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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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體，再從紐約“打”到巴黎，她又能混得怎樣呢？作為一個将自身當成征服世界的武器的女人，她永遠達不到“娜娜”那麼“輝煌”的頂點。
我将沃克與她那張彩色結婚照翻了出來，一剪刀從中間剪下了她，撕碎後扔進了紙簍。
她已不再是中國人。
也不再是我的外國朋友的妻子，我沒來由在我的影集中保存這一“商品”的“廣告”。
除了沃克，我還與幾位外國人有過友好交往：三位日本人，一位美國人。
三位日本人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留學生佐藤素子、外語學院留學生原田秀美、日本綜研化學株式會社工程設計事業部中國室室長味方重雄。
那位美國人是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中國研究課程主任畢克偉教授。
門戶開放，身在文學藝術界，誰沒幾個外國朋友呢？我引以為榮引以為傲的，從來都不是我的作品。
我深知它們在中國當代文學中應擺列哪一檔級。
我值得自傲的是，在我與外國朋友的交往中，我遵循着老祖宗們的一句古訓——“不輕受一文”。
我從來沒有向外國朋友提過任何請求，諸如出國啦，從國外帶什麼東西啦，兌換外彙券啦……對于為了得到某些洋貨，為了出國，為了其他種種個人好處和欲望，而忘記自己應該怎樣作一個中國人者，我——一個共和國的同齡人，大聲對你們說——我一概瞧不起你們！ 我這人今後可能會犯三類錯誤：因為寫了一篇什麼不合時宜的作品而受批判；違反交通規則而被罰款；有朝一日失去理智堕入情網而播“轶事”于文壇，傳诟柄于世人。
即使在我犯了這三類錯誤以後，我也還要對你們說——我瞧不起你們！ 噫！不好了！ 打住！打住！我這篇筆記是該就此打住了！言多必失！而且我已“失”過幾次了！ 就在前不久，有同志要求我去給中央黨校研究生班講點有關文學的什麼。
本不願去。
到中央黨校，我算個人物麼？配去講麼？但那誠意實很難卻。
斷然拒絕，又未免顯得過于“高傲”。
拖了幾次，終拖不過。
便去了。
便講了。
結果就生出是非來，有人寫信至某中央領導同志，說是梁曉聲大談自己不是一個共産黨員，并且永遠不想加入中國共産黨！于是中央領導同志指示：查查這個梁曉聲平時表現如何？查查是誰“請”他到黨校去的？果有其事，要嚴肅處理。
于是就有調查人員到中央黨校去調查。
安有其事？！ 我們的黨畢竟正在恢複着實事求是的作風。
調查結果——“梁曉聲的講話基本上還是進步的”。
一個非黨作家在中央黨校的講話，“基本上”是“進步”的，也就可以了吧？如今誰敢說自己的話句句都正确無比？ 黨的實事求是的作風保護了我。
人生易老天難老。
屈指算來，我成為北京公民已經九個年頭了。
九年内，我們的共和國熱熱鬧鬧地發生了許多重大變革。
我們北影廠的大門，架上了民族風格的牌樓。
我由二十八歲而三十六歲。
跻身于熱熱鬧鬧的文壇，離群索居，苦心經營地“爬格子”，同時往自己的瘦臉上刻皺紋。
今天，我在離首都四十多公裡的昌平縣境内一座園林招待所裡寫下這篇散記的最後文字，這地方叫“紅泥溝”，附近有個小村叫“虎峪村”。
時已入冬。
西北風從大山深處竄出來，猛烈地呼嘯着，嘶嚎着，從樹枝上往下掠着枯葉。
整個招待所大院裡，算服務員在内，隻五六人，幾排空房，門扉作響，仿佛鬧鬼。
還沒來暖氣，我的房間凍手凍腳，呼氣可見。
桌上，幾枝月季，插于瓶内，蓓蕾維持着最後的生命力。
是我白天剪下來的，不忍它們于寒冷過後，落紅滿地。
稿紙旁放着一封無落款地址的匿名信——編輯部轉來的，剛剛讀罷。
信中說：“梁曉聲，你小心點！像《潰瘍》那類狗屁小說，奉勸你今後少寫！用小說和我們對着幹，沒你什麼好結果！有朝一日看我們如何整治你！……” 充滿威脅的一封信。
倒不怕。
就是有點冷。
冷也還是要寫下去。
我們畢竟是社會主義國家。
他——他們，是否也沿用一顆子彈夾在信中，向一個作家挑戰？ 好吧，我就應戰！ 手在抖，心在寒。
不是因為冷，是因為憤怒……北京，北京，我在心中呼喚着你，像呼喚母親一樣。
