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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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擁護魏瑪共和國，同他的哥哥亨利希·曼取得和解。
經過艱苦而曲折的思想反複，托馬斯·曼在前進的道路上又邁出了新的一步。
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七年，托馬斯·曼多次出國旅行，先後到過阿姆斯特丹、斯德哥爾摩、布達佩斯、布拉格、馬德裡、倫敦、哥本哈根、佛羅倫薩、雅典、君士坦丁堡、開羅、巴黎及華沙等地。
這使他大大豐富了知識，擴展了視野，并為他以後的創作提供了多種多樣的題材。
長篇小說《約瑟和他的弟兄們》，就是在一九二六年醞釀成熟的。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前後，國際反動勢力日益猖獗，歐洲大陸陰雲密布，法西斯主義蠢蠢欲動。
這時，托馬斯·曼已是一個覺醒了的民主主義者和激進的人道主義者了。
一九三〇年，他在柏林作題為《告德國人》的演說，矛頭直指法西斯主義。
他認為能抗拒法西斯野蠻暴行的唯一力量是社會民主主義，并号召德國市民階層站在它的一邊。
同年，他又發表了著名的反法西斯小說《馬裡奧和魔術師》。
一九三三年，為紀念德國作曲家理查·瓦格納逝世五十周年，托馬斯·曼在慕尼黑大學發表講演，題為《理查·瓦格納的苦難與偉大》。
由于他從德國文化的人道主義傳統出發論述這位作曲家，沒有贊揚瓦格納的民族主義傾向，受到親納粹的一批文人的責難。
希特勒攫取政權後，托馬斯·曼被迫流亡，在瑞士等地居留。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反動當局進一步迫害這位作家：他的财産被沒收，國籍被剝奪，而波恩大學也取消了他在一九一九年獲得的名譽博士學位，因而他給波恩大學文學院院長寫了一封公開信，譴責納粹政府踐踏德國文化的罪行。
這封信在反法西斯陣線中起了鼓舞鬥志的作用。
還在希特勒上台之前七年，托馬斯·曼就開始寫作一組以《聖經》中約瑟的故事為題材的長篇小說，即《約瑟和他的弟兄們》四部曲。
前兩部《雅各的故事》和《年輕的約瑟》在作家移居國外之前即已完成，而後兩部《約瑟在埃及》及《贍養者約瑟》則是在希特勒政變後寫畢的。
在從事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之前，托馬斯·曼進行了大量研究工作，參考了許多科學專著，并努力追溯《聖經》傳說中的曆史根源。
在對神話傳說進行藝術處理時，他不僅依靠曆史學家和考古學家的許多作品，還借助于弗洛伊德的學說。
小說的某些内容表面上是諷刺埃及人民的民族自大狂，實際上卻是針對德國的法西斯主義分子的。
在這“四部曲”裡，托馬斯·曼力求從神話中找到人道主義因素，以達到借古諷今的目的。
正如托馬斯·曼在一次學術報告中所說：“我在内心準備把類似約瑟傳說的材料當作與我的創作興趣相吻合的東西來接受，是由于當時我的趣味發生了變化，對市民日常生活的厭棄和對神話的愛好。
”許多評論家認為它與《魔山》一樣，也是一部發人深省的“教育小說”。
在托馬斯·曼看來，美國是當時世界上民主、自由的象征，因而于一九三八年遷居美國。
不久他任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先後發表各種演說。
一九三九年，他的又一部長篇小說《綠蒂在魏瑪》問世。
《綠蒂在魏瑪》的寫作技巧頗為新穎，完全擺脫了傳統的藝術結構。
小說沒有多大情節，隻是着重描寫歌德與青年時代熱戀過的女友夏綠蒂于一八一六年重逢時的各種場景。
在第七章中，作者對歌德的心理狀态刻畫入微，巧妙地再現了這位大詩人生活的年代及其複雜矛盾的性格。
顯然，作者想借歌德來确立并發揮自己的人道主義思想，矛頭也是針對當時橫行歐洲的法西斯主義的。
同年五月和六月，世界作家大會和美國作家大會開會，托馬斯·曼均前往參加。
這年夏天，托馬斯·曼又回到歐洲，先後在蘇黎世、倫敦及斯德哥爾摩住過。
九月，第十七屆國際筆會在斯德哥爾摩開幕，這位傑出的作家在會上作了題為《自由問題》的講演，從他的發言中，可以看出他對社會主義社會的向往。
從一九四〇年十月至一九四五年五月，托馬斯·曼每月定期通過美國廣播公司對外廣播，直接參加反法西斯宣傳。
他先後發表題為《德國聽衆們！》的廣播演講五十五篇，對打擊法西斯主義起了一定作用。
在這些演講中，他對英勇抗擊法西斯的蘇聯人民懷有深摯的敬意，而對社會主義社會也懷着滿腔熱情。
