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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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拿着個小瓶子，"用拔的您們要拔到哪一天？您看，有這種除草藥水，很有效呢！"她舉着小瓶子，"混在水裡，澆在路面上，就不會再生野草，一年一次就行了！"
我知道毒藥的妙用，可是毒藥流進土地，滲進地下水，對自然環境沒什麼好處，而且，我喜歡拔草，曬曬太陽，未嘗不是種享受。
蒲公英的根生得很深，拔不出來。
施密特太太看看四周，壓低聲音說： "一定是五号那家老夫婦去告狀的，老人家最吹毛求疵了。
" 一會兒，考夫曼太太提着菜籃子晃過來："好辛苦啊！" 她看看四周，悄聲說： "一定是施密特太太打電話給警察的，他們看起來就是小鼻子小眼睛的人！" 海蒂擱下腳踏車，漫步過來，笑着說："德國人就是這樣，讨厭天下太平靜了，所以雞毛蒜皮都看成天大的事。
你可别太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 我縱聲笑了，鄰居的善意安慰令我忍俊不住，他們何從知道，在我來到這"讨厭的"、"一闆一眼"的德國之前，我住在一個多麼不一樣的社會呢？！ 我曾經多麼盼望警察的來到。
紅磚人行道上，突然擺起了面攤。
老闆娘手腳利落地撐起布篷、架起桌椅闆凳，老闆開始洗鍋洗碗洗菜。
客人欣然入座，先吃面、繼之喝酒，繼之劃拳唱歌，繼之口角打群架，老闆把唱機開到最大音響，培養氣氛，我們在屋裡掙紮睡着，等待天亮。
油膩和煙火終于使人行道上的紅磚變成黑醬色，鞋子踩過往往就黏在地面，不能拔腳。
有一天，大概有人和面攤老闆取得了協議。
那個傍晚，面攤沒有搭起來。
倒是來了許多工人，七手八腳地搭起了一個大帳篷，占據了整個人行道，還有半邊行車的大馬路。
有人要辦喪事了。
供着死者照片的道場布置起來了，搖着鈴的道士、唱着佛的和尚、吹着唢呐的中樂隊、打着大鼓的西樂隊、對着麥克風嘶喊的"白衣孝女何秀子"，還有那受雇而來五人一組的"五子哭母"公司哭成一團，還有那臉上塗了白粉不知是男是女的人。
邊唱邊扭腰…… 日日夜夜，在我們的人行道上。
我曾經多麼盼望警察的到來。
那個時候，我是那個令人"讨厭"的、"一闆一眼"的女人，打電話到警察局去告狀，耳邊還有忘了取出的耳塞。
偶爾，警察因為不堪其煩而來，總帶着譴責的眼光看着我："攤販都是可憐人，為了生存，沒辦法啦！你也要同情同情嘛！"或者："作喪事，中國人情嘛，反正喪事也不會天天有，忍一忍就好了。
" 當然，我實在也不太有抱怨的權利，隻是一個房子外邊的人行道罷了；我知道，有人在買了新公寓之後，發覺樓下人家突然變成一家鐵工廠，電焊器和打鐵機每天激炸着金屬摩擦相撞敲打的巨聲，也有人突然注意到隔壁緊鄰每晚發出纏綿而不可道人的呻吟聲，門上已經挂出"按摩"的招牌，大人憂愁着不知怎麼告訴年幼的孩子"不要到隔壁去玩——" 而同時，在我們大樓的頂樓空地，我發現有人運來了沙石水泥．正在建不知屬于誰的小屋，一棟又一棟……奇怪，當初買賣契約中不是寫明了："頂樓空地由住戶共同使用"嗎？ 拔掉最後一株固執的蒲公英，我們這段人行道就像整條街其他路段——樣既整齊又清潔了，隻是失去了一點闌珊浪漫之意。
往後的日子裡，每個周末都是拔草的日子。
草，尤其是石隙裡的野草，長得比日子的更疊還快。
于是有一天，我也去買了一個小瓶子。
