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關燈
小
中
大
普遍還很窮啊！要達到小康，還得努力奮鬥到本世紀末呢！人民給不了那麼多，人民負擔不起。
什麼事情都得慢慢兒來，也得容人民慢慢兒給。
别撈得太急了。
即便是再一再二又再三，老百姓也還是隻有希望而已。
哪個國家的老百姓比中國的老百姓更仁義更厚道呢？哪個國家的老百姓比中國的老百姓更善于忍耐，更善于在忍耐之中仍懷抱着不泯的希望呢？以權謀私者，一心隻想自己先富起來，全不将人民利益放在心上者，是應該感到羞愧的。
就在幾天前，哈爾濱市一家制本廠廠長來找我，還講到這樣一件事：他們廠要買一台某種型号的印刷機，難以買到，就有人好心地為他介紹了一位經商的幹部子弟。
對方說：你們要買的印刷機我有，可以賣給你們，但你們得給我百分之十的“個人勞務費”。
給，明天就可提貨。
一台印刷機十七萬元。
百分之十——一萬七千元。
問：“給開發貨票嗎？” 答：“‘個人勞務費’，開什麼發票？” 拿國家生産的機器轉手倒賣，一張口就敢一萬二萬的要“小費”，還美其名曰：“個人勞務”，這叫幹什麼？！而且讓人百思不得其解：持介紹信為擴大再生産買不到，怎地竟會在某些人手中囤積居奇？他們靠的是哪方面的權力？ 一天，我正在辦公室寫作，父親來叫我，說家中來了一位個子高高的外國人。
我到北京後，素少交際，更從未結識過外國人，心中不免十分疑惑。
回到家中，果見一外國人靜坐以待——申·沃克！ 自從他離開複旦後，我從未見過他，以為他再也不會到中國來了。
想不到他竟從天而降，我們彼此的高興心情，不必贅述。
我向父親介紹道：“這是我的朋友，瑞典人。
” 沃克站起身，頭觸到了吊燈罩子，噼裡啪啦掉下無數塑料飾穗。
他臉倏地紅了，立刻彎腰去撿。
他那高個子，彎下去就很困難。
隻好曲一膝，跪一膝，像一個高高挑挑的外國小姐，正行着曲膝禮時一條腿抽筋了。
我忍笑幫他撿。
父親則冷冷地瞧着他，又冷冷地瞧着我，不知我什麼時候，在什麼情況之下認識了這個外國人，而且稱他為“朋友”。
父親是怕我出了點名，忘乎所以，犯什麼“國際錯誤”。
父親習慣于将“裡通外國”說成“國際錯誤”。
對與外國人交往這種事，父親的思想認識仍停滞在“文革”時期，半點也沒“開放”。
他常說：“别看那些與外國人交往的中國人今天洋洋得意的樣，保不準哪一天又會倒黴，到時候哭都來不及。
” 沃克将那些被碰掉的塑料飾穗全部接過去，從容不迫地往吊燈罩上安裝。
我見父親那種表情，怕沃克敏感到什麼，又補充介紹道：“在複旦時，我們倆一個宿舍住過呢！” 沃克安裝完畢，對父親笑笑，落座，也說：“我和曉聲是非常好的朋友，我在中國交往的第一個朋友。
那時還是‘四人幫’時期呢，我們的友誼是經過了一些考驗的。
”說着轉臉瞧我，意思是問我——對嗎？ “正是這樣。
”我對他說，也是對父親說。
父親“哦，哦……”應着，退出屋去，再未進來。
如今，一個中國人能稱一位外國人為自己的朋友，倘若這外國人又是來自所謂西方世界，諸如瑞典這樣一個“富庶國家”，并且還是一位年輕的博士，那麼仿佛便是某些中國人的不尋常的榮耀了。
我稱沃克為自己的朋友，不覺得在名分上沾了他什麼光。
他視我為朋友，也肯定不會自認為是對我的一種擡舉。
他的博士頭銜，在我看來也并不光芒四射。
他獲得這學位的論文——《中國古代民歌研究》，還是在大學時我幫他搜集資料、抄寫卡片，互相探讨之下完成的。
他這次是到駐中國的一個辦事機構工作的。
他從“青年報”上看到介紹我的小文章，才詢問到我的住址的。
以後，他幾乎每星期六晚上都到我家中來做客。
他喜歡喝大米棗粥，喜歡吃炸糕，黃瓜罐頭，還喜歡吃餃子。
