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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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的權力，包括我。
你請人家幫忙就要聽人家的，不然就别請。
我感覺，公司和農戶在丁元英手裡是一盤棋，他既得考慮農戶的前途也得考慮公司的前途。
農戶如果隻是打工的就沒有長遠前途，也就沒有做一番事業靠市場生存的積極性。
公司的産品如果完全被農戶控制，公司就不安全，公司必須得保持一種靠市場也能訂購配件的選擇。
所以，丁元英讓農戶和公司既從産權上獨立又在市場上聯系，不然隻會越扶越貧，還得把公司搭進去。
” 蔣律師說：“剛才農戶說到城裡幹活連工錢都不給，還不如這樣。
我們不否認社會上有這種現象，但這并不表示因為彼更違法而使此就合法。
客觀存在與法律允許是兩個概念，社會上違法犯罪每天都在發生，不等于因為存在就可以允許存在。
由于諸多方面的原因，農民兄弟缺乏對複雜事物核心規律的判斷以及自我維權意識，我們可以理解，也感到很痛心。
如果沒有格律詩公司的組織策劃和資金支持，就沒有王廟村這些專門針對格律詩公司産品生産的個體工商戶。
如果沒有公司的訂單，這些個體工商戶就無法生存。
格律詩公司實際上是以市場經濟的方式達到行政管理的目的，因為農戶沒有選擇，本質上還是隸屬關系。
” 肖亞文反駁道：“市場經濟的依存關系不等于資産權利的隸屬關系，如果對方律師認為兩者屬性等同，請你拿出法律依據。
扶貧不是給予，不是慈善，是向農民輸入一種市場經濟的生存觀念，建立市場經濟的生存方式，丁元英先生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才從産權的根本上讓農戶獨立。
王廟村窮是客觀條件，過去幾十年輸血式的扶貧為什麼越扶越貧？就是因為農民在等救世主。
丁先生用産權獨立的方式告訴農戶，從來就沒有救世主，要改變自己的命運隻能靠農民自己。
轉變了觀念的農戶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這正是我們黨一慣倡導的艱苦奮鬥的光榮傳統。
” 蔣律師不假思索地說：“反對！過去是給黨幹，現在是給自己幹。
” 肖亞文立刻對審判長說：“反對！審判長，我認為原告代理律師不可以把黨的利益與貧困農民的利益相對立。
” 審判長立刻說道：“反對有效，法庭提請原告律師注意自己的言辭。
” 蔣律師懊悔自己犯了一個不高明的錯誤，隻得再次歉意地說：“對不起，口誤，我收回剛才的那句話。
” 肖亞文說：“原告律師出于推定格律詩公司不正當競争的需要而無視事實主觀認定公司與農戶是隸屬關系，已經背離了以事實為根據的法律原則。
如果原告認為王廟村個體工商戶的生産方式構成了不正當競争，第一要拿出法律依據，第二要明确起訴對象。
” 蔣律師說：“貴公司從1997年拿到樂聖旗艦套件到1998年一直在生産，卻沒有一對音箱進入市場，全部集中在音響博覽會一次低價售出，其用心路人皆知。
貴公司把低成本的好處過濾走了，把不是人的境遇和違法的麻煩留給農民了，這就是貴公司所謂的扶貧？可悲的是，貴公司拿到了好處連承認的勇氣都沒有。
” 肖亞文說：“本公司無意昭示扶貧的意圖，原告律師指責本公司是剝削榨取，那麼請你告訴我什麼才是真正的扶貧？我向你忏悔，向你學習。
” 什麼才是真正的扶貧？這個問題一下子把蔣律師給問住了。