面對着六十公尺長的人行道，看見黃色的野花星星似地點綴着路面，我領悟到，我從一個以任何理由都可以犧牲整潔和秩序的社會，來到一個為了整潔和秩序可以犧牲許多東西的社會。
"為了整齊，"我想，一邊把小瓶子裡的液體倒進水壺裡攪和："下毒也在所不惜吧！" 我開始澆水。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四日
蒲公英的根生得很深，拔不出來。
施密特太太看看四周，壓低聲音說： "一定是五号那家老夫婦去告狀的，老人家最吹毛求疵了。
" 一會兒，考夫曼太太提着菜籃子晃過來："好辛苦啊！" 她看看四周，悄聲說： "一定是施密特太太打電話給警察的，他們看起來就是小鼻子小眼睛的人！" 海蒂擱下腳踏車，漫步過來，笑着說："德國人就是這樣，讨厭天下太平靜了，所以雞毛蒜皮都看成天大的事。
你可别太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 我縱聲笑了，鄰居的善意安慰令我忍俊不住，他們何從知道，在我來到這"讨厭的"、"一闆一眼"的德國之前，我住在一個多麼不一樣的社會呢？！ 我曾經多麼盼望警察的來到。
紅磚人行道上，突然擺起了面攤。
老闆娘手腳利落地撐起布篷、架起桌椅闆凳，老闆開始洗鍋洗碗洗菜。
客人欣然入座，先吃面、繼之喝酒，繼之劃拳唱歌，繼之口角打群架，老闆把唱機開到最大音響，培養氣氛，我們在屋裡掙紮睡着，等待天亮。
油膩和煙火終于使人行道上的紅磚變成黑醬色，鞋子踩過往往就黏在地面，不能拔腳。
有一天，大概有人和面攤老闆取得了協議。
那個傍晚，面攤沒有搭起來。
倒是來了許多工人，七手八腳地搭起了一個大帳篷，占據了整個人行道，還有半邊行車的大馬路。
有人要辦喪事了。
供着死者照片的道場布置起來了，搖着鈴的道士、唱着佛的和尚、吹着唢呐的中樂隊、打着大鼓的西樂隊、對着麥克風嘶喊的"白衣孝女何秀子"，還有那受雇而來五人一組的"五子哭母"公司哭成一團，還有那臉上塗了白粉不知是男是女的人。
邊唱邊扭腰…… 日日夜夜，在我們的人行道上。
我曾經多麼盼望警察的到來。
那個時候，我是那個令人"讨厭"的、"一闆一眼"的女人，打電話到警察局去告狀，耳邊還有忘了取出的耳塞。
偶爾，警察因為不堪其煩而來，總帶着譴責的眼光看着我："攤販都是可憐人，為了生存，沒辦法啦！你也要同情同情嘛！"或者："作喪事，中國人情嘛，反正喪事也不會天天有，忍一忍就好了。
" 當然，我實在也不太有抱怨的權利，隻是一個房子外邊的人行道罷了；我知道，有人在買了新公寓之後，發覺樓下人家突然變成一家鐵工廠，電焊器和打鐵機每天激炸着金屬摩擦相撞敲打的巨聲，也有人突然注意到隔壁緊鄰每晚發出纏綿而不可道人的呻吟聲，門上已經挂出"按摩"的招牌，大人憂愁着不知怎麼告訴年幼的孩子"不要到隔壁去玩——" 而同時，在我們大樓的頂樓空地，我發現有人運來了沙石水泥．正在建不知屬于誰的小屋，一棟又一棟……奇怪，當初買賣契約中不是寫明了："頂樓空地由住戶共同使用"嗎？ 拔掉最後一株固執的蒲公英，我們這段人行道就像整條街其他路段——樣既整齊又清潔了，隻是失去了一點闌珊浪漫之意。
往後的日子裡，每個周末都是拔草的日子。
草，尤其是石隙裡的野草，長得比日子的更疊還快。
于是有一天，我也去買了一個小瓶子。
面對着六十公尺長的人行道，看見黃色的野花星星似地點綴着路面，我領悟到，我從一個以任何理由都可以犧牲整潔和秩序的社會，來到一個為了整潔和秩序可以犧牲許多東西的社會。
"為了整齊，"我想，一邊把小瓶子裡的液體倒進水壺裡攪和："下毒也在所不惜吧！" 我開始澆水。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