我們就每個月讓他吃上兩頓餃子，更多的日子隻以粥相待。
什麼事情都得慢慢兒來，也得容人民慢慢兒給。
别撈得太急了。
即便是再一再二又再三，老百姓也還是隻有希望而已。
哪個國家的老百姓比中國的老百姓更仁義更厚道呢？哪個國家的老百姓比中國的老百姓更善于忍耐，更善于在忍耐之中仍懷抱着不泯的希望呢？以權謀私者，一心隻想自己先富起來，全不将人民利益放在心上者，是應該感到羞愧的。
就在幾天前，哈爾濱市一家制本廠廠長來找我，還講到這樣一件事：他們廠要買一台某種型号的印刷機，難以買到，就有人好心地為他介紹了一位經商的幹部子弟。
對方說：你們要買的印刷機我有，可以賣給你們，但你們得給我百分之十的“個人勞務費”。
給，明天就可提貨。
一台印刷機十七萬元。
百分之十——一萬七千元。
問：“給開發貨票嗎？” 答：“‘個人勞務費’，開什麼發票？” 拿國家生産的機器轉手倒賣，一張口就敢一萬二萬的要“小費”，還美其名曰：“個人勞務”，這叫幹什麼？！而且讓人百思不得其解：持介紹信為擴大再生産買不到，怎地竟會在某些人手中囤積居奇？他們靠的是哪方面的權力？ 一天，我正在辦公室寫作，父親來叫我，說家中來了一位個子高高的外國人。
我到北京後，素少交際，更從未結識過外國人，心中不免十分疑惑。
回到家中，果見一外國人靜坐以待——申·沃克！ 自從他離開複旦後，我從未見過他，以為他再也不會到中國來了。
想不到他竟從天而降，我們彼此的高興心情，不必贅述。
我向父親介紹道：“這是我的朋友，瑞典人。
” 沃克站起身，頭觸到了吊燈罩子，噼裡啪啦掉下無數塑料飾穗。
他臉倏地紅了，立刻彎腰去撿。
他那高個子，彎下去就很困難。
隻好曲一膝，跪一膝，像一個高高挑挑的外國小姐，正行着曲膝禮時一條腿抽筋了。
我忍笑幫他撿。
父親則冷冷地瞧着他，又冷冷地瞧着我，不知我什麼時候，在什麼情況之下認識了這個外國人，而且稱他為“朋友”。
父親是怕我出了點名，忘乎所以，犯什麼“國際錯誤”。
父親習慣于将“裡通外國”說成“國際錯誤”。
對與外國人交往這種事，父親的思想認識仍停滞在“文革”時期，半點也沒“開放”。
他常說：“别看那些與外國人交往的中國人今天洋洋得意的樣，保不準哪一天又會倒黴，到時候哭都來不及。
” 沃克将那些被碰掉的塑料飾穗全部接過去，從容不迫地往吊燈罩上安裝。
我見父親那種表情，怕沃克敏感到什麼，又補充介紹道：“在複旦時，我們倆一個宿舍住過呢！” 沃克安裝完畢，對父親笑笑，落座，也說：“我和曉聲是非常好的朋友，我在中國交往的第一個朋友。
那時還是‘四人幫’時期呢，我們的友誼是經過了一些考驗的。
”說着轉臉瞧我，意思是問我——對嗎？ “正是這樣。
”我對他說，也是對父親說。
父親“哦，哦……”應着，退出屋去，再未進來。
如今，一個中國人能稱一位外國人為自己的朋友，倘若這外國人又是來自所謂西方世界，諸如瑞典這樣一個“富庶國家”，并且還是一位年輕的博士，那麼仿佛便是某些中國人的不尋常的榮耀了。
我稱沃克為自己的朋友，不覺得在名分上沾了他什麼光。
他視我為朋友，也肯定不會自認為是對我的一種擡舉。
他的博士頭銜，在我看來也并不光芒四射。
他獲得這學位的論文——《中國古代民歌研究》，還是在大學時我幫他搜集資料、抄寫卡片，互相探讨之下完成的。
他這次是到駐中國的一個辦事機構工作的。
他從“青年報”上看到介紹我的小文章，才詢問到我的住址的。
以後，他幾乎每星期六晚上都到我家中來做客。
他喜歡喝大米棗粥，喜歡吃炸糕，黃瓜罐頭，還喜歡吃餃子。
我們就每個月讓他吃上兩頓餃子，更多的日子隻以粥相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