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原諒，不可以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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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核戰運動就是一種自覺運動，一向被動的人反過來希望主動地決定自己的未來，不讓所謂"領導人"或狂熱的群衆牽着鼻子走。
台灣近年來開始蓬勃的民主運動與反污染熱潮，也代表一種覺醒與反抗，人試圖塑造自己的命運，如果缺少這種覺醒與反抗，人恐怕早就在自己的愚昧中滅頂了。
然而，洞悉是非真僞的智慧，獨善其身的果敢——究竟多少圓顱方趾的人有這兩樣條件？明辨真僞往往不隻是智慧的問題；一個智慧極高的人可能生長在一個極權制度中，資訊受到封鎖，教育受到歪曲與控制，神話、謊言作為洗腦的材料，從生到死他根本沒有洞悉真僞的機會。
透過統一編制的教科書、控制嚴格的報紙與電視、宣傳标語、威吓利誘的手段，一個政府可以塑造人民的思想，像搓泥人一樣，玩于股掌之間。
在中國文革的狂熱中，在德國希特勒的民族主義熱浪中，在日本軍國主義的大趨勢中，人人都是泥人，你要泥人怎麼樣跳出塑泥的大手掌去辨别客觀的真僞呢？确實有些人，在舉國歡呼："嗨，希特勒"的時候，清楚地冷眼洞悉隐藏在愛國狂熱背後的危機，目擊是非價值的颠倒，棄德國而去。
這些人，畢竟是少數中的少數。
大多數的人，即使動了疑心，也沒有能力作獨立的判斷。
一個當過紅衛兵的人告訴我："當時我們沖進教室把老師拖出來打得鼻青眼腫，逼他下跪，我心裡覺得好像有點不對，可是大家都這麼做，一副理所當然的樣子，所以我也定了心，放心地去打。
"人雲亦雲是人的常态，自我覺醒、反抗潮流，是人對自己較高的道德期許，一種理想的追求。
我想，老麥的逮捕之所以令我不安，是因為我發覺猶太人其實把覺醒與反抗這種高度的道德期許，當作審判人之有罪或無罪的基本條件。
有誰經得起這樣的審判呢？譬如說，仁民愛物是一種道德理想，我們希望每個人都能努力以赴，可是，你不能因為一個人做不到仁民愛物的标準而判他十年徒刑；仁民愛物是一個道德的上限，必須當他碰到下限——譬如殺人——的時候，你才能懲罰他。
誤上了賊船的人，我們希望他有所覺醒，在"工作與良知"之間毅然有所抉擇，跳海也在所不惜，但這又是一個道德的期許，不是判罪的标準。
把上限的道德期許拿來作為判罪懲處的下限标準，豈不失之太苛乎？人，沒有那麼幹淨吧？ 今天，如果發生了核子大戰，五十年後，萬一有人要追究責任，那麼今日受雇于核廠的守衛該不該判刑呢？現在正在讀核子研究所，即将成為工程師的學生該不該判刑呢？在國防部處理文書的打字小姐該不該受審呢？負責修護核廠的工人該不該受審呢？明明知道核戰的危機卻不曾參加過反核運動的我，該不該被逮捕呢？如果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世上沒有無罪的人；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為什麼年近七十歲的老麥要面對審判？ 德國人對猶太人的殘酷暴行不應該隻是猶太人的事，就好像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殘虐不能夠隻是中國人的事。
"地球村"裡的人要依賴彼此的正義感來綿延生命。
我們教導下一代，也期勉這一代，要時時覺醒暴力的存在，訴諸良知；但是在人普遍的做到這一步之前（或許他永遠做不到），懲罰做不到的少數人，這是不公正的報仇行為。
經曆過二次大戰那樣悲慘的教訓，人所學到的不該隻是報仇而已吧？！ 我問一個德國大學教師："德國人對獵捕納粹的事沒有讨論嗎？沒有意見嗎？" 他沉吟了一下，說："老一代的，心裡覺得罪孽深重，在猶太人面前擡不起頭來，所以沉默。
年輕一代的，漸漸開始想反抗這種沉默的罪惡感，他們覺得那個時候還沒出生，為什麼我要覺得有罪？但是，還是沒有什麼公開的讨論，再過幾年大概會有一種新的檢讨跟反應吧？：" 懷着罪惡感與羞恥心的德國人，把他們犯罪的痕迹像博物館一樣保存起來。
在有名的集中營"大壕"（Dachau）裡，鐵絲網、煤氣房、監牢，猙獰地立着，一如恐怖的往昔。
