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開拓與改革的七零年 第3節 紅葉階前——憶錢穆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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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王館長高高胖胖,厚墩墩地坐在官員席他有多年教學經驗,對答時如在課堂,不慌不忙,質詢者雖然來勢洶洶,但亦不知應控以何罪,一本未出版的學術著作如何“動搖國本”?我自大學時期在學潮中開始(直到今日台灣的選舉文宣),看盡了政治意識控制學術思想之猙獰面貌,沒想到我“三更燈火五更雞”苦讀、進修,好不容易取得部定正教授資格,在大學教文學課程,竟到這裡來看着我的老師王館長被這些人指手頓足地以政治意識形态指責,如此傷尊嚴,多麼不值得!我心中充滿憤慨和悔憾,回到館裡,即寫辭呈,館長問我:“你覺得在這種局勢下辭職是保持尊嚴麼?你此時離開能說明什麼立場呢?”他從桌上拿給我一封剛收到的挂号信,是錢先生寄來的,退還我随書稿送上的審查費兩千四百元。

    一紙便簽上寫:“無端卷入貴館書稿輿論漩渦,甚感煩惱。

    茲退回審查費,今後請勿再牽涉本人意見……。

    ”館長說,這本書我們短期内不能出版,但是你必須去對錢先生緻歉,這才是負責任的态度。

     就這樣,我開始了登上素書樓石階十八年的緣份。

    轟轟烈烈的嶽飛事件之後,是仍健在的陶百川、黃季陸、陳立夫、王世傑等長輩,他贊成國中與高中的國文教科書,以文學情操教育為主,少宣揚政治理念。

    至少,那時的教育部長羅雲平實際上是支持的。

    在陳述編書理想時,我終于有勇氣面對錢先生這個人,而不是他“國學大師”的盛名。

    他面容溫和,傾聽人說話的時候,常常有一種沉思的甯靜。

    也是一種鼓勵。

     從那時起,我原是為公事去爬素書樓的石階,送稿、送書、請益,去得很勤。

    後來錢先生知道我是朱光潛老師的學生,談到他三十年前去四川樂山為武大講學之事。

    我告訴他,我聽學長們談到,清晨持火把去禮堂上他的課的情景。

    因此,有時錢先生也留我坐談當年事。

    沒有公事時,逢年過節和他壽誕前我仍去看他,直到他被迫離開素書樓。

    十八年間我在那石階上下近百次,階旁兩排楓樹長得很高了。

    一九八五年我車禍住院時,錢師母去看我,說老師很掂念。

    一年後我再去看他,慢慢爬上石階時,才看到路旁小溝裡積滿了台灣少見的紅楓葉。

     那些年,錢先生的眼睛已漸漸不能看書了。

    和錢先生真正談得上話以後,雖然時時感到他自然具有的尊嚴,也感到一種寬容和溫熙,也許我沒有曆史學問的背景,也就不知道什麼是不能越過的界限。

    當他問我坊間有什麼新書時,我有時會以外文系的知識,冒冒失失、糊裡胡塗地帶給他館裡出版的書,也買些坊間話題論著,如柏楊的書,送給他。

     我回台大之後,也常與他談到我用作教材的一些書,譬如最早先用《美麗新世界》、《一九八四》和《黑暗之心》英文本時學生的反應,談得最多的是《寂寞的追尋》。

    對于追尋寂寞這種文化現象,錢先生感到相當“有趣”(他的無錫發音至今難忘)。

    其實,一九八三年他親自贈我的《八十憶雙親與師友雜憶》書中,錢先生回憶他一生重要著作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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