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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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靠到沙發上稍事放松。
廣告之後畫面切換到法庭，來自古城王廟村的四個證人逐一當庭作證—— 第一個作證的是王廟村小學教師趙麗靜，她說：“我是教師，對村裡的生産情況不是太了解，我隻證明1996年那份格律詩公司預備股東擴大會議的記錄是我親手寫的，當時他們在會上說什麼我就記什麼，後來每個開會的人都在會議記錄上簽了名字。
” 蔣律師問：“為什麼要做這個會議記錄？” 趙麗靜回答：“我不知道，可能丁哥的意思是留個憑證，證明大家當時都同意了他提的那個幹法，避免以後有人埋怨，事後埋怨這種事在農村不稀罕。
” 第二個作證的是王廟村闆材加工場李鐵軍，他說：“歐陽找俺幾個來北京當證人，讓俺告訴法院俺和格律詩公司是啥關系，俺想來想去也不知道該咋說。
你要說沒關系吧，那公司借給俺錢買設備，買生産材料；你要說有關系吧，俺就沒有跟公司搭過邊兒，公司隻跟包裝戶簽合同，包裝戶才跟俺簽合同，俺隻和打磨戶簽合同。
俺從包裝戶接訂單和訂金，自己買闆子下料，再賣給打磨戶，打磨戶把膩子打磨好了就賣給漆面加工戶，漆面加工戶抛光好了就賣給包裝戶，就是一道工序一道工序賣下去，全都是現金交易。
” 李鐵軍的證言像一段繞口令，讓許多人聽着都忍不住笑了。
第三個作證的是王廟村基督教教會包裝場王曼，這是一個20多歲的姑娘，也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信徒，她先在胸前劃了一下十字，這才說：“我向主起誓，我說的都是實話。
王廟村的包裝戶就是基督教會，要說公司跟包裝戶有啥關系，除了公司借給包裝戶收購産品的資金之外，就是和公司簽訂合同的關系，教會基本上都是婦女，掙個包裝費。
” 蔣律師問：“什麼産品？産品和包裝上有沒有你們的生産标識？價格是誰定的？” 王曼回答：“最開始沒啥價格，幹完以後一核算就有價格了，時間一長價格就越來越清楚了。
産品不一定，有機櫃闆子，有音箱的空箱子，合同訂啥俺就做啥。
商标沒有，咱這又不是成型的東西，都是按合同做的半成品零件。
其實說白了，就是公司幫助王廟村的農民建了一個生産體系，公司要想把錢收回來，就必須得給農戶訂單。
農戶也知道這個道理，你把價格擡上去了，公司的産品賣不出去，農戶也掙不到錢。
” 蔣律師冷不丁問道：“公司給你們開多少工資？” 王曼被這個莫名其妙的問題問得愣了一下，納悶地回答：“沒人給開工資，農戶掙的都是利潤的錢，幹不好的有時候還賠錢。
” 肖亞文立刻向審判長說：“抗議！原告律師是在誘導證人。
” 審判長說：“抗議有效，請原告代理律師注意。
” 蔣律師馬上歉意地說：“我收回剛才的問題。
” 第四個作證的是王廟村漆面加工場吳志明，他說：“他們幾個把該說的都說了，我也不知道該說啥了，再說也還是那些，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憑良心說俺王廟村的農民都不想讓公司輸官司，再咋說人家公司也是扶貧，公司垮了俺就沒訂單，俺還欠着一屁股債可咋辦哪，俺也不想坑了公司，人總得有點良心吧？” 蔣律師問：“公司不管你們，誰來控制成本、質量？誰來監督勞動效率？” 吳志明說：“監督啥，那不是給人打工，那是自己的生意，你想偷懶、想浪費随便，一道一道工序都是連本帶利的現金交易，出了問題你賣不出去就算窩手裡了，一賠就是連本帶利的賠，關别人啥事？誰也不會去做這冤大頭。
