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夜 莫斯科不相信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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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曆克桑德拉……”我蹲在她跟前，看着她低垂的眼皮。
跟我說說莫斯科吧？ 都是過去的事了，你最好别知道，否則會後悔的。
她的目光别向房間盡頭，仿佛牆上晃動一扇無形的窗，推開就是那座冰雪覆蓋的城市。
莫斯科，五海之港、森林中的首都、千頂之城、無數次被燒毀又無數次重建的不死之城。
而對我來說，莫斯科是一部電影——四十多年前，我被公派到莫斯科電影學院留學，學習電影導演與編劇。
在拉緊窗簾幽暗靜谧的頂樓房間裡，從她嘴裡說出的前塵往事，像膠片放映在黴爛開裂的天花闆，纖塵不染的地闆，迷宮般的書架上…… 1958年，在莫斯科，全世界第一所電影學院。
我的夢想，是成為新中國第一個有名的女導演。
學電影很有趣吧？ 看電影和拍電影完全是兩回事，你知道安德烈·塔爾可夫斯基嗎？對，你不會知道的，他的電影怎會在中國公映呢？安德烈是我的同班同學，也是個很奇怪的人。
那時候，我就覺得他一定會拍出特立獨行的電影，就像他本人那樣。
他的才華比你還多嗎，卡佳？ 小東西，你說什麼呢？把我和安德烈相提并論？别侮辱一個天才！聽我說，很多人隻有到老了的時候，才會清楚自己究竟有多少才華。
當你還年輕，如果有幸發現，千萬不要讓它溜走。
當你在莫斯科，卡佳，一定很漂亮吧？ 她沒有像其他女人那樣喜悅，而是蹙着眉頭說，你越來越會說話讨好女人了——但我不喜歡這樣的你，記住了吧，不要用這樣的方式讨我開心！1958年，每個在莫斯科的中國留學生都知道我——電影學院烏黑長發的卡佳，不僅是中國人，還有朝鮮和越南的留學生，也經常到電影學院來找我。
但你都瞧不起他們？ 你怎麼知道？ 卡佳，你到現在也是這樣啊，瞧不起任何人！你是個驕傲的人，不是嗎？ 哈，你越來越了解我了？不錯，但我并不讨厭他們，那時候的人都很簡單，除了某些人。
比如——阿廖沙，在莫斯科的中國留學生圈子裡，他可是呼風喚雨的大人物，就像他的爸爸在延安時代就是很有名的革命家。
他經常請我去莫斯科大劇院去看芭蕾舞。
可是你不喜歡他？ 對，但我最愛看柴可夫斯基的天鵝湖啊！你是嫉妒了嗎？我可不會讓他碰我一根手指頭的！ 嗯，這我就放心了——我不知不覺落入了她的小圈套。
還有一個人，他叫米哈伊爾，但是蘇聯人，他有着淺黃色的頭發，海水般的藍眼睛，個子比我高整整一個頭。
他很帥嗎？ 差不多，第一次見到還以為是電影演員，跟他聊了半天電影學院，才知道他是國際象棋運動員。
他爸爸是有名的話劇導演，他媽媽是芭蕾舞藝術家。
但我不喜歡他，雖然迷戀過他的臉。
他在斯大林分配的别墅裡長大，冬天暖氣燒得火熱，不知道莫斯科的冬天有多冷，以為全世界都跟自己家裡一樣美好。
他太有教養了，說話彬彬有禮，每次在餐廳吃飯，他總糾結于每道菜的細節，克裡米亞葡萄酒的年份。
你知道我對做菜一竅不通，真想把一盆紅菜湯扣在他頭上！我可不希望你成為像他那樣的人，記住了嗎？ 嗯，卡佳。
我故意把聲音調粗一些。
再說說那兩個男人吧！阿廖沙？米哈伊爾？ 他們各自向我求過婚，但都被我一口拒絕了，我可不是那麼容易被人追到手的。
在莫斯科，就沒有你真正喜歡的男人？ 卡佳又不說話了，陷在沙發中半晌，搖搖滿頭的白發說，有的。
他是誰？ 出去吧，今天你問得太多了！而我說的也太多了！你知道嗎？記憶就像是一杯水，當你不斷地飲用這杯水，總有杯底朝天的時刻。
