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我于無何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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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陣。

    我那時寫小說,完全抵得上朋友們打電遊,他們打出一個個裝備,我寫出一個個意想不到的細節和句子。

    小說很少發表,我就存在電腦裡。

    我已看了足夠多的小說,相信自己寫出的這批東西,質量不差,假以時日,發表出來不是問題。

    2005年短篇小說《衣缽》發表在《收獲》雜志,是我寫作生涯一個轉折點,那以後,一如之前的預想,積壓在電腦硬盤裡的小說,馬上被人要走,發表的瓶頸轉眼突破。

    2007年,獲了魯迅文學獎,縣裡面給我解決了工作。

    我這時知道,我可以一輩子寫下去。

    我并不擔心自己能寫多久,因為我口齒不清的毛病無法糾正,我的表達欲望就可以一直高漲。

    我是天生愛撒謊的孩子,但小說的虛構,某種程度上緩解了我撒謊的沖動,我把撒謊融入虛構,狠狠發洩以後,在現實生活中繼續沉默寡言。

     我也總結自己寫作順遂的原因,可能就是因為我的寫作理念簡單,易于執行。

    對我寫作理念影響較大的,是賽珍珠獲諾貝爾獎時的演講。

    這是一位近乎被遺忘的作家,可能也是唯一靠通俗小說獲取諾獎的作家。

    在這個演講裡面,她認為中國的小說傳統就是通俗路數,離下裡巴人近,離知識分子遠。

    她認為,在中國,文人不認為小說是文學,這是中國小說的幸運,也是小說家的幸運。

    這一點我笃信不已。

    她也從《水浒傳》裡得到很多養分,并将這部小說譯為《四海之内皆兄弟》。

    我喜歡鄉村,喜歡那些張着耳朵聽故事的人,喜歡身邊最真實最樸素的生活,肆意地去看,去接近,不是故意,确實從中得到無窮樂趣。

    在十餘年的寫作中,我懷疑漢語成型于農耕社會,千百年來重農抑商的實情,文人所葆有的歌頌鄉土田園貶斥朱門富戶的傳統,使得漢語詞彙天然地對城市和富裕帶有貶義色彩。

    基于這一點,我進一步懷疑以漢語描寫城市和富裕階層,本就有欠缺,一旦觸碰鄉村和底層,馬上變得天寬地闊,左右逢源。

    當然,隔了數十年,賽珍珠的見解也遭受時代變遷的影響,中國小說在全球一體化的沖擊下,必須是文學,或者必須沾染上文學,必須以文學裝飾自身,否則也行之不遠。

    我寫小說的理念,由此折中而出,簡單地說,既要寫得好看,又要讓人看完覺得高級,通俗或是高雅且存而不論,面目模糊是最好。

    我樂意用極簡思維去處理複雜的事,因其簡單,才容易在我筆下發育成穩定的品質。

     我小學畢業留言冊上,大多數同學祝我“郵票生意越做越好”,有個女同學祝我成為作家。

    多年後聚會,她提到這事,我說你是否給很多同學都這麼寫?因為在當時,我們班眼看會成為作家的,大有人在。

    她否認,說就給你一個人這麼寫。

    我沒有問為什麼。

    我相信她已經看出來,隻有我是那種一條胡同走到黑的人。

    她預言了很久以後的事,在很久以後的現在,每當我遇見她,就要請她預測一下,我最近文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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