓋爾芒特公爵夫人以及其他許多事情對我來說也都失去了原有的意義和魅力，這種意義和魅力隻給我留下了一個既簡單而又被它們認為大到足以獨自存在下去的字眼，好比一個人到來是為了鼓動仆人幹活，等仆人知道這點之後過幾個禮拜他又抽身走了；與上述情況相同，習慣也會把阿爾貝蒂娜有過失的令我痛心的想法從我心裡驅除出去。
而且從現在到那時，好比從兩翼同時進行的打擊，在“習慣”的行動過程中兩支同盟軍一定會互相支持。
阿爾貝蒂娜有過失的想法會變得更具可能性，更使我感到習慣，因此也會變得不那麼令我痛心。
然而另一方面，正因為它可能變得不那麼令我痛心，對她有過失的信念提出的異議就可能一個接一個地被推倒，這些異議在我思想裡産生也是受了我不過多受痛苦的願望的啟發；一個行動加速另一個行動，我相當迅速地從相信阿爾貝蒂娜無辜過渡到了相信她有過失。
我隻有在生活裡接受阿爾貝蒂娜已死，阿爾貝蒂娜有過失的概念，這些概念才可能成為習以為常的事，即是說我才可能忘記這些概念而且最終忘記阿爾貝蒂娜本人。
我還沒有達到這一步。
有時我的記憶受到心智活動的刺激變得格外清晰——比如在我閱讀時——從而勾起了我的傷心事；有些時候反而又是我的傷感受到擔心暴風雨天氣這類心态的引發，使我愛情史裡的某些往事變得格外突出，格外明朗。
對死去的阿爾貝蒂娜的愛也可能在某段時間的間隙之後重新恢複，在這段間隙時間裡我由于注意力的它屬而變得對她漠不關心，比如在巴爾貝克她拒絕親吻之後就有過這樣一段空隙，在這段時間我更關心的是德·蓋爾芒特夫人，是安德烈和德·斯代馬裡亞夫人，不過在我重又經常看見她時我對她的愛便恢複了。
然而，甚至在此刻，我對其他人的操心也可能導緻分離——這次是同一個死人分離——在這樣分離時她變得與我更加無關痛癢了。
發生這一切隻有一個緣由，那就是我仍然把她當作活人。
即使在後來的日子裡我不那麼愛她了，這一點仍舊是我的一個願望，這類願望很容易使人感到厭倦，但抛開它一段時間之後它們又會重新找上門來。
我追逐一個有生命的女人，接着是另一個，這之後我又回到我那死去的女人身邊了。
我在失去了對阿爾貝蒂娜明确的概念之後，某個姓名經常會不期然地闖進我内心裡最模糊的區域去激起我痛苦的反應，我原來還以為這種反應不可能出現了呢，這就像你往一個頭腦已不能思考的死人身上插進一根針去時他的某個肢體還會痙攣一樣。
長期以來，這種刺激是那麼吝于光顧我，以至我在無意中竟主動去尋找機會使自己悲傷，使自己妒性發作，借此重新和往昔發生聯系，以便更清晰地追憶她。
原因是，對一個女人的相思其實就是複蘇了的愛情，而這種複蘇的愛情又同樣受到愛情法則的制約，因此我的相思力增強的原因也就和阿爾貝蒂娜在世時我對她的愛情加深的原因同出一轍了，而嫉妒和苦惱又列在這些原因的首位。
然而最經常發生的是這些情況——因為一種疾病或一場戰争延續的時間可能比最聰明最有遠見的人估算的要長得多——總在我不知不覺間産生，而且它們對我的沖擊如此之劇烈，使我隻能考慮如何保護自己不緻過分悲痛，反倒無暇顧及從中讨得某件可以回憶的往事了。
此外一個詞甚至不必像“朔蒙”這個詞一樣和某種猜測發生聯系就能引起猜測，就會成為口令，成為打開通向往昔的大門的神奇“芝麻”，由于看夠了這個往昔，你原已不再去考慮它，因此嚴格說來你也就不再占有它了；你個人已去除了往昔這個部分，由于這種切除你以為你個人的人格也改變了原樣，正如一個圖形，失去了一角就等于失去了一邊；比如有些句子裡出現了某條街某條公路的名字而阿爾貝蒂娜又可能去那些地方，這些句子就足以體現一種潛在的但并不存在的猜疑心，讓它去尋覓實體，尋覓處所，尋覓某種具體的固定辦法，某種特定的實現方式。
有時這種“重新恢複”，這種夢景的“重新演奏”幹脆趁我睡覺時到記憶這本書裡一舉翻過許多頁，于是一頁一頁的日曆将我帶到，使我倒退到痛苦的但已很久遠的印象裡去，這些早就讓位給别種印象的印象又變得曆曆在目了。
這印象通常總是和一切笨拙而激動人心的演出同時出現，這演出給我以假象，使我耳聞目睹從此以這一夜為起點的一切。
而且在愛情史裡，在愛情與遺忘作鬥争的曆程裡，夢所占的位置比醒着更為重要，夢從不考慮時間上的極細微的劃分，它取消所有的過渡狀态，使巨大的反差變成對立，它在刹那間打亂我們在白天緩慢完成的安慰性的工作，在夜裡安排我們和那一不見面就可能忘懷的人兒幽會，不是嗎？因為，無論怎麼說，我們在夢裡總可以得出一切皆真的印象。
隻有從我們白天的感受裡找出的原因才能說明這一切是不可能的，而這種感受在做夢時又是我們看不到的。
因此這種不可能的生活在我們眼裡似乎就成了真實的。
但有時由于使演出歸于失敗的内部照明不足的毛病，我那成功地搬上舞台的回憶便使我産生了真實生活的幻覺，我真以為我曾經約過阿爾貝蒂娜幽會，以為我找到了她；可是我又感覺到不可能向她走過去，不能出聲地把我準備向她說的話說出來，也不能為看清她而重新點燃那已經熄滅的小火把：這種不可能性在我的夢裡無非是睡眠者的動彈不得，說不出話，看不見物，就像你猛然看見幻燈裡出現了大片的陰影把舞台人物抹去，這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