” 蔣律師說：“你們知不知道，你們的那種生産方式違反了勞動法、環境保護法和禁止使用童工的規定，是違法行為。
你們很苦，包括你們的孩子和老人，你們有權要求自己的合法權益，有權要求合理的勞動報酬，你們不是誰的奴隸。
” 吳志明一聽就來氣了，說：“你這人咋說話呢，農民種地算不算生産？農村哪家的孩子不到地裡幹活兒？我咋從來沒見有人管過，那就不是使用童工了？都别說那好聽的，俺村是貧困縣裡的貧困村，能有個活兒幹就不錯了。
城裡咋啦？到城裡就能跟城裡人一樣了？還不是照樣幹最髒最苦的活兒，到頭來連工錢都不給，還不如俺現在這樣呢。
俺就信丁哥說的那句話，别把自己太當人了，吃人家吃不了的苦，受人家受不了的罪，做人家做不到的成本和質量。
除了這，再說啥都是假的。
” 蔣律師問：“你們是隻接受格律詩公司的訂單還是其它訂單都接受？如果樂聖公司或其它公司也向你們訂購箱體，你們能接受嗎？” 吳志明說：“那俺巴不得呢！隻要是俺能做的，俺都接，越多越好。
丁哥從一開始就跟俺說這個道理，俺也是為了将來能多接活兒這才拼命的，要不然圖啥？” 蔣律師早在開庭前就已經把格律詩公司的證據研究得精透，此時明知向證人問不出什麼結果，但是還得這樣問，不能放過一絲一毫的機會。
證人作證之後退席，庭審繼續進行。
審判長問：“訴訟雙方除了現有的證據，還有沒有新的舉證？” 蔣律師說：“我有問題需要向原告當事人歐陽雪提問。
” 審判長說：“準許。
” 蔣律師說：“我在向歐陽小姐提問之前先向法庭讀兩段1996年格律詩公司預備股東擴大會議記錄，先把一個基本事實确定下來。
” 這兩段記錄是： 第一段記錄：歐陽雪發言：我參加這事就三個原因：一是大夥兒請大哥操持這事，我相信大哥；二是這事有扶貧的性質，是積德的事；三是我出的那些錢是我能賠得起的數。
我出一百萬，但是有個條件，公司的大事咱們可以商量，但日常管理我做不了，一是不懂，二是沒時間。
如果大家同意我這個條件，我就算上一個。
第二段記錄：丁元英發言：從現在起，格律詩預備公司就存在了。
我向公司談兩個硬指标，一是明年3月注冊公司、申請音箱專利，二是明年6月要發到歐洲十套頂尖級工藝的音箱和配套的機櫃、音箱腳架。
這兩個硬指标不存在争取、盡量這些彈性詞，而是必須。
圍繞着這兩個硬指标你們該準備專利資料的準備資料，該向農戶下訂單的下訂單。
農戶這邊有三個硬指标，明年3月必須注冊個體工商戶，明年4月必須完成發往歐洲的産品。
明年6月必須得有批量的産品進入北京市場。
為此，農戶添置設備傳授技術該幹什麼幹什麼。
馬上要入冬了，這個冬天是不要命的冬天。
蔣律師提問道：“歐陽小姐，格律詩公司在你加入之前的醞釀階段就已經确定了扶貧的性質，包括已經确定的生産方式和經營方式，用你的話來表達就是大哥操持這事。
你作為格律詩公司51％股份的控股股東，一不懂技術，二不懂管理，三沒有時間。
我請問，你後來是通過什麼方式履行董事長的職責？丁元英在會議上說，我向公司談兩個硬指标，這兩個硬指标不存在争取、盡量這些彈性詞，而是必須。
他還說，農戶這邊有三個硬指标，農戶必須如何如何。
顯然，丁元英不是在和誰協商，是在下達命令。
我再請問，股東和農戶有沒有可能違抗丁元英的命令？公司和農戶在丁元英的手裡是不是一盤棋？” 歐陽雪答道：“第一個問題，公司有大事我會找大哥幫我拿個主意，就是丁元英。
