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有條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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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被褥裡。
無憂無慮的慘綠少年開始在半夜裡失蹤。
忠貞的老黨員突然發覺自己已成為"人民的敵人"。
在國家利益的大前提之下，像薩沙那樣微小的個人一個一個被抹掉了，像小蟲一樣，被一隻看不見的手。
有多少像薩沙那樣被抹掉的個人？你聽曆史學者說，在一九二四到一九三八的短短四年之間，八百萬蘇聯公民被逮捕，罪名都是"反革命"、"叛亂"。
至少有五十萬人被槍斃。
你也聽波蘭人說，蘇聯征了一萬多名波蘭壯丁到蘇聯去，這些人一去不回。
大戰後在卡定河邊有人發現淺埋的萬人冢。
蘇聯政府說是德軍幹的，卡定河邊的老村民卻說： "騙鬼！我在德國人打進來以前就知道那兒有個萬人冢。
" 七十八歲的瑞巴可夫說： "現在我總算明白了為什麼身曆萬劫的我卻不死——我活下來，就是要為那枉死的人見證複仇。
" 他複仇的寶劍隻是一支筆。
在一個百般禁忌、人人耳語的社會裡，你發現，連小說也活得狂然，發高燒似的狂熱。
八八年二月，精裝本的《阿貝特兒女》上市之後兩天内售空：五十萬本。
沒買到書的人隻好到黑市去買，一本兩百美元，大概是一個工人的月薪。
到八八年年底，書已經印了兩百五十萬本。
反撲 你明白這些人不是為自己買一點可有可無的消遣，就像阿貝特街頭駐足聽詩的人不是在觀賞一場風雅的表演。
聽詩，是給禁锢的心靈松綁的片刻；讀瑞巴可夫的小說，是給心靈療傷吧？那曾經跋涉到西伯利亞千裡尋夫的妻子，那半夜裡眼看着兒子被逮走的母親，那接到通知往監獄領屍的父親，幾十年來小心謹慎地活着，幾十年來那欲流的淚不曾流出、淤積的血不曾放出。
瑞巴可夫的寶劍劃開了傷口，讓淚水和着血水傾瀉出來；他的小說，與其說是藝術，不如說是人生吧！ 而斯大林時代的人生，雖然發生在遙遠的年代、陌生的國度，你卻隐隐覺得似曾相識，仿佛有幾道日光射到了記憶叢林中陰濕的角落。
半夜兩點，年輕的薩沙被陌生人帶走了。
你阖上書，記起小學裡的算數老師，平常愛說愛笑愛摸小朋友的頭，有一天，被幾個穿便服持手槍的陌生人追捕，從樓下追到樓上，到五年四班的教室——你的教室——就從窗子跳下去了。
死了。
你和其他小朋友興奮地擠在窗口，探頭探腦的，聽見大人興奮地說："匪諜！是匪諜！" 你以為自己早已忘了的小事，竟然像遊絲一樣突然在日光裡閃了一瞬；你想起高中同學兩眼紅腫地告訴你，她的哥哥昨夜被陌生人帶走了，還帶走了他的日記和書。
你想起無憂無慮的大學時代裡，總是有人耳語什麼系的什麼人失蹤了。
你和其他無憂無慮的大學生一樣，帶點驚訝地說："真的？看不出來呀！"說完，就忘了，隻記得今後要和所有與那失蹤者接近的人保持一點小心的距離，大家都這麼說。
薩沙白發的母親在絕望中對一個老共産黨員說："你們對無辜的人，對無力自衛的人舉起了刀劍，你們自己也必将死于刀劍之下……你不肯保護一個無辜的人，也不會有人來保護你。
" 啊，你的心深深地刺痛起來。
當年，你也不曾去保護一個無辜的人，不是因為缺乏勇氣，而是，在你黨化了的思想中，根本不知道什麼叫無辜！與國家利益沖突的人沒有無辜的，你被教着這麼想；但是誰有資格決定什麼是國家利益，國家利益究竟是為了誰，沒有人教你這麼問。
你的無知，還有那看不見、說不出的白色恐懼，使你對那總是半夜出現的陌生人不聞不問。
那失蹤了的，你到現在還沒有見到。
"僅僅以人民的愛戴為基礎的政權是軟弱的政權，"斯大林對自己說，"但是，僅僅以恐懼為基礎的政權也是不穩固的政權。
隻有既以對獨裁者的恐懼，又以對他的愛戴為基礎的政權才是穩固的。
能夠通過恐懼喚起人民對自己的愛戴的統治者是偉大的人物。
" 為什麼？你問。
"這種愛戴就使人民和曆史把他統治時期的種種殘酷歸咎于執行者，而不是記在他的賬上。
" 你覺得心悸：事實不正是如此嗎？玩弄人民于股掌之間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施以恩，責以威，灌輸一點愛戴思想，播弄一點恐怖手段，順民就制造成了，連曆史都可以馴服。
可是，瑞巴可夫筆下的斯大林是透明的，你又稍微樂觀起來：誰說被愚弄的人民不曾反撲呢？誰說幸免的人不會站起來複仇呢？ 你又卷進了阿貝特街的人潮裡，在另一堵斑駁的牆上，瞥見了葉利欽的照片。
一個梳着辮子的姑娘沖着你笑，那麼年輕的一張臉龐，你想起沈從文的翠翠。
她開口用生硬的英語講話了： "請你告訴外面的世界：我們不喜歡戈爾巴喬夫，他不應該讓葉利欽下台……" 她把一枚葉利欽的照片胸章别在你襟上，很小心的，怕刺到你。