莫斯科究竟長啥樣？我想起看過的各種蘇聯電影，想起小時候媽媽單位對面的東正教堂，天藍色的拜占庭式的圓頂。
這天晚上，我夢見了莫斯科。
那些年，我做着平凡的工作，每天上班下班簡單重複。
我很少跟同事們說話，沒什麼共同語言。
也有個别年齡相仿的，能說些關于電腦和影視的話題，僅此而已。
至于和我一樣喜愛文學的隻遇到過一個，年紀比我大了十幾歲，因為我在單位的電腦裡，發現了她打的古典詩詞。
于是，我也經常暗中打幾段陸遊和辛棄疾的詞上去。
我連文藝小青年都算不上，因為不會裝逼。
心情陰郁就會激發傾訴的欲望——自己是唯一的聽衆。
從十八歲到二十歲，每星期悄悄寫三首詩。
最早記錄在一本寶藍色封面的筆記本上，後來整個本子都寫滿了，換了好幾本黑面抄。
認識卡佳老太太以前，我常去靜安區圖書館，在報刊閱覽室裡坐上半天，看詩刊，看收獲，看莫言的《三十年前的一次長跑比賽》。
後來，思南路的頂層大屋就成了我的私人圖書館。
我在為前途而彷徨，擔心自己要困在一個平凡之地度過一個平凡人生。
我害怕會像身邊那些成年人那樣，漸漸喪失腼腆，學會撲克牌和麻将，為了幾百塊錢或幾包年貨而争吵，在别人替你安排好的航道裡随波逐流。
親愛的小東西，當你為這些而恐懼時，也許你還有機會，如果連恐懼都感覺不到，那才是完蛋！她這樣回答我。
于是，我給卡佳看了我所有的詩。
那天陽光燦爛而刺眼。
我拿着寶藍色封面的筆記本，還有碎米飯粘着廢紙上的文字，發出濃郁的黴爛氣味，交到她溫暖的手掌心裡。
我的後背心在冒冷汗，害怕她會批評我，就像她直率的性格。
什麼狗屁不通的玩意兒啊？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 果然，她淡淡地說，你沒有寫詩的天賦，可惜啊。
1958年，在莫斯科的廣場上，每天都有人在念詩，有人念普希金，有人念白銀時代，更多地在念自己的詩。
我經常獨自藏身在人群裡，聽那些過分煽情的朗誦，偶爾也會遇到讓人終生難忘的句子，就像遇到讓你終生難忘的人。
那個人是誰？ 卡佳面無表情地搖頭，翻到小本子中的一頁說，你看這首詩裡有許多叙事，說明你有說故事的才能，你可以試着寫小說。
我們認識一年了。
偶爾，我會陪伴她去淮海路上的國泰電影院看電影；去共青森林公園的草坪上野餐，就像《莫斯科不相信眼淚》裡的蘇聯人那樣。
她的行動雖然遲緩，興緻卻高得很，頭發與衣服都特意打扮過。
她拿出最好吃的罐頭，國産的酸黃瓜，在春天柳絮飛揚的小河邊，用俄語唱起我從未聽過的歌。
在郵局的營業大廳裡，我常見到一個叫薛範的翻譯家，《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草帽歌》等好多歌曲，都是被他翻譯成中文的。
他是個拄着拐杖坐在輪椅上的小兒麻痹患者，我知道他是誰，卻從未跟他搭讪過一句話。
而我就是那樣的人，腼腆到跟任何人說話都會臉紅。
但自從認識卡佳，我就變得開朗了些，至少敢與老太太開玩笑了。
坐在野餐墊上，看着上海難得晴朗的天空，卡佳說，如果我有兒子的話，我就叫他格奧爾基；如果我有女兒的話，我就叫她亞曆桑德拉。
可惜，我既沒有兒子，也沒有女兒，更不會有孫輩……但我有回憶。
終于，她說出了那個人的名字。
1958年5月1日，國際勞動節遊行。
我在莫斯科電影學院的方陣，紅場上人山人海，剛過瓦西裡升天大教堂，隊伍全散了。
我獨自坐地鐵回學校。
莫斯科的地鐵很漂亮，但那天人很多，我在獵人商行站上車，擠在車廂裡喘不過氣。
有人從背後拍了拍我，回頭看見一張中國人的臉。
他很年輕，大概二十來歲，穿着樸素而簡單，就像個工人，手裡卻拿着本書。
他想把座位讓給我。