第二個問題，股東和農戶不可能違抗命令，因為是他們請大哥幫忙的，是他們給了丁元英
廣告之後畫面切換到法庭，來自古城王廟村的四個證人逐一當庭作證—— 第一個作證的是王廟村小學教師趙麗靜，她說：“我是教師，對村裡的生産情況不是太了解，我隻證明1996年那份格律詩公司預備股東擴大會議的記錄是我親手寫的，當時他們在會上說什麼我就記什麼，後來每個開會的人都在會議記錄上簽了名字。
” 蔣律師問：“為什麼要做這個會議記錄？” 趙麗靜回答：“我不知道，可能丁哥的意思是留個憑證，證明大家當時都同意了他提的那個幹法，避免以後有人埋怨，事後埋怨這種事在農村不稀罕。
” 第二個作證的是王廟村闆材加工場李鐵軍，他說：“歐陽找俺幾個來北京當證人，讓俺告訴法院俺和格律詩公司是啥關系，俺想來想去也不知道該咋說。
你要說沒關系吧，那公司借給俺錢買設備，買生産材料；你要說有關系吧，俺就沒有跟公司搭過邊兒，公司隻跟包裝戶簽合同，包裝戶才跟俺簽合同，俺隻和打磨戶簽合同。
俺從包裝戶接訂單和訂金，自己買闆子下料，再賣給打磨戶，打磨戶把膩子打磨好了就賣給漆面加工戶，漆面加工戶抛光好了就賣給包裝戶，就是一道工序一道工序賣下去，全都是現金交易。
” 李鐵軍的證言像一段繞口令，讓許多人聽着都忍不住笑了。
第三個作證的是王廟村基督教教會包裝場王曼，這是一個20多歲的姑娘，也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信徒，她先在胸前劃了一下十字，這才說：“我向主起誓，我說的都是實話。
王廟村的包裝戶就是基督教會，要說公司跟包裝戶有啥關系，除了公司借給包裝戶收購産品的資金之外，就是和公司簽訂合同的關系，教會基本上都是婦女，掙個包裝費。
” 蔣律師問：“什麼産品？産品和包裝上有沒有你們的生産标識？價格是誰定的？” 王曼回答：“最開始沒啥價格，幹完以後一核算就有價格了，時間一長價格就越來越清楚了。
産品不一定，有機櫃闆子，有音箱的空箱子，合同訂啥俺就做啥。
商标沒有，咱這又不是成型的東西，都是按合同做的半成品零件。
其實說白了，就是公司幫助王廟村的農民建了一個生産體系，公司要想把錢收回來，就必須得給農戶訂單。
農戶也知道這個道理，你把價格擡上去了，公司的産品賣不出去，農戶也掙不到錢。
” 蔣律師冷不丁問道：“公司給你們開多少工資？” 王曼被這個莫名其妙的問題問得愣了一下，納悶地回答：“沒人給開工資，農戶掙的都是利潤的錢，幹不好的有時候還賠錢。
” 肖亞文立刻向審判長說：“抗議！原告律師是在誘導證人。
” 審判長說：“抗議有效，請原告代理律師注意。
” 蔣律師馬上歉意地說：“我收回剛才的問題。
” 第四個作證的是王廟村漆面加工場吳志明，他說：“他們幾個把該說的都說了，我也不知道該說啥了，再說也還是那些，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憑良心說俺王廟村的農民都不想讓公司輸官司，再咋說人家公司也是扶貧，公司垮了俺就沒訂單，俺還欠着一屁股債可咋辦哪，俺也不想坑了公司，人總得有點良心吧？” 蔣律師問：“公司不管你們，誰來控制成本、質量？誰來監督勞動效率？” 吳志明說：“監督啥，那不是給人打工，那是自己的生意，你想偷懶、想浪費随便，一道一道工序都是連本帶利的現金交易，出了問題你賣不出去就算窩手裡了，一賠就是連本帶利的賠，關别人啥事？誰也不會去做這冤大頭。
