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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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說我必須跟她去火車站，去接從勞改營回來的姥爺。
火車從蘭州開往北京的，從車上下來的人身上和腳上都有一層黃色塵土。
站台空曠了，姥爺還不出現。
媽煩躁地自語：“叫他别動，别動，肯定錯過了！”媽不承認她不記得姥爺的模樣，她說起碼姥爺的大個頭會讓她一眼認出來。
我從來沒見過姥爺，據說他的所有照片都被燒掉了。
一些是他剛被捕時燒的，其餘是“文革”中燒的，姥姥和媽必須把和他的一切聯系燒幹淨。
我和弟弟從來不知姥爺犯的什麼法，隻知道他是政治犯，夠資格挨槍斃的。
後來不知怎麼他案情的重大性就給忽略了，死刑也延緩了。
一緩30年。
�整個一個空站台就把我媽和我晾在正當中。
都要走了，看見車尾巴上站着個人，穿一身黑不黑、藍不藍的棉襖棉褲，黑暗的臉色，又瘦又矮。
他疑惑地往我們這邊走幾步，希望我們先問話。
媽小聲跟自己說：“不是的，不是的，一點影子都沒有！”我也但願不是的。
這老頭猥瑣透了，不是那種敢做敢為敢犯王法的模樣，也沒有政治犯的自以為是、不以己悲的偉岸。
老頭喚出了媽的乳名。
媽臉上出現了輕微的惡心和過度的失望。
媽推我一把：“叫姥爺！” 這是她堅持我陪她來的原因：我叫一聲姥爺便省了她叫“爸”了。
姥爺哭了一下，媽也哭了一下，這場合不哭多不近情理。
不久姥爺就成了我們家很有用的一個人。
我們都抓他的差，叫他買早點，跑郵局寄包裹，或拿挂号信。
也請他去中藥房抓藥，抓回來煎也是他的事，我們家除了姥爺和我，全都是常年吃中藥。
常常是媽燒菜燒到半路，叫姥爺去買把蔥或一塊姜。
媽給他多大個鈔票他都不找回零錢。
弟弟大聲嘀咕：“80歲的人了，他搜刮那麼多錢幹什麼？” 我也納悶姥爺拿錢去做了什麼。
30年做囚犯，該習慣沒錢的日子了。
媽有時會在飯桌上突然對姥爺說：“您要吃就吃夠，别回頭拿錢去到外頭吃去。
”大家都看得出姥爺嘴吃的不多，眼睛卻很餓。
自從我們多了個姥爺，家裡就開始丢錢。
先是每人忘在衣服口袋裡的錢被姥爺洗衣時一一掏幹淨。
後來放在廚房小袋子裡的牛奶費、報紙費也沒了。
最近一次，爸來了100元的小稿費，差姥爺去取。
到晚上姥爺回來了，錢沒回來。
有天我把他逼到洗碗池邊。
“你今天去哪兒了？姥爺？” “去門診部了。
”他已能很流暢地扯謊。
“撒謊吧？姥爺？”我陰險地說。
他不理我，用遠不如他臉那麼老的修長手指嘩嘩響地搓洗筷子。
“我在電影院看見你了。
”我臉上出現捉贓捉奸的笑容。
他看我一眼。
在他黑白混淆的眼睛裡，我不是個外孫女而是個狡狯卻還有點人情味的勞改隊幹部。
我沒多少同情心，對這老人。
我的同情心早在姥姥身上用光了。
那個為政治犯丈夫忍氣吞聲做了30年“敵眷”的姥姥。
那個好強、自尊的老女人，哭瞎了眼在家門外也絕不低誰一頭。
姥姥瞎着眼，沒等着“見”姥爺最後一面，就死了。
要不這樣等着姥爺，她是可以早些死的。
“在勞改營裡沒電影看。
”我說：“30年都沒看過電影。
” “外頭有的，那裡頭都有，”姥爺說。
他和别人相反，從不控訴“裡頭”，總要給人個感覺他這30年過得沒有太不如人。
不少時候他還懷念青海湖的魚，“那些魚的雜碎比這裡的魚肉還鮮！”媽會回他：“恐怕你們隻有魚雜碎吃。
魚肉從來都輪不到你們吃。
” “怎麼沒有電影？”姥爺扯起一臉皺紋，鄙夷我的孤陋寡聞：“場部一個月映一兩個新片子！” “你們勞改犯也能去？” 他給問住了。
見我要走，他忙說：“你媽演的電影，我就在那裡頭看的！” “哪個電影？”我問，看他是不是在胡謅。
半年前在火車站，他和媽根本誰也沒認出誰。
“六二年春上。
”姥爺不直接回答我的提問。
“對，是六一年春上。
二月二十三。
” “媽演的哪部電影？” “我在井台上，王管教隔好遠就喊我：‘老賀老賀，我跟你講個事！’我手上一壺開水，燙凍實的井頭。
我就趕緊撂下壺，往王管教跟前去。
他沒等我到跟前就迎着喊：‘看見你女兒了！’我一聽腳都軟了，插在雪裡，拔不動了。
王管教鼻子、嘴通紅地笑：‘看了你女兒演的電影！’是電影，你看。
你姥姥隔一兩年給我一封信，信裡提過你媽給提拔去演電影了。
王管教看着我說：‘你女兒長得像你！牙也煞白的，也整齊！眼睛像她母親吧？’我直點頭。
我随身帶的相片是四七年拍的全家福，你媽那年才八歲。
逮捕我那天，她還在巷子裡跟鄰居女孩子跳橡皮筋。
”姥爺把最後一個盤子擦幹，看看我，猜我是不是聽得下去。
