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異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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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車站
四九年，兵荒馬亂中，母親終于不顧一切地隻身搭上火車，她要回衡山把一歲大的孩子帶出來。
當初是為了避免讓幼兒受流離颠沛之苦而将他托給了鄉下的奶奶，現在，思兒心切，管不了那麼多了，要受苦就一起受吧！ 半年多不見，孩子顯得大多了，可是已經不認得自己的母親。
他瞪着眼前陌生的女人，像貓一樣緊纏着奶奶的腿，"不要不要——"怎麼也不肯跟陌生人抱抱，"不要不要——"他奶聲奶氣地喊着。
踩着黃泥路，到了火車站，孩子開始呼天搶地，"不要不要奶奶不要！"火車轟然進站的時候，傷了心的母親轉了念頭："算了，不勉強吧！鄉下大概還是平靜點，反正很快就會回來……" 她終于松了手，将啼哭抵抗的孩子交還給奶奶，回身上了火車。
火車緩緩開動，她将臉貼着車窗，依依地看着那緊摟着奶奶脖子的孩子，孩子兩隻清亮的眼睛也正牢牢地望着她。
她當然不知道，火車一開動，就将她和孩子拉開了四十年。
四十年後她已老态龍鐘，再度來到這荒野中的小火車站，黃泥路依舊，那個奶聲奶氣的孩子已是個面貌黝黑的中年人，他赤着腳走在田埂上，扁擔的兩頭悠悠晃着滿盛的水。
衡山的哥哥比我大四歲；如果我早生四年，那個被留在湖南鄉下的就是我，那麼今天就沒有龍應台，而有龍應湘。
四十年後的龍應湘該是個什麼人呢？ 父執輩 既然叫龍應台，當然是個在台灣出世的孩子，可是正因為名字裡嵌了"台"這個字，誰都知道他肯定是個異鄉人。
四九年之後的孩子不知道有多少叫"台生"的，不管是張台生、李台生、翁台生，他們的父母都才在兵荒馬亂中渡海而來，剛剛踏上台灣的土地。
祖傳數代的台灣孩子不會叫台生，就好像老北京人的孩子不會叫京生一樣。
"台生"，一方面告訴你這孩子和台灣有着密切的關系，另一方面卻也洩露，他和台灣畢竟隻是初識。
我這個"台生"從小就發現自己和周圍的玩伴不一樣。
他們講閩南語，我們說國語；他們住在祖傳的老宅裡，我們則從公家宿舍搬到公家宿舍；他們的媽媽穿着短衫長褲，我們的媽媽穿旗袍；他們的爸爸做生意、打魚、種地，我們的爸爸穿着某種制服辦某種的公；他們在清明節提着食籃上祖墳，我們在家門前焚燒紙錢，撚香對天空遙祭；他們的父執輩群聚在夜市裡喝酒劃拳，卷起褲腳蹲在廟前廣場推牌九，得意時咬牙切齒地喊"幹你娘！"；我們的父執輩穿着短袖襯衫、深色長褲，圍着方桌打麻将，時不時脫口而出"媽啦個B胡了！"洗牌時嘩啦嘩啦響得整條巷子都聽得見。
所謂父執輩，就是那些口音腔調和你父母的相似，會和藹地摸摸你頭、給你兩塊錢差遣你在對面雜貨店買瓶五加皮然後讓你保留零錢的人。
七九年，紐約電視上出現一個大陸的老農民，缺了門牙的老農咧嘴笑着，一臉憨厚，他一開口說話，我就呆了——怎麼口音如此親切竟像個"父執輩"呢？ 操鄉音的我的"父執輩"在台灣是那少數的異鄉人，缺牙的老農民使我發覺：海峽那邊，操南腔北調的"外省人"卻是多數，而且是那邊的本地人；我覺得驚奇。
鄉音 八五年，台灣人到大陸仍舊是違法的，但是我去了，去看看湖南那個被落在火車站的長我四歲的孩子。
清晨，還在半睡半醒中，賓館窗外流進此起彼落的人語聲，不外乎日常的招呼，"哪裡去呀？""早啊！"人來人往。
我蜷縮在被窩裡，耳朵卻像野狼一樣豎起來。
這窗外的人，怎麼回事，竟然會說着我父親的話，那聲音、腔調，熟悉而親切，像條睡暖了的舊被，像廚房裡帶點油膩的老鐘。
我沖動得想趴上窗子看看這些人的面貌——他們和父親長得可也相似。
在台灣，父親的鄉音總惹人發笑，"聽莫啦！"人們搖搖頭。
他得費好大的力氣才能讓人弄清楚他要的是鋤頭、芋頭、還是豬頭。
而在這扇窗外，每一個人——廚師、公安、服務員、書記、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說着父親的話，說得那麼流利順暢，說得那麼不假思索，那麼理直氣壯，好像天下再大也隻有這麼一個理所當然，天經地義的語言。
