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與三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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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車一火車地把受戰火灼燒的人載進來，收容了二十二萬難民。
這二十二萬南斯拉夫難民，還是德國人總難民人口的滄海一粟。
英國人和法國人當然暗地在感謝老天爺，他們國家沒有一條幾乎來者不拒的寬大難民法，有燙傷力的番薯不會落在自己手中。
未被燙傷的手還有餘力來指責他人不曾把事情處理好。
報導德國的排外問題，不能不看這個問題在大地圖上的比例。
置比例于不顧，有時候會導緻相當荒謬的诠釋。
譬如不久之前在柏林舉行的"反種族主義"、"反右派極端主義"的大遊行。
三十多萬老百姓湧上街頭，向世界表白他們反暴力、反種族歧視的立場，在同時，其他大城市也聚集了成千上萬的人，用腳步作一種和平宣言。
大概有三百個極左分子藏身在群衆中，欠身向前，向德國總理丢雞蛋、罵陣；他們計算好了，這一切都在鎂光燈的焦點處進行。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全世界的媒體都凝聚在雞蛋的混戰上；全世界的人就看見了三百人的肢體暴力，看不見三十萬人的和平宣言。
這三百人成功地颠覆了這三十萬人的意向，透過媒體的"合作"。
在看見雞蛋番茄橫飛、眼睛刺激而爽快的同時，有多少觀者還冷靜地考慮那三百和三十萬的比例？前一兩年，當台北立法院中正流行摔椅子、打耳光、抓頭發的時候，媒體的鏡頭和筆尖也情不自禁的跟随着肢體暴力走。
海島外面的人譏笑"你們台灣人懂什麼民主……"時，台灣老百姓覺得相當委屈："你們怎麼就隻看那打耳光的一面……那是極少數敗類……我們大多數人是痛心疾首的……你們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的人……" 那三十多萬沒搶上鏡頭的人該說什麼呢？ ※※※ 把德國的仇外暴力現象放在适當的背景中來了解，并不表示事情不嚴重。
七十年代猖獗的左派"赤軍"殺的人，還沒有這一兩年來右派殺的人多；到今天為止，被燒傷、毆打至死的外國人已至十七名。
可是當年德國政府劍及履及的成立反恐怖分子特種部隊，以最嚴厲的措施對付赤軍；為什麼在九十年代對極右分子卻顯得束手無策？ 我想，就如誰都沒預料到柏林圍牆的倒塌、東德社會主義的解體，誰也沒料到光頭新納粹會成任何"氣候"。
開始的時候，隻是一些不滿二十歲的青年人，失了業，喝醉了酒，胡亂找外人出氣。
極右派的暴力一般是沒有組織的、沒有計劃的、零星偶發的攻擊事件。
再說，施暴者大多數都還是未成年人，社會對他們總是寬容一些。
當年的極右運動，卻是背後有組織和理論支持、連貫而持續性的暴力行為；他們所鎖定的攻擊對象是代表資本主義制度的政治家和銀行家，不是難民營裡或酒店裡不知名的人。
兩天前的縱火殺人卻将右派的暴力浪潮推到了一個新的高點：被燒的不是造成衆多民怨的難民庇護所，而是一般的百姓家；這些百姓，隻因為他們不是德國人，就受到暴力摧殘。
這已不是酒館裡因口角而生的偶發鬥毆，而是蓄意謀殺，更令德國人震動的是，死的是婦人和孩子，其中一個孩子根本就生在德國。
三具焦屍，終于使舉國震動。
護着一星燭火的人群在每個城市的中心彙集，表達心裡的憤怒和羞恥——"作為德國人的恥辱"。
也許三具焦屍終于促使德國政府拿出當年對付赤軍的決心來。
對付右派的暴力。