這種事常發生，你知道，我不會假惺惺謙讓的。
我坐在他的位子上，列車繼續在莫斯科地底飛馳。
他站在我對面，左手拉扶手，右手依然捧着書。
封面正對着我，别列亞耶夫的《陶威爾教授的頭顱》，竟是本科幻小說。
我還是第一次看到有中國人在看蘇聯的科幻小說。
你主動問他了？ 嗯，這是莫斯科的地鐵一号線，方向是列甯山和莫斯科大學，我問他是不是莫斯科大學的中國留學生，他搖頭說，我在巴黎公社發動機廠。
卡佳模仿年輕男人的口氣惟妙惟肖。
地鐵很吵，他的話很少，像你一樣内向。
他說他不是大學生，是在發動機廠實習的電工，也是被國家公派過來的，他的俄語名字叫格奧爾基。
我問他為什麼看科幻小說，他卻裝聾作啞不回答。
這讓我很生氣，要知道在莫斯科，每個男人都圍在我身邊獻殷勤，要是我跟誰握了下手，他會半個月不舍得洗手。
因為分心，我錯過了站下車，直到莫斯科大學站。
我跟着他下車，直到一所工廠的大門。
外面有士兵站崗，看來是軍事禁區。
他一路對我視而不見，卻突然說，你不能進去了，但可以把宿舍電話号碼留給我。
他喜歡你，對嗎？ 當時不太确定，我等了整整一個月，才收到格奧爾基的電話，約我周末去列甯圖書館。
我打扮得漂漂亮亮，從電影學院到圖書館一路上，不少蘇聯男人為看我而撞上電線杆。
在大閱覽室，我問他為什麼不說話。
他說，來圖書館不就是看書嗎？他在看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那年頭在蘇聯也算是前沿科學了。
他很着迷的樣子，反複說起速度和引力，可以幫助人類實現時間旅行。
在接近光速的飛行器上，一天相當于地球上的一年，當你一百天後回到地球，實際上已過去了一百年的孤獨。
但是，這樣的旅行隻能抵達未來，如何能夠回到過去呢？我完全聽不懂他在說什麼，耐着性子等了兩個鐘頭，看掉半本陀耶托夫斯基。
眼看他要坐到天黑，我憤然離去。
等我一個人走到大街上，他卻追出來道歉，然後說，卡佳同志，我喜歡你。
那麼簡單？ 這就夠了！對啊，你們都不明白，世界本就該這樣簡單！我不喜歡拐彎抹角繁文缛節，我喜歡有一個男人當着我的面說——看到我第一眼就喜歡我，看到我第二眼就要告訴我。
卡佳躺在春天的豔陽下，白發覆蓋青青河邊草說，我喜歡那樣的男人，格奧爾基這樣的中國男人。
他的父母都是工人，他從技校畢業，在天津的一家國有工廠做電工。
蘇聯需要中國工人，在西伯利亞還有很多。
因為他自學了很多電氣理論，被分配到巴黎公社發動機廠，這家廠裡有全世界最好的工程師。
每個周末，他都會去列甯圖書館，有些書跟他的專業有關，有些是最先進的科學理論，比如他手抄過整本愛因斯坦。
在莫斯科，格奧爾基是個異類，因為他不喝酒。
你知道，蘇聯男人都是些酒鬼。
對了，你不喝酒吧？ 嗯，從不喝酒。
希望你永遠保持下去！十月革命節，全世界共産主義者的盛大節日。
格奧爾基卻帶我去了公墓。
我就是喜歡這樣的與衆不同，大晚上去墓地，不覺得很刺激嗎？新處女公墓，埋葬着果戈理、契诃夫、奧斯特洛夫斯基、愛森斯坦，最新的墓碑屬于自殺身亡的法捷耶夫。
我給以上這些墓碑都獻了花，尤其愛森斯坦，那可是我們學電影的老祖宗。
從公墓出來，一路逛到莫斯科河邊。
那時已經很冷，水面結了厚厚的冰。
忽然竄出七八條壯漢，喝得醉醺醺的，對我動手動腳。
在這些人面前，格奧爾基的個頭就像小孩子。
他們看不起中國男人，說了些侮辱的話。
格奧爾基啥都沒說，抓住為首的一個，抱摔在莫斯科河的冰面上。
打架開始了。
後來我才聽說，這些酒鬼都是冰球運動員，怪不得四肢發達。
他們以多打少，我怕格奧爾基會被打死，到處尖叫着求救，終于找來兩個警察。
那個十月革命節，我們是在警察局裡度過的。