一九四二年，他被聘為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德國文學顧問，一九四四年取得了美國國籍。
早于一九〇一年，托馬斯·曼就想寫一部“浮士德”式的大型作品。
一九四三年五月，他開始寫作長篇小說《浮士德博士》，該書于一九四七年出版。
它的主題與中篇小說《死于威尼斯》等一樣，是一部描寫藝術家在資本主義社會下以悲劇而告終的小說，同時也是一部德國走向法西斯、走向戰争與毀滅的“時代小說”。
小說中，作曲家阿德裡安·萊弗爾金不滿現實，在音樂上試圖有所創新。
他同魔鬼訂約後，寫出了許多反傳統的新穎作品，但由于萊弗爾金的人性尚未泯滅，受到魔鬼的懲罰，最後他認識到藝術不能單純追求形式的完美，主要應有益于人類。
可惜他覺悟得太晚，靈魂已為魔鬼所占有，終于變成癡呆。
據作者在一九四八年發表的日記透露，萊弗爾金的思想、氣質和經曆，與尼采的情況十分相似，《浮士德博士》的主人公無異是尼采的化身，而音樂家與魔鬼的談話，則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一書。
這部小說的寫作技巧也與托馬斯·曼的傳統寫法不同，具有現代派小說的許多特點。
自一九四七至一九五二年間，作家往來于歐洲大陸及美國。
一九四九年，為紀念歌德誕生二百周年，作家回德國，在法蘭克福和魏瑪兩地發表演說，兩地都給他頒發了歌德獎金。
由于他對日益猖獗的麥卡錫主義十分不滿，而美國報刊又猛烈攻擊他同情共産主義，他于一九五二年忿然離開美國，移居瑞士蘇黎世附近。
他不止一次去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同兩個德國的文化界保持聯系，成為溝通易北河兩岸文化的信使。
托馬斯·曼在生命的最後幾年，雖然年事已高，體弱多病，仍孜孜不倦地埋頭寫作。
一九五一年發表的長篇小說《被挑選者》，取材于中世紀詩人哈特曼·封·奧埃的史詩《格裡高裡烏斯》，描寫一個青年因不明真相，竟娶了自己的生母為妻，後來贖了罪，成為羅馬教皇。
一九四五年德國投降後，托馬斯·曼曾不遺餘力地宣揚對戰敗的德國采取寬大政策，這部小說就是一個例證。
一九五三年發表的中篇小說《受騙的女人》，則是一部對女人的情欲進行心理分析的作品。
書中寫的是一個年逾半百的女人因情欲驅使，竟愛上了一個二十多歲的小夥子。
作者以寬容的态度描寫了這種反常的愛情和變态心理；在作者的心目中，“愛”與“死”本是一家，而大自然卻具有愚弄人的性質。
托馬斯·曼最後的一部重要的作品，是未完成的長篇小說《大騙子克魯爾的自白——回憶錄第一部》。
此書的個别
經過艱苦而曲折的思想反複，托馬斯·曼在前進的道路上又邁出了新的一步。
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七年，托馬斯·曼多次出國旅行，先後到過阿姆斯特丹、斯德哥爾摩、布達佩斯、布拉格、馬德裡、倫敦、哥本哈根、佛羅倫薩、雅典、君士坦丁堡、開羅、巴黎及華沙等地。
這使他大大豐富了知識，擴展了視野，并為他以後的創作提供了多種多樣的題材。
長篇小說《約瑟和他的弟兄們》，就是在一九二六年醞釀成熟的。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前後，國際反動勢力日益猖獗，歐洲大陸陰雲密布，法西斯主義蠢蠢欲動。
這時，托馬斯·曼已是一個覺醒了的民主主義者和激進的人道主義者了。
一九三〇年，他在柏林作題為《告德國人》的演說，矛頭直指法西斯主義。
他認為能抗拒法西斯野蠻暴行的唯一力量是社會民主主義，并号召德國市民階層站在它的一邊。
同年，他又發表了著名的反法西斯小說《馬裡奧和魔術師》。
一九三三年，為紀念德國作曲家理查·瓦格納逝世五十周年，托馬斯·曼在慕尼黑大學發表講演，題為《理查·瓦格納的苦難與偉大》。
由于他從德國文化的人道主義傳統出發論述這位作曲家，沒有贊揚瓦格納的民族主義傾向，受到親納粹的一批文人的責難。
希特勒攫取政權後，托馬斯·曼被迫流亡，在瑞士等地居留。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反動當局進一步迫害這位作家：他的财産被沒收，國籍被剝奪，而波恩大學也取消了他在一九一九年獲得的名譽博士學位，因而他給波恩大學文學院院長寫了一封公開信，譴責納粹政府踐踏德國文化的罪行。
這封信在反法西斯陣線中起了鼓舞鬥志的作用。
還在希特勒上台之前七年，托馬斯·曼就開始寫作一組以《聖經》中約瑟的故事為題材的長篇小說，即《約瑟和他的弟兄們》四部曲。
前兩部《雅各的故事》和《年輕的約瑟》在作家移居國外之前即已完成，而後兩部《約瑟在埃及》及《贍養者約瑟》則是在希特勒政變後寫畢的。
在從事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之前，托馬斯·曼進行了大量研究工作，參考了許多科學專著，并努力追溯《聖經》傳說中的曆史根源。