“你去看電影了嗎？”我問。
“場部離我們大隊有三十多公裡。
還要請假。
到30公裡以外去，隻有大隊長有權批準。
要
火車從蘭州開往北京的，從車上下來的人身上和腳上都有一層黃色塵土。
站台空曠了，姥爺還不出現。
媽煩躁地自語：“叫他别動，别動，肯定錯過了！”媽不承認她不記得姥爺的模樣，她說起碼姥爺的大個頭會讓她一眼認出來。
我從來沒見過姥爺，據說他的所有照片都被燒掉了。
一些是他剛被捕時燒的，其餘是“文革”中燒的，姥姥和媽必須把和他的一切聯系燒幹淨。
我和弟弟從來不知姥爺犯的什麼法，隻知道他是政治犯，夠資格挨槍斃的。
後來不知怎麼他案情的重大性就給忽略了，死刑也延緩了。
一緩30年。
�整個一個空站台就把我媽和我晾在正當中。
都要走了，看見車尾巴上站着個人，穿一身黑不黑、藍不藍的棉襖棉褲，黑暗的臉色，又瘦又矮。
他疑惑地往我們這邊走幾步，希望我們先問話。
媽小聲跟自己說：“不是的，不是的，一點影子都沒有！”我也但願不是的。
這老頭猥瑣透了，不是那種敢做敢為敢犯王法的模樣，也沒有政治犯的自以為是、不以己悲的偉岸。
老頭喚出了媽的乳名。
媽臉上出現了輕微的惡心和過度的失望。
媽推我一把：“叫姥爺！” 這是她堅持我陪她來的原因：我叫一聲姥爺便省了她叫“爸”了。
姥爺哭了一下，媽也哭了一下，這場合不哭多不近情理。
不久姥爺就成了我們家很有用的一個人。
我們都抓他的差，叫他買早點，跑郵局寄包裹，或拿挂号信。
也請他去中藥房抓藥，抓回來煎也是他的事，我們家除了姥爺和我，全都是常年吃中藥。
常常是媽燒菜燒到半路，叫姥爺去買把蔥或一塊姜。
媽給他多大個鈔票他都不找回零錢。
弟弟大聲嘀咕：“80歲的人了，他搜刮那麼多錢幹什麼？” 我也納悶姥爺拿錢去做了什麼。
30年做囚犯，該習慣沒錢的日子了。
媽有時會在飯桌上突然對姥爺說：“您要吃就吃夠，别回頭拿錢去到外頭吃去。
”大家都看得出姥爺嘴吃的不多，眼睛卻很餓。
自從我們多了個姥爺，家裡就開始丢錢。
先是每人忘在衣服口袋裡的錢被姥爺洗衣時一一掏幹淨。
後來放在廚房小袋子裡的牛奶費、報紙費也沒了。
最近一次，爸來了100元的小稿費，差姥爺去取。
到晚上姥爺回來了，錢沒回來。
有天我把他逼到洗碗池邊。
“你今天去哪兒了？姥爺？” “去門診部了。
”他已能很流暢地扯謊。
“撒謊吧？姥爺？”我陰險地說。
他不理我，用遠不如他臉那麼老的修長手指嘩嘩響地搓洗筷子。
“我在電影院看見你了。
”我臉上出現捉贓捉奸的笑容。
他看我一眼。
在他黑白混淆的眼睛裡，我不是個外孫女而是個狡狯卻還有點人情味的勞改隊幹部。
我沒多少同情心，對這老人。
我的同情心早在姥姥身上用光了。
那個為政治犯丈夫忍氣吞聲做了30年“敵眷”的姥姥。
那個好強、自尊的老女人，哭瞎了眼在家門外也絕不低誰一頭。
姥姥瞎着眼，沒等着“見”姥爺最後一面，就死了。
要不這樣等着姥爺，她是可以早些死的。
“在勞改營裡沒電影看。
”我說：“30年都沒看過電影。
” “外頭有的，那裡頭都有，”姥爺說。
他和别人相反，從不控訴“裡頭”，總要給人個感覺他這30年過得沒有太不如人。
不少時候他還懷念青海湖的魚，“那些魚的雜碎比這裡的魚肉還鮮！”媽會回他：“恐怕你們隻有魚雜碎吃。
魚肉從來都輪不到你們吃。
” “怎麼沒有電影？”姥爺扯起一臉皺紋，鄙夷我的孤陋寡聞：“場部一個月映一兩個新片子！” “你們勞改犯也能去？” 他給問住了。
見我要走，他忙說：“你媽演的電影，我就在那裡頭看的！” “哪個電影？”我問，看他是不是在胡謅。
半年前在火車站，他和媽根本誰也沒認出誰。
“六二年春上。
”姥爺不直接回答我的提問。
“對，是六一年春上。
二月二十三。
” “媽演的哪部電影？” “我在井台上，王管教隔好遠就喊我：‘老賀老賀，我跟你講個事！’我手上一壺開水，燙凍實的井頭。
我就趕緊撂下壺，往王管教跟前去。
他沒等我到跟前就迎着喊：‘看見你女兒了！’我一聽腳都軟了，插在雪裡，拔不動了。
王管教鼻子、嘴通紅地笑：‘看了你女兒演的電影！’是電影，你看。
你姥姥隔一兩年給我一封信，信裡提過你媽給提拔去演電影了。
王管教看着我說：‘你女兒長得像你！牙也煞白的，也整齊！眼睛像她母親吧？’我直點頭。
我随身帶的相片是四七年拍的全家福，你媽那年才八歲。
逮捕我那天，她還在巷子裡跟鄰居女孩子跳橡皮筋。
”姥爺把最後一個盤子擦幹，看看我，猜我是不是聽得下去。
“你去看電影了嗎？”我問。
“場部離我們大隊有三十多公裡。
還要請假。
到30公裡以外去，隻有大隊長有權批準。
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