格奧爾基受了些外傷，我親手給他包紮了傷口，不很嚴重，但看起來渾身是血——大半都是别人的。
那幾個冰球運動員卻被他打慘了。
你要記住，為保護女人而受傷的男人，會讓女人記住一輩子。
直到現在？ 是啊，此時此刻，在這裡——卡佳指了指自己的心髒，
跟我說說莫斯科吧？ 都是過去的事了，你最好别知道，否則會後悔的。
她的目光别向房間盡頭，仿佛牆上晃動一扇無形的窗，推開就是那座冰雪覆蓋的城市。
莫斯科，五海之港、森林中的首都、千頂之城、無數次被燒毀又無數次重建的不死之城。
而對我來說，莫斯科是一部電影——四十多年前，我被公派到莫斯科電影學院留學，學習電影導演與編劇。
在拉緊窗簾幽暗靜谧的頂樓房間裡，從她嘴裡說出的前塵往事，像膠片放映在黴爛開裂的天花闆，纖塵不染的地闆，迷宮般的書架上…… 1958年，在莫斯科，全世界第一所電影學院。
我的夢想，是成為新中國第一個有名的女導演。
學電影很有趣吧？ 看電影和拍電影完全是兩回事，你知道安德烈·塔爾可夫斯基嗎？對，你不會知道的，他的電影怎會在中國公映呢？安德烈是我的同班同學，也是個很奇怪的人。
那時候，我就覺得他一定會拍出特立獨行的電影，就像他本人那樣。
他的才華比你還多嗎，卡佳？ 小東西，你說什麼呢？把我和安德烈相提并論？别侮辱一個天才！聽我說，很多人隻有到老了的時候，才會清楚自己究竟有多少才華。
當你還年輕，如果有幸發現，千萬不要讓它溜走。
當你在莫斯科，卡佳，一定很漂亮吧？ 她沒有像其他女人那樣喜悅，而是蹙着眉頭說，你越來越會說話讨好女人了——但我不喜歡這樣的你，記住了吧，不要用這樣的方式讨我開心！1958年，每個在莫斯科的中國留學生都知道我——電影學院烏黑長發的卡佳，不僅是中國人，還有朝鮮和越南的留學生，也經常到電影學院來找我。
但你都瞧不起他們？ 你怎麼知道？ 卡佳，你到現在也是這樣啊，瞧不起任何人！你是個驕傲的人，不是嗎？ 哈，你越來越了解我了？不錯，但我并不讨厭他們，那時候的人都很簡單，除了某些人。
比如——阿廖沙，在莫斯科的中國留學生圈子裡，他可是呼風喚雨的大人物，就像他的爸爸在延安時代就是很有名的革命家。
他經常請我去莫斯科大劇院去看芭蕾舞。
可是你不喜歡他？ 對，但我最愛看柴可夫斯基的天鵝湖啊！你是嫉妒了嗎？我可不會讓他碰我一根手指頭的！ 嗯，這我就放心了——我不知不覺落入了她的小圈套。
還有一個人，他叫米哈伊爾，但是蘇聯人，他有着淺黃色的頭發，海水般的藍眼睛，個子比我高整整一個頭。
他很帥嗎？ 差不多，第一次見到還以為是電影演員，跟他聊了半天電影學院，才知道他是國際象棋運動員。
他爸爸是有名的話劇導演，他媽媽是芭蕾舞藝術家。
但我不喜歡他，雖然迷戀過他的臉。
他在斯大林分配的别墅裡長大，冬天暖氣燒得火熱，不知道莫斯科的冬天有多冷，以為全世界都跟自己家裡一樣美好。
他太有教養了，說話彬彬有禮，每次在餐廳吃飯，他總糾結于每道菜的細節，克裡米亞葡萄酒的年份。
你知道我對做菜一竅不通，真想把一盆紅菜湯扣在他頭上！我可不希望你成為像他那樣的人，記住了嗎？ 嗯，卡佳。
我故意把聲音調粗一些。
再說說那兩個男人吧！阿廖沙？米哈伊爾？ 他們各自向我求過婚，但都被我一口拒絕了，我可不是那麼容易被人追到手的。
在莫斯科，就沒有你真正喜歡的男人？ 卡佳又不說話了，陷在沙發中半晌，搖搖滿頭的白發說，有的。
他是誰？ 出去吧，今天你問得太多了！而我說的也太多了！你知道嗎？記憶就像是一杯水，當你不斷地飲用這杯水，總有杯底朝天的時刻。
莫斯科究竟長啥樣？我想起看過的各種蘇聯電影，想起小時候媽媽單位對面的東正教堂，天藍色的拜占庭式的圓頂。
這天晚上，我夢見了莫斯科。
那些年，我做着平凡的工作，每天上班下班簡單重複。
我很少跟同事們說話，沒什麼共同語言。