閻希成身為深圳明華律師事務所所長，也是事務所的首席律師。
在此案最初的訴訟計劃裡他本來沒有參加，隻是案情發生了逆轉之後他才決定介入這個案子。
從開庭到現在他一直沒有發言，冷靜觀察分析庭審變化。
他注意到肖亞文一直緊緊抓住“法律依據”這個法律空白的法寶，如此無休止地争辯下去将對原告的主張越來越不利，反而會成了格律詩公司扶貧善舉的義務宣傳員。
庭審進行到這個程度，他覺得是該他說話的時候了。
他向正欲開口的蔣律師做了一個阻攔的手勢，從容地站起來，說道：“審判長，各位法官，坦率地說，我作為一名律師從接到這個案子就沒敢對勝訴抱有幻想，首先是因為法律的空白，中國的法律還沒有哪項條款能觸及到生産階段的不正當競争。
其次是因為起訴對象的空白，真正的被告應該是格律詩事件的幕後策劃人丁元英先生，而我們這位丁先生恰恰不具備訴訟主體的條件。
所以，我們無法從法律真實的角度去證明王廟村農戶與格律詩公司的隸屬關系，即使證明了隸屬關系，也沒有法律依據證明不正當競争。
” 閻律師的話引起了旁聽區的一陣騷動，有人相互低聲議論，有人嘴裡不自覺地發出啧啧的歎息聲，記者的照相機紛紛對準肖亞文噼裡啪啦一陣拍照，似乎審判已經有結論了，肖亞文作為可能勝訴的被告當事人無疑代表了太多的法律與道義欲說不能的思考。
騷動過後法庭又恢複了平靜，閻律師繼續發言：“我們欽佩丁先生扶貧的慈悲，我們也看到了，丁先生是怎樣懷着一顆慈悲的心去利用法律空白、從窮人身上獲取能量、蒸發訴訟主體、過濾法律和社會責任。
丁先生的意圖非常明确，就是逼迫樂聖公司屈從，獲取樂聖的套件和銷售網絡，王廟村的箱體和生産基地。
樂聖公司走出困境的惟一出路是依托現有的格局與格律詩合作，從既得利益裡分出一塊蛋糕給王廟村，沒有選擇，隻能屈從。
丁先生給王廟村發了一回善心，就從樂聖公司割掉箱體生産給王廟村，就分享别人的銷售網絡，樂聖公司的直接損失就是600萬。
這叫什麼？這叫殺富濟貧！強盜能搶多少？搶完了得殺頭坐牢，丁先生心懷的慈悲比赤裸裸的強盜更惡劣！” 肖亞文氣憤地站起來說：“抗議！這是惡意貶損他人名譽，且與本案無關。
” 審判長看了看閻律師，語調複雜地說：“抗議有效，請原告代理律師注意言辭，不要說與本案無關的内容。
” 閻律師答道：“好的，我改正。
”然後繼續發言道：“在Hi-Fi音響市場，樂聖是為數不多的能與洋貨抗衡的民族品牌，就這麼被同胞兄弟從背後捅了一刀。
格律詩事件并不在于它自身有多少能量，而在于它引爆了能量，在于它修改了競争規則。
一旦這種行為被法律和社會默許，那就無疑向社會傳遞了一個信息：我可以這樣競争。
各行各業凡是适合這種生産方式的産品都會卷入這種惡性競争，我們看到的将是這樣一幅畫面：一邊是洋人對中國的産品實施反傾銷，一邊是國人在自己的窩裡惡鬥。
” 肖亞文起身反駁道：“反對！這是用泛民族主義取代法律。
法庭現在是依據法律對本案進行庭審，而不是依據本案去評判法律。
” 一直保持沉默的樂聖公司總經理趙青終于開口了，他站起來說道：“肖小姐，市場價格競争的法則是，有人叫牌，你就得跟着下注，沒有選擇。
資本往成本低的地方流動是經濟規律，發達國家的勞動密集型産業都往貧窮國家遷移，就是因為廉價勞動力。
如果法庭的判決證明我們對法律和道義有誤解，我向你們忏悔，向你們學習。
” 看到這裡，林雨峰心裡默默自語了一句：“夠了。
”随即拿起遙控器關掉電視機。
當着法庭的衆多媒體，蔣律師、閻所長和趙青的發言先後把丁元英的面目揭露無遺，已經達到了這場訴訟的預定目的，而且為争取勝訴做了最大可能的努力。