德軍用赤裸裸的猶太人作實驗品的照片，一張張為人的獸性作見證，德國人是希望不要忘記自己的醜陋而重蹈覆撤。
對血淋淋的曆史，西方人的口号是：可以原諒，不可以遺忘。
猶太人不隻沒有遺忘，似乎也無心原諒。
中國人呢？
台灣近年來開始蓬勃的民主運動與反污染熱潮，也代表一種覺醒與反抗，人試圖塑造自己的命運，如果缺少這種覺醒與反抗，人恐怕早就在自己的愚昧中滅頂了。
然而，洞悉是非真僞的智慧，獨善其身的果敢——究竟多少圓顱方趾的人有這兩樣條件？明辨真僞往往不隻是智慧的問題；一個智慧極高的人可能生長在一個極權制度中，資訊受到封鎖，教育受到歪曲與控制，神話、謊言作為洗腦的材料，從生到死他根本沒有洞悉真僞的機會。
透過統一編制的教科書、控制嚴格的報紙與電視、宣傳标語、威吓利誘的手段，一個政府可以塑造人民的思想，像搓泥人一樣，玩于股掌之間。
在中國文革的狂熱中，在德國希特勒的民族主義熱浪中，在日本軍國主義的大趨勢中，人人都是泥人，你要泥人怎麼樣跳出塑泥的大手掌去辨别客觀的真僞呢？确實有些人，在舉國歡呼："嗨，希特勒"的時候，清楚地冷眼洞悉隐藏在愛國狂熱背後的危機，目擊是非價值的颠倒，棄德國而去。
這些人，畢竟是少數中的少數。
大多數的人，即使動了疑心，也沒有能力作獨立的判斷。
一個當過紅衛兵的人告訴我："當時我們沖進教室把老師拖出來打得鼻青眼腫，逼他下跪，我心裡覺得好像有點不對，可是大家都這麼做，一副理所當然的樣子，所以我也定了心，放心地去打。
"人雲亦雲是人的常态，自我覺醒、反抗潮流，是人對自己較高的道德期許，一種理想的追求。
我想，老麥的逮捕之所以令我不安，是因為我發覺猶太人其實把覺醒與反抗這種高度的道德期許，當作審判人之有罪或無罪的基本條件。
有誰經得起這樣的審判呢？譬如說，仁民愛物是一種道德理想，我們希望每個人都能努力以赴，可是，你不能因為一個人做不到仁民愛物的标準而判他十年徒刑；仁民愛物是一個道德的上限，必須當他碰到下限——譬如殺人——的時候，你才能懲罰他。
誤上了賊船的人，我們希望他有所覺醒，在"工作與良知"之間毅然有所抉擇，跳海也在所不惜，但這又是一個道德的期許，不是判罪的标準。
把上限的道德期許拿來作為判罪懲處的下限标準，豈不失之太苛乎？人，沒有那麼幹淨吧？ 今天，如果發生了核子大戰，五十年後，萬一有人要追究責任，那麼今日受雇于核廠的守衛該不該判刑呢？現在正在讀核子研究所，即将成為工程師的學生該不該判刑呢？在國防部處理文書的打字小姐該不該受審呢？負責修護核廠的工人該不該受審呢？明明知道核戰的危機卻不曾參加過反核運動的我，該不該被逮捕呢？如果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世上沒有無罪的人；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為什麼年近七十歲的老麥要面對審判？ 德國人對猶太人的殘酷暴行不應該隻是猶太人的事，就好像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殘虐不能夠隻是中國人的事。
"地球村"裡的人要依賴彼此的正義感來綿延生命。
我們教導下一代，也期勉這一代，要時時覺醒暴力的存在，訴諸良知；但是在人普遍的做到這一步之前（或許他永遠做不到），懲罰做不到的少數人，這是不公正的報仇行為。
經曆過二次大戰那樣悲慘的教訓，人所學到的不該隻是報仇而已吧？！ 我問一個德國大學教師："德國人對獵捕納粹的事沒有讨論嗎？沒有意見嗎？" 他沉吟了一下，說："老一代的，心裡覺得罪孽深重，在猶太人面前擡不起頭來，所以沉默。
年輕一代的，漸漸開始想反抗這種沉默的罪惡感，他們覺得那個時候還沒出生，為什麼我要覺得有罪？但是，還是沒有什麼公開的讨論，再過幾年大概會有一種新的檢讨跟反應吧？：" 懷着罪惡感與羞恥心的德國人，把他們犯罪的痕迹像博物館一樣保存起來。
在有名的集中營"大壕"（Dachau）裡，鐵絲網、煤氣房、監牢，猙獰地立着，一如恐怖的往昔。
德軍用赤裸裸的猶太人作實驗品的照片，一張張為人的獸性作見證，德國人是希望不要忘記自己的醜陋而重蹈覆撤。
對血淋淋的曆史，西方人的口号是：可以原諒，不可以遺忘。
猶太人不隻沒有遺忘，似乎也無心原諒。
中國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