在對神話傳說進行藝術處理時，他不僅依靠曆史學家和考古學家的許多作品，還借助于弗洛伊德的學說。
小說的某些内容表面上是諷刺埃及人民的民族自大狂，實際上卻是針對德國的法西斯主義分子的。
在這“四部曲”裡，托馬斯·曼力求從神話中找到人道主義因素，以達到借古諷今的目的。
正如托馬斯·曼在一次學術報告中所說：“我在内心準備把類似約瑟傳說的材料當作與我的創作興趣相吻合的東西來接受，是由于當時我的趣味發生了變化，對市民日常生活的厭棄和對神話的愛好。
”許多評論家認為它與《魔山》一樣，也是一部發人深省的“教育小說”。
在托馬斯·曼看來，美國是當時世界上民主、自由的象征，因而于一九三八年遷居美國。
不久他任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先後發表各種演說。
一九三九年，他的又一部長篇小說《綠蒂在魏瑪》問世。
《綠蒂在魏瑪》的寫作技巧頗為新穎，完全擺脫了傳統的藝術結構。
小說沒有多大情節，隻是着重描寫歌德與青年時代熱戀過的女友夏綠蒂于一八一六年重逢時的各種場景。
在第七章中，作者對歌德的心理狀态刻畫入微，巧妙地再現了這位大詩人生活的年代及其複雜矛盾的性格。
顯然，作者想借歌德來确立并發揮自己的人道主義思想，矛頭也是針對當時橫行歐洲的法西斯主義的。
同年五月和六月，世界作家大會和美國作家大會開會，托馬斯·曼均前往參加。
這年夏天，托馬斯·曼又回到歐洲，先後在蘇黎世、倫敦及斯德哥爾摩住過。
九月，第十七屆國際筆會在斯德哥爾摩開幕，這位傑出的作家在會上作了題為《自由問題》的講演，從他的發言中，可以看出他對社會主義社會的向往。
從一九四〇年十月至一九四五年五月，托馬斯·曼每月定期通過美國廣播公司對外廣播，直接參加反法西斯宣傳。
他先後發表題為《德國聽衆們！》的廣播演講五十五篇，對打擊法西斯主義起了一定作用。
在這些演講中，他對英勇抗擊法西斯的蘇聯人民懷有深摯的敬意，而對社會主義社會也懷着滿腔熱情。
一九四二年，他被聘為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德國文學顧問，一九四四年取得了美國國籍。
早于一九〇一年，托馬斯·曼就想寫一部“浮士德”式的大型作品。
一九四三年五月，他開始寫作長篇小說《浮士德博士》，該書于一九四七年出版。
它的主題與中篇小說《死于威尼斯》等一樣，是一部描寫藝術家在資本主義社會下以悲劇而告終的小說，同時也是一部德國走向法西斯、走向戰争與毀滅的“時代小說”。
小說中，作曲家阿德裡安·萊弗爾金不滿現實，在音樂上試圖有所創新。
他同魔鬼訂約後，寫出了許多反傳統的新穎作品，但由于萊弗爾金的人性尚未泯滅，受到魔鬼的懲罰，最後他認識到藝術不能單純追求形式的完美，主要應有益于人類。
可惜他覺悟得太晚，靈魂已為魔鬼所占有，終于變成癡呆。
據作者在一九四八年發表的日記透露，萊弗爾金的思想、氣質和經曆，與尼采的情況十分相似，《浮士德博士》的主人公無異是尼采的化身，而音樂家與魔鬼的談話，則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一書。
這部小說的寫作技巧也與托馬斯·曼的傳統寫法不同，具有現代派小說的許多特點。
自一九四七至一九五二年間，作家往來于歐洲大陸及美國。
一九四九年，為紀念歌德誕生二百周年，作家回德國，在法蘭克福和魏瑪兩地發表演說，兩地都給他頒發了歌德獎金。
由于他對日益猖獗的麥卡錫主義十分不滿，而美國報刊又猛烈攻擊他同情共産主義，他于一九五二年忿然離開美國，移居瑞士蘇黎世附近。
他不止一次去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同兩個德國的文化界保持聯系，成為溝通易北河兩岸文化的信使。
托馬斯·曼在生命的最後幾年，雖然年事已高，體弱多病，仍孜孜不倦地埋頭寫作。
一九五一年發表的長篇小說《被挑選者》，取材于中世紀詩人哈特曼·封·奧埃的史詩《格裡高裡烏斯》，描寫一個青年因不明真相，竟娶了自己的生母為妻，後來贖了罪，成為羅馬教皇。
一九四五年德國投降後，托馬斯·曼曾不遺餘力地宣揚對戰敗的德國采取寬大政策，這部小說就是一個例證。
一九五三年發表的中篇小說《受騙的女人》，則是一部對女人的情欲進行心理分析的作品。
書中寫的是一個年逾半百的女人因情欲驅使，竟愛上了一個二十多歲的小夥子。
作者以寬容的态度描寫了這種反常的愛情和變态心理；在作者的心目中，“愛”與“死”本是一家，而大自然卻具有愚弄人的性質。
托馬斯·曼最後的一部重要的作品，是未完成的長篇小說《大騙子克魯爾的自白——回憶錄第一部》。
此書的個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