也有個别年齡相仿的，能說些關于電腦和影視的話題，僅此而已。
至于和我一樣喜愛文學的隻遇到過一個，年紀比我大了十幾歲，因為我在單位的電腦裡，發現了她打的古典詩詞。
于是，我也經常暗中打幾段陸遊和辛棄疾的詞上去。
我連文藝小青年都算不上，因為不會裝逼。
心情陰郁就會激發傾訴的欲望——自己是唯一的聽衆。
從十八歲到二十歲，每星期悄悄寫三首詩。
最早記錄在一本寶藍色封面的筆記本上，後來整個本子都寫滿了，換了好幾本黑面抄。
認識卡佳老太太以前，我常去靜安區圖書館，在報刊閱覽室裡坐上半天，看詩刊，看收獲，看莫言的《三十年前的一次長跑比賽》。
後來，思南路的頂層大屋就成了我的私人圖書館。
我在為前途而彷徨，擔心自己要困在一個平凡之地度過一個平凡人生。
我害怕會像身邊那些成年人那樣，漸漸喪失腼腆，學會撲克牌和麻将，為了幾百塊錢或幾包年貨而争吵，在别人替你安排好的航道裡随波逐流。
親愛的小東西，當你為這些而恐懼時，也許你還有機會，如果連恐懼都感覺不到，那才是完蛋！她這樣回答我。
于是，我給卡佳看了我所有的詩。
那天陽光燦爛而刺眼。
我拿着寶藍色封面的筆記本，還有碎米飯粘着廢紙上的文字，發出濃郁的黴爛氣味，交到她溫暖的手掌心裡。
我的後背心在冒冷汗，害怕她會批評我，就像她直率的性格。
什麼狗屁不通的玩意兒啊？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 果然，她淡淡地說，你沒有寫詩的天賦，可惜啊。
1958年，在莫斯科的廣場上，每天都有人在念詩，有人念普希金，有人念白銀時代，更多地在念自己的詩。
我經常獨自藏身在人群裡，聽那些過分煽情的朗誦，偶爾也會遇到讓人終生難忘的句子，就像遇到讓你終生難忘的人。
那個人是誰？ 卡佳面無表情地搖頭，翻到小本子中的一頁說，你看這首詩裡有許多叙事，說明你有說故事的才能，你可以試着寫小說。
我們認識一年了。
偶爾，我會陪伴她去淮海路上的國泰電影院看電影；去共青森林公園的草坪上野餐，就像《莫斯科不相信眼淚》裡的蘇聯人那樣。
她的行動雖然遲緩，興緻卻高得很，頭發與衣服都特意打扮過。
她拿出最好吃的罐頭，國産的酸黃瓜，在春天柳絮飛揚的小河邊，用俄語唱起我從未聽過的歌。
在郵局的營業大廳裡，我常見到一個叫薛範的翻譯家，《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草帽歌》等好多歌曲，都是被他翻譯成中文的。
他是個拄着拐杖坐在輪椅上的小兒麻痹患者，我知道他是誰，卻從未跟他搭讪過一句話。
而我就是那樣的人，腼腆到跟任何人說話都會臉紅。
但自從認識卡佳，我就變得開朗了些，至少敢與老太太開玩笑了。
坐在野餐墊上，看着上海難得晴朗的天空，卡佳說，如果我有兒子的話，我就叫他格奧爾基；如果我有女兒的話，我就叫她亞曆桑德拉。
可惜，我既沒有兒子，也沒有女兒，更不會有孫輩……但我有回憶。
終于，她說出了那個人的名字。
1958年5月1日，國際勞動節遊行。
我在莫斯科電影學院的方陣，紅場上人山人海，剛過瓦西裡升天大教堂，隊伍全散了。
我獨自坐地鐵回學校。
莫斯科的地鐵很漂亮，但那天人很多，我在獵人商行站上車，擠在車廂裡喘不過氣。
有人從背後拍了拍我，回頭看見一張中國人的臉。
他很年輕，大概二十來歲，穿着樸素而簡單，就像個工人，手裡卻拿着本書。
他想把座位讓給我。
這種事常發生，你知道，我不會假惺惺謙讓的。
我坐在他的位子上，列車繼續在莫斯科地底飛馳。
他站在我對面，左手拉扶手，右手依然捧着書。
封面正對着我，别列亞耶夫的《陶威爾教授的頭顱》，竟是本科幻小說。
我還是第一次看到有中國人在看蘇聯的科幻小說。