窗外人聲不斷，我起床漱洗。
滿嘴牙膏泡沫時，聽到一個稚嫩的聲音："埃及，我海子掉了！" "海子"，是鞋子，我從小聽熟了。
"埃及"，父親當年也這樣喊他的母親吧？是哪兩個字呢？"娭己"？"愛
當初是為了避免讓幼兒受流離颠沛之苦而将他托給了鄉下的奶奶，現在，思兒心切，管不了那麼多了，要受苦就一起受吧！ 半年多不見，孩子顯得大多了，可是已經不認得自己的母親。
他瞪着眼前陌生的女人，像貓一樣緊纏着奶奶的腿，"不要不要——"怎麼也不肯跟陌生人抱抱，"不要不要——"他奶聲奶氣地喊着。
踩着黃泥路，到了火車站，孩子開始呼天搶地，"不要不要奶奶不要！"火車轟然進站的時候，傷了心的母親轉了念頭："算了，不勉強吧！鄉下大概還是平靜點，反正很快就會回來……" 她終于松了手，将啼哭抵抗的孩子交還給奶奶，回身上了火車。
火車緩緩開動，她将臉貼着車窗，依依地看着那緊摟着奶奶脖子的孩子，孩子兩隻清亮的眼睛也正牢牢地望着她。
她當然不知道，火車一開動，就将她和孩子拉開了四十年。
四十年後她已老态龍鐘，再度來到這荒野中的小火車站，黃泥路依舊，那個奶聲奶氣的孩子已是個面貌黝黑的中年人，他赤着腳走在田埂上，扁擔的兩頭悠悠晃着滿盛的水。
衡山的哥哥比我大四歲；如果我早生四年，那個被留在湖南鄉下的就是我，那麼今天就沒有龍應台，而有龍應湘。
四十年後的龍應湘該是個什麼人呢？ 父執輩 既然叫龍應台，當然是個在台灣出世的孩子，可是正因為名字裡嵌了"台"這個字，誰都知道他肯定是個異鄉人。
四九年之後的孩子不知道有多少叫"台生"的，不管是張台生、李台生、翁台生，他們的父母都才在兵荒馬亂中渡海而來，剛剛踏上台灣的土地。
祖傳數代的台灣孩子不會叫台生，就好像老北京人的孩子不會叫京生一樣。
"台生"，一方面告訴你這孩子和台灣有着密切的關系，另一方面卻也洩露，他和台灣畢竟隻是初識。
我這個"台生"從小就發現自己和周圍的玩伴不一樣。
他們講閩南語，我們說國語；他們住在祖傳的老宅裡，我們則從公家宿舍搬到公家宿舍；他們的媽媽穿着短衫長褲，我們的媽媽穿旗袍；他們的爸爸做生意、打魚、種地，我們的爸爸穿着某種制服辦某種的公；他們在清明節提着食籃上祖墳，我們在家門前焚燒紙錢，撚香對天空遙祭；他們的父執輩群聚在夜市裡喝酒劃拳，卷起褲腳蹲在廟前廣場推牌九，得意時咬牙切齒地喊"幹你娘！"；我們的父執輩穿着短袖襯衫、深色長褲，圍着方桌打麻将，時不時脫口而出"媽啦個B胡了！"洗牌時嘩啦嘩啦響得整條巷子都聽得見。
所謂父執輩，就是那些口音腔調和你父母的相似，會和藹地摸摸你頭、給你兩塊錢差遣你在對面雜貨店買瓶五加皮然後讓你保留零錢的人。
七九年，紐約電視上出現一個大陸的老農民，缺了門牙的老農咧嘴笑着，一臉憨厚，他一開口說話，我就呆了——怎麼口音如此親切竟像個"父執輩"呢？ 操鄉音的我的"父執輩"在台灣是那少數的異鄉人，缺牙的老農民使我發覺：海峽那邊，操南腔北調的"外省人"卻是多數，而且是那邊的本地人；我覺得驚奇。
鄉音 八五年，台灣人到大陸仍舊是違法的，但是我去了，去看看湖南那個被落在火車站的長我四歲的孩子。
清晨，還在半睡半醒中，賓館窗外流進此起彼落的人語聲，不外乎日常的招呼，"哪裡去呀？""早啊！"人來人往。
我蜷縮在被窩裡，耳朵卻像野狼一樣豎起來。
這窗外的人，怎麼回事，竟然會說着我父親的話，那聲音、腔調，熟悉而親切，像條睡暖了的舊被，像廚房裡帶點油膩的老鐘。
我沖動得想趴上窗子看看這些人的面貌——他們和父親長得可也相似。
在台灣，父親的鄉音總惹人發笑，"聽莫啦！"人們搖搖頭。
他得費好大的力氣才能讓人弄清楚他要的是鋤頭、芋頭、還是豬頭。
而在這扇窗外，每一個人——廚師、公安、服務員、書記、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說着父親的話，說得那麼流利順暢，說得那麼不假思索，那麼理直氣壯，好像天下再大也隻有這麼一個理所當然，天經地義的語言。
窗外人聲不斷，我起床漱洗。
滿嘴牙膏泡沫時，聽到一個稚嫩的聲音："埃及，我海子掉了！" "海子"，是鞋子，我從小聽熟了。
"埃及"，父親當年也這樣喊他的母親吧？是哪兩個字呢？"娭己"？"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