但是作為旁觀者——不論是英國人、美國人或中國人，在譴責暴力的同時，不能忽視那三百人和三十萬人的比例，否則，不但是對那持着燭火的三十萬人的不公平，同時也給了那三百人更多活動的藉口。
那正是我們最不願見到的結果。
這二十二萬南斯拉夫難民，還是德國人總難民人口的滄海一粟。
英國人和法國人當然暗地在感謝老天爺，他們國家沒有一條幾乎來者不拒的寬大難民法，有燙傷力的番薯不會落在自己手中。
未被燙傷的手還有餘力來指責他人不曾把事情處理好。
報導德國的排外問題，不能不看這個問題在大地圖上的比例。
置比例于不顧，有時候會導緻相當荒謬的诠釋。
譬如不久之前在柏林舉行的"反種族主義"、"反右派極端主義"的大遊行。
三十多萬老百姓湧上街頭，向世界表白他們反暴力、反種族歧視的立場，在同時，其他大城市也聚集了成千上萬的人，用腳步作一種和平宣言。
大概有三百個極左分子藏身在群衆中，欠身向前，向德國總理丢雞蛋、罵陣；他們計算好了，這一切都在鎂光燈的焦點處進行。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全世界的媒體都凝聚在雞蛋的混戰上；全世界的人就看見了三百人的肢體暴力，看不見三十萬人的和平宣言。
這三百人成功地颠覆了這三十萬人的意向，透過媒體的"合作"。
在看見雞蛋番茄橫飛、眼睛刺激而爽快的同時，有多少觀者還冷靜地考慮那三百和三十萬的比例？前一兩年，當台北立法院中正流行摔椅子、打耳光、抓頭發的時候，媒體的鏡頭和筆尖也情不自禁的跟随着肢體暴力走。
海島外面的人譏笑"你們台灣人懂什麼民主……"時，台灣老百姓覺得相當委屈："你們怎麼就隻看那打耳光的一面……那是極少數敗類……我們大多數人是痛心疾首的……你們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的人……" 那三十多萬沒搶上鏡頭的人該說什麼呢？ ※※※ 把德國的仇外暴力現象放在适當的背景中來了解，并不表示事情不嚴重。
七十年代猖獗的左派"赤軍"殺的人，還沒有這一兩年來右派殺的人多；到今天為止，被燒傷、毆打至死的外國人已至十七名。
可是當年德國政府劍及履及的成立反恐怖分子特種部隊，以最嚴厲的措施對付赤軍；為什麼在九十年代對極右分子卻顯得束手無策？ 我想，就如誰都沒預料到柏林圍牆的倒塌、東德社會主義的解體，誰也沒料到光頭新納粹會成任何"氣候"。
開始的時候，隻是一些不滿二十歲的青年人，失了業，喝醉了酒，胡亂找外人出氣。
極右派的暴力一般是沒有組織的、沒有計劃的、零星偶發的攻擊事件。
再說，施暴者大多數都還是未成年人，社會對他們總是寬容一些。
當年的極右運動，卻是背後有組織和理論支持、連貫而持續性的暴力行為；他們所鎖定的攻擊對象是代表資本主義制度的政治家和銀行家，不是難民營裡或酒店裡不知名的人。
兩天前的縱火殺人卻将右派的暴力浪潮推到了一個新的高點：被燒的不是造成衆多民怨的難民庇護所，而是一般的百姓家；這些百姓，隻因為他們不是德國人，就受到暴力摧殘。
這已不是酒館裡因口角而生的偶發鬥毆，而是蓄意謀殺，更令德國人震動的是，死的是婦人和孩子，其中一個孩子根本就生在德國。
三具焦屍，終于使舉國震動。
護着一星燭火的人群在每個城市的中心彙集，表達心裡的憤怒和羞恥——"作為德國人的恥辱"。
也許三具焦屍終于促使德國政府拿出當年對付赤軍的決心來。
對付右派的暴力。
但是作為旁觀者——不論是英國人、美國人或中國人，在譴責暴力的同時，不能忽視那三百人和三十萬人的比例，否則，不但是對那持着燭火的三十萬人的不公平，同時也給了那三百人更多活動的藉口。
那正是我們最不願見到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