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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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物色“執行人”成了宋一坤制定的整個計劃的關鍵，這個人直接關系着計劃的實施，更關系着安全保障。
葉紅軍回到羅馬後立即着手物色人選，盡管他的内心是不安的，是自責的，但是一種無法抗拒的東西在驅動着他，使他不自覺地加入了這個行列。
他有“華商信息咨詢公司”的信息庫，有多年從事僑務工作的基礎，有廣泛的交際和良好的口碑，因此，也隻有他有能力，有條件，有把握完成此項工作。
确切地說，自大學畢業後他與宋一坤的交往并不多，在十幾年裡，宋一坤隻請他辦過兩件事，第一件事是請他在奧地利調查“鐵鷹集團公司”董事長高天海，第二件事就是将王海、孫剛移民到奧地利。
從調查高天海到夏英傑的八十萬元文稿競價，這期間相隔了幾年的時間，也不存在必然的聯系。
葉紅軍從這件事的起因、變化和結果再一次領略了宋一坤的生存藝術。
回憶起來，那已是一九九○年的往事了—— 那年，上海“鐵鷹飯店”臨近落成，圍繞着飯店的裝修工程，各家有背景、有關系的裝修公司之間明争暗鬥，競争得難解難分。
宋一坤自知正面競争無望，便讓手下找來一堆鐵鷹集團的内部宣傳刊物《鐵鷹月報》和一本《鐵鷹集團概況》宣傳畫報進行研究，試圖有所啟發。
宋一坤研究了兩年來的二十多期簡報，有一個情況引起了他的注意，高天海因業務需要曾三次出國，去過七個歐洲國家，其中六個國家均隻去過一次，惟獨奧地利去了三次，這就是，他每次出國都要去一次奧地利，然而，除了六國之外，“鐵鷹集團”惟獨與奧地利沒商務聯系。
高天海去其他國家，接待他的都是相關企業領導人，而他三次去奧地利，接待他的均是華僑協會，并無商業背景。
這說明，他與那裡的某人或某事有着非同一般的關系。
宋一坤意識到這可能是一種機會，如果葉紅軍能從海外打通關系，這種曲線切人的方法總比在國内行賄無門多了一線希望，如果能在董事長高天海身上打開缺口，就能達到出奇制勝的效果。
他馬上給當時僑居維也納的葉紅軍打電話，介紹了背景、線索和目的，請葉紅軍了解高天海與華僑協會的關系，争取找到機會有所突破。
葉紅軍很快打聽到：高天海與華僑協會并沒有聯系，他三次來維也納，接待他的均是一個名叫“田玉青”的人，田玉青是華僑協會的一名理事，經營一家百貨商店，兼做移民生産，搞簽證辦居留很有辦法。
葉紅軍認識田玉青，但并沒有貿然去找他，而是巧妙地從田玉青周圍的人中間打探消息，搞清田與高之間的關系。
葉紅軍了解到：原來田與高是經一個香港人認識的，并無深交。
高天海來奧地利的目的并不是找田玉青，而是來找情婦。
該女子名叫周麗，北京人，現居格拉茨，擁有一家餐館和一套住房。
周麗從北京移民奧地利是田玉青經辦的，中間人也是香港商人。
所不同的是，田玉青是先認識周麗，後來才認識的高天海，據說那位港商曾是周麗的未婚夫，周麗的财産也是港商給的。
言者無意，聽者有心。
葉紅軍從“華僑大學生互助會”的名單裡查出周麗在北京和格拉茨的兩處地址，立即往國内打電話請北京的朋友了解周麗的家庭背景，同時親自去格拉茨調查周麗的财産狀況，從而進一步了解到：周麗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家境并不富裕，而周麗卻在格拉茨以二十六萬美元買下一套房子，二十萬美元買下一家餐館。
葉紅軍冷靜分析了情況之後認為，田玉青已經不重要了，應該把文章直接做到高天海身上，拿到制服高天海的證據，他把情況和想法打電話告訴了宋一坤，并提出了一個要求：找個相關的借口接觸田玉青，了解内幕，套取證據。
宋一坤隻講了一句話：虛構一個比高天海更有地位、更有黑錢、更需要安全操作的移民生意。
葉紅軍經過了精心策劃，虛構了一個神秘的故事，第一次見田玉青就給了他一萬先令的定金，可謂背景不小。
田玉青為了證明自己萬無一失，列舉了許多實例，講出了很多情節、數字。
葉紅軍以一萬先令的代價掌握了高天海出資移民周麗的全部内幕，從而也得知，那位所謂的“港商”其實不過是田玉青的一位老鄉。
至此，宋一坤已經拿到了與高天海直接對話的王牌。
但事情發展到這個程度，也變得複雜了。
宋一坤經過再三考慮，決定放棄這次競争裝修工程的機會，留着這張牌等以後有條件時再派用場。
這個決定基于三個原因：一、暴露了葉紅軍，使他在海外不好做人。
二、葉紅軍有可能因此受到報複，失去人身安全。
三、赤裸裸地去敲詐乃小人之舉，不夠君子之度，從人格上不能使心理平衡。
