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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的煩惱,這些煩惱像瓦格納派音樂的主題一般互相交織在一起;這種美也産生于一種剛形成的概念:智慧把一面可憐巴巴的小鏡子捧在面前,它把這面小鏡子叫作未來,而發生的事件并沒有被置于這面小鏡子塗了色的全部反光裡,這些事件停在外面,它們總是突然冒出來,有如某人突然前來為一件現行犯罪案作證一般。

    在我們任憑某一件事情自己去發展時,這事本身已經在起着變化,或是失敗将其擴大了,或是滿意将其縮小了。

    不過事情是很少孤立發生的。

    每個事變激起的感情都在互相沖撞,在某種程度上,正如我去保安局局長那裡時體會到的,恐懼是一種減輕悲傷感情的疏導劑,起碼是暫時的但又相當有效的疏導劑。

     我在保安局看見了那小姑娘的父母,他們一邊辱罵我一邊把五百法郎還給我說:“我們不吃這一套。

    ”我不想收回這些錢,保安局局長自告奮勇以“巧于答辯”的刑事法庭庭長的辯才為難于模仿的範例,從我說出的每一句話裡抽出一個字用以構成他才智橫溢的令人難以招架的答辯。

    問題甚至不在于我在行為上是無辜的,因為唯有這個假設誰也不肯須臾接受。

    不過指控畢竟難于成立,我因此得到了解脫,但女孩的雙親在場,我仍然挨了一頓臭罵。

    一等他們離開,保安局局長便改了口氣,原來他很喜好小姑娘,他像對同夥一般責備我說:“下一次得機靈些。

    天哪,發面可不能這麼猛,要不就得搞糟。

    再說您去哪裡都能找到比那一個好的小姑娘,而且錢也花不了那麼多。

    這筆錢也多得太離譜了。

    ”我充分意識到,即使我對他說明真相他也不可能理解我,我便趁他允許我離開時一聲不吭地抽身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覺得過路的人似乎全是受托窺視我的行為和動作的監察。

    不過這個主題也像我對布洛克的氣憤一樣逐漸弱化下去,最後便完全讓位給阿爾貝蒂娜出走的主題了。

     這個主題又開始了,不過自聖盧動身以後主題的調式幾乎變得歡快了。

    自我委托聖盧去看望邦當夫人以來,這件事的負擔已經從我那過于疲勞的思想裡轉移到他那裡去了。

    在他動身的那一刻,一種歡悅之情甚至使我感到振奮,因為我已作出了決定:“我作了針鋒相對的回答。

    ”我的痛苦也就煙消雲散了。

    我相信這是因為我已盡力而為,我真心實意地這麼相信,原因是人從來也不清楚他心靈裡藏着些什麼。

    其實,使我高興的并不是我把自己的優柔寡斷像我自己認為的那樣推給了聖盧。

    而且我絕對沒有弄錯,彌補一樁不幸事變的特效藥(四分之三的事變都是不幸的)乃是決斷,因為決斷可以迅猛地推倒我們的各種思想,從而中止由過去的事件産生而又使事件餘波繼續震顫的奔湧的思潮;決斷還會以來自外部,來自未來的逆反思潮的反向奔湧去摧毀這奔湧的思潮。

    當這種新的思想(此刻萦繞在我腦際的正是這種新思想)給我們帶來的是未來的本質所具有的希望時,這新思想對我們尤有裨益。

    其實真正使我高興的是這種秘密的信念,即聖盧的使命不可能失敗,因此阿爾貝蒂娜少不了會回來。

    我明白這一點,因為在第一天沒有得到聖盧的回音時,我又開始難受起來了,看來我的決斷,我對他的全權委托都不是我快樂的根由,沒有這些,我的快樂也許還持久些呢,我快樂的根由是我在說“不管發生什麼事”時心裡想的是“準保成功”。

    可是聖盧的遲遲未歸又使我想到完全可能發生成功以外的别的事,這想法使我如此惱火,我的快樂即刻消失了。

    其實是我們對好事的預測和希冀使我們滿心歡喜,而我們卻把這種喜悅歸之于别的原因,當我們對希望的實現不再有十足的把握時這種喜悅便停止了,我們又會重新陷入悲傷。

    總有一種隐隐約約的信念支撐着我們感覺世界的大廈,沒有這種信念,大廈便搖搖欲墜。

    我們已經看出信念決定我們認識生命的有無價值,決定我們熱愛人的生命或對它們感到厭倦。

    信念也使我們有可能忍受悲哀,我們之所以認為這種悲哀沒有什麼了不起,無非是因為我們确信這種悲哀很快便會結束,信念還使我們有可能忍受突然變得深廣的悲哀,直到某種存在與我們的生命具有同等的價值,有時甚至超過我們生命的價值為止。

     此外,有一件事又使我内心的痛苦變得像最初時刻那麼尖銳,應當承認這痛苦本來已經不那麼尖銳了。

    這件事就是重讀阿爾貝蒂娜寫給我的信裡的一句話。

    我們盡管熱愛着一些人,一旦我們在孤獨中隻能經受失去他們的苦痛而我們的思想又在某種程度上按照自己的願望塑造着這種苦痛時,這種苦痛就變得可以忍受了,而且這種痛苦也不同于另一種更沒有人情味的與我們更格格不入的苦痛——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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