他同意肖亞文的觀點，法庭現在是依據法律對本案進行庭審，而不是依據本案去評判法律。
格律詩公司勝訴是顯而易見的，那是丁
你請人家幫忙就要聽人家的，不然就别請。
我感覺，公司和農戶在丁元英手裡是一盤棋，他既得考慮農戶的前途也得考慮公司的前途。
農戶如果隻是打工的就沒有長遠前途，也就沒有做一番事業靠市場生存的積極性。
公司的産品如果完全被農戶控制，公司就不安全，公司必須得保持一種靠市場也能訂購配件的選擇。
所以，丁元英讓農戶和公司既從産權上獨立又在市場上聯系，不然隻會越扶越貧，還得把公司搭進去。
” 蔣律師說：“剛才農戶說到城裡幹活連工錢都不給，還不如這樣。
我們不否認社會上有這種現象，但這并不表示因為彼更違法而使此就合法。
客觀存在與法律允許是兩個概念，社會上違法犯罪每天都在發生，不等于因為存在就可以允許存在。
由于諸多方面的原因，農民兄弟缺乏對複雜事物核心規律的判斷以及自我維權意識，我們可以理解，也感到很痛心。
如果沒有格律詩公司的組織策劃和資金支持，就沒有王廟村這些專門針對格律詩公司産品生産的個體工商戶。
如果沒有公司的訂單，這些個體工商戶就無法生存。
格律詩公司實際上是以市場經濟的方式達到行政管理的目的，因為農戶沒有選擇，本質上還是隸屬關系。
” 肖亞文反駁道：“市場經濟的依存關系不等于資産權利的隸屬關系，如果對方律師認為兩者屬性等同，請你拿出法律依據。
扶貧不是給予，不是慈善，是向農民輸入一種市場經濟的生存觀念，建立市場經濟的生存方式，丁元英先生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才從産權的根本上讓農戶獨立。
王廟村窮是客觀條件，過去幾十年輸血式的扶貧為什麼越扶越貧？就是因為農民在等救世主。
丁先生用産權獨立的方式告訴農戶，從來就沒有救世主，要改變自己的命運隻能靠農民自己。
轉變了觀念的農戶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這正是我們黨一慣倡導的艱苦奮鬥的光榮傳統。
” 蔣律師不假思索地說：“反對！過去是給黨幹，現在是給自己幹。
” 肖亞文立刻對審判長說：“反對！審判長，我認為原告代理律師不可以把黨的利益與貧困農民的利益相對立。
” 審判長立刻說道：“反對有效，法庭提請原告律師注意自己的言辭。
” 蔣律師懊悔自己犯了一個不高明的錯誤，隻得再次歉意地說：“對不起，口誤，我收回剛才的那句話。
” 肖亞文說：“原告律師出于推定格律詩公司不正當競争的需要而無視事實主觀認定公司與農戶是隸屬關系，已經背離了以事實為根據的法律原則。
如果原告認為王廟村個體工商戶的生産方式構成了不正當競争，第一要拿出法律依據，第二要明确起訴對象。
” 蔣律師說：“貴公司從1997年拿到樂聖旗艦套件到1998年一直在生産，卻沒有一對音箱進入市場，全部集中在音響博覽會一次低價售出，其用心路人皆知。
貴公司把低成本的好處過濾走了，把不是人的境遇和違法的麻煩留給農民了，這就是貴公司所謂的扶貧？可悲的是，貴公司拿到了好處連承認的勇氣都沒有。
” 肖亞文說：“本公司無意昭示扶貧的意圖，原告律師指責本公司是剝削榨取，那麼請你告訴我什麼才是真正的扶貧？我向你忏悔，向你學習。
” 什麼才是真正的扶貧？這個問題一下子把蔣律師給問住了。
閻希成身為深圳明華律師事務所所長，也是事務所的首席律師。
在此案最初的訴訟計劃裡他本來沒有參加，隻是案情發生了逆轉之後他才決定介入這個案子。
從開庭到現在他一直沒有發言，冷靜觀察分析庭審變化。