” 蔣律師說：“你們知不知道，你們的那種生産方式違反了勞動法、環境保護法和禁止使用童工的規定，是違法行為。
你們很苦，包括你們的孩子和老人，你們有權要求自己的合法權益，有權要求合理的勞動報酬，你們不是誰的奴隸。
” 吳志明一聽就來氣了，說：“你這人咋說話呢，農民種地算不算生産？農村哪家的孩子不到地裡幹活兒？我咋從來沒見有人管過，那就不是使用童工了？都别說那好聽的，俺村是貧困縣裡的貧困村，能有個活兒幹就不錯了。
城裡咋啦？到城裡就能跟城裡人一樣了？還不是照樣幹最髒最苦的活兒，到頭來連工錢都不給，還不如俺現在這樣呢。
俺就信丁哥說的那句話，别把自己太當人了，吃人家吃不了的苦，受人家受不了的罪，做人家做不到的成本和質量。
除了這，再說啥都是假的。
” 蔣律師問：“你們是隻接受格律詩公司的訂單還是其它訂單都接受？如果樂聖公司或其它公司也向你們訂購箱體，你們能接受嗎？” 吳志明說：“那俺巴不得呢！隻要是俺能做的，俺都接，越多越好。
丁哥從一開始就跟俺說這個道理，俺也是為了将來能多接活兒這才拼命的，要不然圖啥？” 蔣律師早在開庭前就已經把格律詩公司的證據研究得精透，此時明知向證人問不出什麼結果，但是還得這樣問，不能放過一絲一毫的機會。
證人作證之後退席，庭審繼續進行。
審判長問：“訴訟雙方除了現有的證據，還有沒有新的舉證？” 蔣律師說：“我有問題需要向原告當事人歐陽雪提問。
” 審判長說：“準許。
” 蔣律師說：“我在向歐陽小姐提問之前先向法庭讀兩段1996年格律詩公司預備股東擴大會議記錄，先把一個基本事實确定下來。
” 這兩段記錄是： 第一段記錄：歐陽雪發言：我參加這事就三個原因：一是大夥兒請大哥操持這事，我相信大哥；二是這事有扶貧的性質，是積德的事；三是我出的那些錢是我能賠得起的數。
我出一百萬，但是有個條件，公司的大事咱們可以商量，但日常管理我做不了，一是不懂，二是沒時間。
如果大家同意我這個條件，我就算上一個。
第二段記錄：丁元英發言：從現在起，格律詩預備公司就存在了。
我向公司談兩個硬指标，一是明年3月注冊公司、申請音箱專利，二是明年6月要發到歐洲十套頂尖級工藝的音箱和配套的機櫃、音箱腳架。
這兩個硬指标不存在争取、盡量這些彈性詞，而是必須。
圍繞着這兩個硬指标你們該準備專利資料的準備資料，該向農戶下訂單的下訂單。
農戶這邊有三個硬指标，明年3月必須注冊個體工商戶，明年4月必須完成發往歐洲的産品。
明年6月必須得有批量的産品進入北京市場。
為此，農戶添置設備傳授技術該幹什麼幹什麼。
馬上要入冬了，這個冬天是不要命的冬天。
蔣律師提問道：“歐陽小姐，格律詩公司在你加入之前的醞釀階段就已經确定了扶貧的性質，包括已經确定的生産方式和經營方式，用你的話來表達就是大哥操持這事。
你作為格律詩公司51％股份的控股股東，一不懂技術，二不懂管理，三沒有時間。
我請問，你後來是通過什麼方式履行董事長的職責？丁元英在會議上說，我向公司談兩個硬指标，這兩個硬指标不存在争取、盡量這些彈性詞，而是必須。
他還說，農戶這邊有三個硬指标，農戶必須如何如何。
顯然，丁元英不是在和誰協商，是在下達命令。
我再請問，股東和農戶有沒有可能違抗丁元英的命令？公司和農戶在丁元英的手裡是不是一盤棋？” 歐陽雪答道：“第一個問題，公司有大事我會找大哥幫我拿個主意，就是丁元英。
第二個問題，股東和農戶不可能違抗命令，因為是他們請大哥幫忙的，是他們給了丁元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