我多想依偎在你的懷中，暖暖我的身子，暖暖我的心！同時，讓我傾聽母親的心髒——是在怎樣有力而安穩地跳動着。
母親心髒的動音，對我——是一支搖籃曲。
也是我們時代的沉重的鼓音。
我仿佛傾聽到了，沉重，然而多麼有力！ 母親，母親，我愛你！ 我們愛你……
我将沃克與她那張彩色結婚照翻了出來，一剪刀從中間剪下了她，撕碎後扔進了紙簍。
她已不再是中國人。
也不再是我的外國朋友的妻子，我沒來由在我的影集中保存這一“商品”的“廣告”。
除了沃克，我還與幾位外國人有過友好交往：三位日本人，一位美國人。
三位日本人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留學生佐藤素子、外語學院留學生原田秀美、日本綜研化學株式會社工程設計事業部中國室室長味方重雄。
那位美國人是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中國研究課程主任畢克偉教授。
門戶開放，身在文學藝術界，誰沒幾個外國朋友呢？我引以為榮引以為傲的，從來都不是我的作品。
我深知它們在中國當代文學中應擺列哪一檔級。
我值得自傲的是，在我與外國朋友的交往中，我遵循着老祖宗們的一句古訓——“不輕受一文”。
我從來沒有向外國朋友提過任何請求，諸如出國啦，從國外帶什麼東西啦，兌換外彙券啦……對于為了得到某些洋貨，為了出國，為了其他種種個人好處和欲望，而忘記自己應該怎樣作一個中國人者，我——一個共和國的同齡人，大聲對你們說——我一概瞧不起你們！ 我這人今後可能會犯三類錯誤：因為寫了一篇什麼不合時宜的作品而受批判；違反交通規則而被罰款；有朝一日失去理智堕入情網而播“轶事”于文壇，傳诟柄于世人。
即使在我犯了這三類錯誤以後，我也還要對你們說——我瞧不起你們！ 噫！不好了！ 打住！打住！我這篇筆記是該就此打住了！言多必失！而且我已“失”過幾次了！ 就在前不久，有同志要求我去給中央黨校研究生班講點有關文學的什麼。
本不願去。
到中央黨校，我算個人物麼？配去講麼？但那誠意實很難卻。
斷然拒絕，又未免顯得過于“高傲”。
拖了幾次，終拖不過。
便去了。
便講了。
結果就生出是非來，有人寫信至某中央領導同志，說是梁曉聲大談自己不是一個共産黨員，并且永遠不想加入中國共産黨！于是中央領導同志指示：查查這個梁曉聲平時表現如何？查查是誰“請”他到黨校去的？果有其事，要嚴肅處理。
于是就有調查人員到中央黨校去調查。
安有其事？！ 我們的黨畢竟正在恢複着實事求是的作風。
調查結果——“梁曉聲的講話基本上還是進步的”。
一個非黨作家在中央黨校的講話，“基本上”是“進步”的，也就可以了吧？如今誰敢說自己的話句句都正确無比？ 黨的實事求是的作風保護了我。
人生易老天難老。
屈指算來，我成為北京公民已經九個年頭了。
九年内，我們的共和國熱熱鬧鬧地發生了許多重大變革。
我們北影廠的大門，架上了民族風格的牌樓。
我由二十八歲而三十六歲。
跻身于熱熱鬧鬧的文壇，離群索居，苦
今天，我在離首都四十多公裡的昌平縣境内一座園林招待所裡寫下這篇散記的最後文字，這地方叫“紅泥溝”，附近有個小村叫“虎峪村”。
時已入冬。
西北風從大山深處竄出來，猛烈地呼嘯着，嘶嚎着，從樹枝上往下掠着枯葉。
整個招待所大院裡，算服務員在内，隻五六人，幾排空房，門扉作響，仿佛鬧鬼。
還沒來暖氣，我的房間凍手凍腳，呼氣可見。
桌上，幾枝月季，插于瓶内，蓓蕾維持着最後的生命力。
是我白天剪下來的，不忍它們于寒冷過後，落紅滿地。
稿紙旁放着一封無落款地址的匿名信——編輯部轉來的，剛剛讀罷。
信中說：“梁曉聲，你小心點！像《潰瘍》那類狗屁小說，奉勸你今後少寫！用小說和我們對着幹，沒你什麼好結果！有朝一日看我們如何整治你！……” 充滿威脅的一封信。
倒不怕。
就是有點冷。
冷也還是要寫下去。
我們畢竟是社會主義國家。
他——他們，是否也沿用一顆子彈夾在信中，向一個作家挑戰？ 好吧，我就應戰！ 手在抖，心在寒。
不是因為冷，是因為憤怒……北京，北京，我在心中呼喚着你，像呼喚母親一樣。
我多想依偎在你的懷中，暖暖我的身子，暖暖我的心！同時，讓我傾聽母親的心髒——是在怎樣有力而安穩地跳動着。
母親心髒的動音，對我——是一支搖籃曲。
也是我們時代的沉重的鼓音。
我仿佛傾聽到了，沉重，然而多麼有力！ 母親，母親，我愛你！ 我們愛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