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台灣、文學、我們 第1節 尋求台灣文學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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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作品。
這兩校都開設不錯的中國文史課程，雖然也有少數親共學者努力幫中共說“解放”的好話，但多數學者指着書架上一排中共建國後的樣闆文學，如《向雷鋒學習》、浩然《金光大道》、丁玲《太陽照在桑幹河上》、老舍《龍須溝》等，說道:“中共雖然閉緊鐵幕，但是他們政治鬥争之無情，人民生活之艱苦悲慘仍是舉世皆知的。
我們能在這裡的教室宣傳這些歌功頌德的宣傳文字嗎?怎麼對美國學生解說這些謊言呢?”然後。
他們轉換話題間我:“台灣有文學嗎？” 我望着圖書館放置中國當代文學的書架，空空蕩蕩，心中暗自想着，也許我回台灣後，有機會可以借着文學評介具體為台灣說些什麼吧!就是這一個長期存在的意念，我接受了國立編譯館編纂英譯台灣文學的工作。
那是個共同尋求定位（identity）的年代，都似在霧中奔跑，找尋屬于自己的園子，最早的年輕作者和讀者并沒有太大的省籍隔閡，大家讀同樣的教科書，一起長大。
日治時代的記憶漸漸遠去大陸的牽挂和失落感也漸漸放下，對“流亡”（exile）一詞也能心平氣和地讨論。
編纂英譯《中國現代文學選集》時，自以為已經找到了共同的定位。
因為發行者是國立編譯館，所以選取作品必須有全民代表性，編選公平，不可偏倚遺漏。
我們五人小組中，何欣和餘光中參加台灣文壇活動最早，擁有台灣文學的資料最豐富。
我自回台北後，閱讀重要作品甚少疏漏。
開始教“高級英文”後，更是勤跑書店，新出版的書盡在掌握之中，和在美國讀書時一樣，可以跟上時代閱讀重要作家的研究。
從那年起，我那小小的書房裡漸漸有柑當齊全的台灣文學作品。
譬如黃春明的《鑼》，房頁有作者寫給我的話，就和《英國文學史》八世紀第一篇初民史詩《貝爾伍夫》并排而放司馬中原《荒原》、《黎明列車》與朱西甯《破曉時分》、白先勇《台北人》，這些初版于一九六、七0年代的小說，随我自上海帶來雪萊、濟慈全集的珍藏本并列齊觀。
我曾經相當欣賞年輕女作家蕭佩，她所有的小說則和薇拉·凱瑟、舍伍德。
安德許、伯那·瑪拉末等美國作家作品并肩而立。
我往返于兩種文字，樂在其中，有助于我寫評論文章的視野與層次。
這兩校都開設不錯的中國文史課程，雖然也有少數親共學者努力幫中共說“解放”的好話，但多數學者指着書架上一排中共建國後的樣闆文學，如《向雷鋒學習》、浩然《金光大道》、丁玲《太陽照在桑幹河上》、老舍《龍須溝》等，說道:“中共雖然閉緊鐵幕，但是他們政治鬥争之無情，人民生活之艱苦悲慘仍是舉世皆知的。
我們能在這裡的教室宣傳這些歌功頌德的宣傳文字嗎?怎麼對美國學生解說這些謊言呢?”然後。
他們轉換話題間我:“台灣有文學嗎？” 我望着圖書館放置中國當代文學的書架，空空蕩蕩，心中暗自想着，也許我回台灣後，有機會可以借着文學評介具體為台灣說些什麼吧!就是這一個長期存在的意念，我接受了國立編譯館編纂英譯台灣文學的工作。
那是個共同尋求定位（identity）的年代，都似在霧中奔跑，找尋屬于自己的園子，最早的年輕作者和讀者并沒有太大的省籍隔閡，大家讀同樣的教科書，一起長大。
日治時代的記憶漸漸遠去大陸的牽挂和失落感也漸漸放下，對“流亡”（exile）一詞也能心平氣和地讨論。
編纂英譯《中國現代文學選集》時，自以為已經找到了共同的定位。
因為發行者是國立編譯館，所以選取作品必須有全民代表性，編選公平，不可偏倚遺漏。
我們五人小組中，何欣和餘光中參加台灣文壇活動最早，擁有台灣文學的資料最豐富。
我自回台北後，閱讀重要作品甚少疏漏。
開始教“高級英文”後，更是勤跑書店，新出版的書盡在掌握之中，和在美國讀書時一樣，可以跟上時代閱讀重要作家的研究。
從那年起，我那小小的書房裡漸漸有柑當齊全的台灣文學作品。
譬如黃春明的《鑼》，房頁有作者寫給我的話，就和《英國文學史》八世紀第一篇初民史詩《貝爾伍夫》并排而放司馬中原《荒原》、《黎明列車》與朱西甯《破曉時分》、白先勇《台北人》，這些初版于一九六、七0年代的小說，随我自上海帶來雪萊、濟慈全集的珍藏本并列齊觀。
我曾經相當欣賞年輕女作家蕭佩，她所有的小說則和薇拉·凱瑟、舍伍德。
安德許、伯那·瑪拉末等美國作家作品并肩而立。
我往返于兩種文字，樂在其中，有助于我寫評論文章的視野與層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