他注意到肖亞文一直緊緊抓住“法律依據”這個法律空白的法寶，如此無休止地争辯下去将對原告的主張越來越不利，反而會成了格律詩公司扶貧善舉的義務宣傳員。
庭審進行到這個程度，他覺得是該他說話的時候了。
他向正欲開口的蔣律師做了一個阻攔的手勢，從容地站起來，說道：“審判長，各位法官，坦率地說，我作為一名律師從接到這個案子就沒敢對勝訴抱有幻想，首先是因為法律的空白，中國的法律還沒有哪項條款能觸及到生産階段的不正當競争。
其次是因為起訴對象的空白，真正的被告應該是格律詩事件的幕後策劃人丁元英先生，而我們這位丁先生恰恰不具備訴訟主體的條件。
所以，我們無法從法律真實的角度去證明王廟村農戶與格律詩公司的隸屬關系，即使證明了隸屬關系，也沒有法律依據證明不正當競争。
” 閻律師的話引起了旁聽區的一陣騷動，有人相互低聲議論，有人嘴裡不自覺地發出啧啧的歎息聲，記者的照相機紛紛對準肖亞文噼裡啪啦一陣拍照，似乎審判已經有結論了，肖亞文作為可能勝訴的被告當事人無疑代表了太多的法律與道義欲說不能的思考。
騷動過後法庭又恢複了平靜，閻律師繼續發言：“我們欽佩丁先生扶貧的慈悲，我們也看到了，丁先生是怎樣懷着一顆慈悲的心去利用法律空白、從窮人身上獲取能量、蒸發訴訟主體、過濾法律和社會責任。
丁先生的意圖非常明确，就是逼迫樂聖公司屈從，獲取樂聖的套件和銷售網絡，王廟村的箱體和生産基地。
樂聖公司走出困境的惟一出路是依托現有的格局與格律詩合作，從既得利益裡分出一塊蛋糕給王廟村，沒有選擇，隻能屈從。
丁先生給王廟村發了一回善心，就從樂聖公司割掉箱體生産給王廟村，就分享别人的銷售網絡，樂聖公司的直接損失就是600萬。
這叫什麼？這叫殺富濟貧！強盜能搶多少？搶完了得殺頭坐牢，丁先生心懷的慈悲比赤裸裸的強盜更惡劣！” 肖亞文氣憤地站起來說：“抗議！這是惡意貶損他人名譽，且與本案無關。
” 審判長看了看閻律師，語調複雜地說：“抗議有效，請原告代理律師注意言辭，不要說與本案無關的内容。
” 閻律師答道：“好的，我改正。
”然後繼續發言道：“在Hi-Fi音響市場，樂聖是為數不多的能與洋貨抗衡的民族品牌，就這麼被同胞兄弟從背後捅了一刀。
格律詩事件并不在于它自身有多少能量，而在于它引爆了能量，在于它修改了競争規則。
一旦這種行為被法律和社會默許，那就無疑向社會傳遞了一個信息：我可以這樣競争。
各行各業凡是适合這種生産方式的産品都會卷入這種惡性競争，我們看到的将是這樣一幅畫面：一邊是洋人對中國的産品實施反傾銷，一邊是國人在自己的窩裡惡鬥。
” 肖亞文起身反駁道：“反對！這是用泛民族主義取代法律。
法庭現在是依據法律對本案進行庭審，而不是依據本案去評判法律。
” 一直保持沉默的樂聖公司總經理趙青終于開口了，他站起來說道：“肖小姐，市場價格競争的法則是，有人叫牌，你就得跟着下注，沒有選擇。
資本往成本低的地方流動是經濟規律，發達國家的勞動密集型産業都往貧窮國家遷移，就是因為廉價勞動力。
如果法庭的判決證明我們對法律和道義有誤解，我向你們忏悔，向你們學習。
” 看到這裡，林雨峰心裡默默自語了一句：“夠了。
”随即拿起遙控器關掉電視機。
當着法庭的衆多媒體，蔣律師、閻所長和趙青的發言先後把丁元英的面目揭露無遺，已經達到了這場訴訟的預定目的，而且為争取勝訴做了最大可能的努力。
他同意肖亞文的觀點，法庭現在是依據法律對本案進行庭審，而不是依據本案去評判法律。
格律詩公司勝訴是顯而易見的，那是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