你主動問他了？ 嗯，這是莫斯科的地鐵一号線，方向是列甯山和莫斯科大學，我問他是不是莫斯科大學的中國留學生，他搖頭說，我在巴黎公社發動機廠。
卡佳模仿年輕男人的口氣惟妙惟肖。
地鐵很吵，他的話很少，像你一樣内向。
他說他不是大學生，是在發動機廠實習的電工，也是被國家公派過來的，他的俄語名字叫格奧爾基。
我問他為什麼看科幻小說，他卻裝聾作啞不回答。
這讓我很生氣，要知道在莫斯科，每個男人都圍在我身邊獻殷勤，要是我跟誰握了下手，他會半個月不舍得洗手。
因為分心，我錯過了站下車，直到莫斯科大學站。
我跟着他下車，直到一所工廠的大門。
外面有士兵站崗，看來是軍事禁區。
他一路對我視而不見，卻突然說，你不能進去了，但可以把宿舍電話号碼留給我。
他喜歡你，對嗎？ 當時不太确定，我等了整整一個月，才收到格奧爾基的電話，約我周末去列甯圖書館。
我打扮得漂漂亮亮，從電影學院到圖書館一路上，不少蘇聯男人為看我而撞上電線杆。
在大閱覽室，我問他為什麼不說話。
他說，來圖書館不就是看書嗎？他在看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那年頭在蘇聯也算是前沿科學了。
他很着迷的樣子，反複說起速度和引力，可以幫助人類實現時間旅行。
在接近光速的飛行器上，一天相當于地球上的一年，當你一百天後回到地球，實際上已過去了一百年的孤獨。
但是，這樣的旅行隻能抵達未來，如何能夠回到過去呢？我完全聽不懂他在說什麼，耐着性子等了兩個鐘頭，看掉半本陀耶托夫斯基。
眼看他要坐到天黑，我憤然離去。
等我一個人走到大街上，他卻追出來道歉，然後說，卡佳同志，我喜歡你。
那麼簡單？ 這就夠了！對啊，你們都不明白，世界本就該這樣簡單！我不喜歡拐彎抹角繁文缛節，我喜歡有一個男人當着我的面說——看到我第一眼就喜歡我，看到我第二眼就要告訴我。
卡佳躺在春天的豔陽下，白發覆蓋青青河邊草說，我喜歡那樣的男人，格奧爾基這樣的中國男人。
他的父母都是工人，他從技校畢業，在天津的一家國有工廠做電工。
蘇聯需要中國工人，在西伯利亞還有很多。
因為他自學了很多電氣理論，被分配到巴黎公社發動機廠，這家廠裡有全世界最好的工程師。
每個周末，他都會去列甯圖書館，有些書跟他的專業有關，有些是最先進的科學理論，比如他手抄過整本愛因斯坦。
在莫斯科，格奧爾基是個異類，因為他不喝酒。
你知道，蘇聯男人都是些酒鬼。
對了，你不喝酒吧？ 嗯，從不喝酒。
希望你永遠保持下去！十月革命節，全世界共産主義者的盛大節日。
格奧爾基卻帶我去了公墓。
我就是喜歡這樣的與衆不同，大晚上去墓地，不覺得很刺激嗎？新處女公墓，埋葬着果戈理、契诃夫、奧斯特洛夫斯基、愛森斯坦，最新的墓碑屬于自殺身亡的法捷耶夫。
我給以上這些墓碑都獻了花，尤其愛森斯坦，那可是我們學電影的老祖宗。
從公墓出來，一路逛到莫斯科河邊。
那時已經很冷，水面結了厚厚的冰。
忽然竄出七八條壯漢，喝得醉醺醺的，對我動手動腳。
在這些人面前，格奧爾基的個頭就像小孩子。
他們看不起中國男人，說了些侮辱的話。
格奧爾基啥都沒說，抓住為首的一個，抱摔在莫斯科河的冰面上。
打架開始了。
後來我才聽說，這些酒鬼都是冰球運動員，怪不得四肢發達。
他們以多打少，我怕格奧爾基會被打死，到處尖叫着求救，終于找來兩個警察。
那個十月革命節，我們是在警察局裡度過的。
格奧爾基受了些外傷，我親手給他包紮了傷口，不很嚴重，但看起來渾身是血——大半都是别人的。
那幾個冰球運動員卻被他打慘了。
你要記住，為保護女人而受傷的男人，會讓女人記住一輩子。
直到現在？ 是啊，此時此刻，在這裡——卡佳指了指自己的心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