你看着她春天一般的臉龐，被陽光刷亮的發絲，那個心底的呼聲像忍不住的噴泉： 啊！阿貝特的兒女！
無憂無慮的慘綠少年開始在半夜裡失蹤。
忠貞的老黨員突然發覺自己已成為"人民的敵人"。
在國家利益的大前提之下，像薩沙那樣微小的個人一個一個被抹掉了，像小蟲一樣，被一隻看不見的手。
有多少像薩沙那樣被抹掉的個人？你聽曆史學者說，在一九二四到一九三八的短短四年之間，八百萬蘇聯公民被逮捕，罪名都是"反革命"、"叛亂"。
至少有五十萬人被槍斃。
你也聽波蘭人說，蘇聯征了一萬多名波蘭壯丁到蘇聯去，這些人一去不回。
大戰後在卡定河邊有人發現淺埋的萬人冢。
蘇聯政府說是德軍幹的，卡定河邊的老村民卻說： "騙鬼！我在德國人打進來以前就知道那兒有個萬人冢。
" 七十八歲的瑞巴可夫說： "現在我總算明白了為什麼身曆萬劫的我卻不死——我活下來，就是要為那枉死的人見證複仇。
" 他複仇的寶劍隻是一支筆。
在一個百般禁忌、人人耳語的社會裡，你發現，連小說也活得狂然，發高燒似的狂熱。
八八年二月，精裝本的《阿貝特兒女》上市之後兩天内售空：五十萬本。
沒買到書的人隻好到黑市去買，一本兩百美元，大概是一個工人的月薪。
到八八年年底，書已經印了兩百五十萬本。
反撲 你明白這些人不是為自己買一點可有可無的消遣，就像阿貝特街頭駐足聽詩的人不是在觀賞一場風雅的表演。
聽詩，是給禁锢的心靈松綁的片刻；讀瑞巴可夫的小說，是給心靈療傷吧？那曾經跋涉到西伯利亞千裡尋夫的妻子，那半夜裡眼看着兒子被逮走的母親，那接到通知往監獄領屍的父親，幾十年來小心謹慎地活着，幾十年來那欲流的淚不曾流出、淤積的血不曾放出。
瑞巴可夫的寶劍劃開了傷口，讓淚水和着血水傾瀉出來；他的小說，與其說是藝術，不如說是人生吧！ 而斯大林時代的人生，雖然發生在遙遠的年代、陌生的國度，你卻隐隐覺得似曾相識，仿佛有幾道日光射到了記憶叢林中陰濕的角落。
半夜兩點，年輕的薩沙被陌生人帶走了。
你阖上書，記起小學裡的算數老師，平常愛說愛笑愛摸小朋友的頭，有一天，被幾個穿便服持手槍的陌生人追捕，從樓下追到樓上，到五年四班的教室——你的教室——就從窗子跳下去了。
死了。
你和其他小朋友興奮地擠在窗口，探頭探腦的，聽見大人興奮地說："匪諜！是匪諜！" 你以為自己早已忘了的小事，竟然像遊絲一樣突然在日光裡閃了一瞬；你想起高中同學兩眼紅腫地告訴你，她的哥哥昨夜被陌生人帶走了，還帶走了他的日記和書。
你想起無憂無慮的大學時代裡，總是有人耳語什麼系的什麼人失蹤了。
你和其他無憂無慮的大學生一樣，帶點驚訝地說："真的？看不出來呀！"說完，就忘了，隻記得今後要和所有與那失蹤者接近的人保持一點小心的距離，大家都這麼說。
薩沙白發的母親在絕望中對一個老共産黨員說："你們對無辜的人，對無力自衛的人舉起了刀劍，你們自己也必将死于刀劍之下……你不肯保護一個無辜的人，也不會有人來保護你。
" 啊，你的心深深地刺痛起來。
當年，你也不曾去保護一個無辜的人，不是因為缺乏勇氣，而是，在你黨化了的思想中，根本不知道什麼叫無辜！與國家利益沖突的人沒有無辜的，你被教着這麼想；但是誰有資格決定什麼是國家利益，國家利益究竟是為了誰，沒有人教你這麼問。
你的無知，還有那看不見、說不出的白色恐懼，使你對那總是半夜出現的陌生人不聞不問。
那失蹤了的，你到現在還沒有見到。
"僅僅以人民的愛戴為基礎的政權是軟弱的政權，"斯大林對自己說，"但是，僅僅以恐懼為基礎的政權也是不穩固的政權。
隻有既以對獨裁者的恐懼，又以對他的愛戴為基礎的政權才是穩固的。
能夠通過恐懼喚起人民對自己的愛戴的統治者是偉大的人物。
" 為什麼？你問。
"這種愛戴就使人民和曆史把他統治時期的種種殘酷歸咎于執行者，而不是記在他的賬上。
" 你覺得心悸：事實不正是如此嗎？玩弄人民于股掌之間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施以恩，責以威，灌輸一點愛戴思想，播弄一點恐怖手段，順民就制造成了，連曆史都可以馴服。
可是，瑞巴可夫筆下的斯大林是透明的，你又稍微樂觀起來：誰說被愚弄的人民不曾反撲呢？誰說幸免的人不會站起來複仇呢？ 你又卷進了阿貝特街的人潮裡，在另一堵斑駁的牆上，瞥見了葉利欽的照片。
一個梳着辮子的姑娘沖着你笑，那麼年輕的一張臉龐，你想起沈從文的翠翠。
她開口用生硬的英語講話了： "請你告訴外面的世界：我們不喜歡戈爾巴喬夫，他不應該讓葉利欽下台……" 她把一枚葉利欽的照片胸章别在你襟上，很小心的，怕刺到你。
你看着她春天一般的臉龐，被陽光刷亮的發絲，那個心底的呼聲像忍不住的噴泉： 啊！阿貝特的兒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