這件事就這樣過去了，但無意中卻給王海、孫剛不久後的出國鋪平了道路。
轉眼幾年過去了，葉紅軍也從奧地利移居到了意大利，好像羅馬的“風水”對他更好一點。
随着時間的推移和人事的變遷，無論高天海再發生什麼事，再也不會有人将“葉紅軍”與“高天海”這兩個名字聯想到一起了。
回憶往事，審視眼前，葉紅軍感到如果當年調查高天海隻是一點小聰明的話，那麼這次物色“執行人”則需要更嚴謹的思維、更準确的選擇、更周密的策劃。
這是一錘定音的決定性之舉，也是把良心交給上帝的性命賭博，容不得有一絲一毫的失誤。
葉紅軍反複研究了宋一坤制定的關于物色“執行人”的六項條件，他認為，現有的六條是不夠的，結合實際情況來看，還應該增加三條原則—— 一、物色過程嚴格保密的原則，不能讓周圍的人看出任何活動過程的痕迹，不留任何疑點。
二、在特定的時間段裡，“執行人”必須有充分理由證明自己不在中國的原則，預防萬一之萬一。
三、不向宋一坤報告“執行人”情況的原則，萬一情況惡化，不能讓宋一坤受到這個方面的牽連。
葉紅軍感到更有把握了。
方子雲已被報社提出兩次警告，他離除名已經不遠了。
另一方面，他把能夠變賣的東西都變賣了，就剩下自己一把骨頭，周圍的人都在議論：這個詩人腦子出毛病了。
在别人眼中，他負債累累，像輸紅了眼铤而走險的賭徒，無論過去寫詩還是現在經商，都具有瘋子的特征。
然而隻有他自己清楚；不久的将來，他将不再是窮酸的詩人，财富将使詩歌在他的生命裡真正成為一種藝術、一種高雅、一種品位。
葉紅軍回到羅馬後立即着手物色人選，盡管他的内心是不安的，是自責的，但是一種無法抗拒的東西在驅動着他，使他不自覺地加入了這個行列。
他有“華商信息咨詢公司”的信息庫，有多年從事僑務工作的基礎，有廣泛的交際和良好的口碑，因此，也隻有他有能力，有條件，有把握完成此項工作。
确切地說，自大學畢業後他與宋一坤的交往并不多，在十幾年裡，宋一坤隻請他辦過兩件事，第一件事是請他在奧地利調查“鐵鷹集團公司”董事長高天海，第二件事就是将王海、孫剛移民到奧地利。
從調查高天海到夏英傑的八十萬元文稿競價，這期間相隔了幾年的時間，也不存在必然的聯系。
葉紅軍從這件事的起因、變化和結果再一次領略了宋一坤的生存藝術。
回憶起來，那已是一九九○年的往事了—— 那年，上海“鐵鷹飯店”臨近落成，圍繞着飯店的裝修工程，各家有背景、有關系的裝修公司之間明争暗鬥，競争得難解難分。
宋一坤自知正面競争無望，便讓手下找來一堆鐵鷹集團的内部宣傳刊物《鐵鷹月報》和一本《鐵鷹集團概況》宣傳畫報進行研究，試圖有所啟發。
宋一坤研究了兩年來的二十多期簡報，有一個情況引起了他的注意，高天海因業務需要曾三次出國，去過七個歐洲國家，其中六個國家均隻去過一次，惟獨奧地利去了三次，這就是，他每次出國都要去一次奧地利，然而，除了六國之外，“鐵鷹集團”惟獨與奧地利沒商務聯系。
高天海去其他國家，接待他的都是相關企業領導人，而他三次去奧地利，接待他的均是華僑協會，并無商業背景。
這說明，他與那裡的某人或某事有着非同一般的關系。
宋一坤意識到這可能是一種機會，如果葉紅軍能從海外打通關系，這種曲線切人的方法總比在國内行賄無門多了一線希望，如果能在董事長高天海身上打開缺口，就能達到出奇制勝的效果。
他馬上給當時僑居維也納的葉紅軍打電話，介紹了背景、線索和目的，請葉紅軍了解高天海與華僑協會的關系，争取找到機會有所突破。
葉紅軍很快打聽到：高天海與華僑協會并沒有聯系，他三次來維也納，接待他的均是一個名叫“田玉青”的人，田玉青是華僑協會的一名理事，經營一家百貨商店，兼做移民生産，搞簽證辦居留很有辦法。
葉紅軍認識田玉青，但并沒有貿然去找他，而是巧妙地從田玉青周圍的人中間打探消息，搞清田與高之間的關系。
葉紅軍了解到：原來田與高是經一個香港人認識的，并無深交。
高天海來奧地利的目的并不是找田玉青，而是來找情婦。
該女子名叫周麗，北京人，現居格拉茨，擁有一家餐館和一套住房。
周麗從北京移民奧地利是田玉青經辦的，中間人也是香港商人。
所不同的是，田玉青是先認識周麗，後來才認識的高天海，據說那位港商曾是周麗的未婚夫，周麗的财産也是港商給的。
言者無意，聽者有心。
葉紅軍從“華僑大學生互助會”的名單裡查出周麗在北京和格拉茨的兩處地址，立即往國内打電話請北京的朋友了解周麗的家庭背景，同時親自去格拉茨調查周麗的财産狀況，從而進一步了解到：周麗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家境并不富裕，而周麗卻在格拉茨以二十六萬美元買下一套房子，二十萬美元買下一家餐館。
葉紅軍冷靜分析了情況之後認為，田玉青已經不重要了，應該把文章直接做到高天海身上，拿到制服高天海的證據，他把情況和想法打電話告訴了宋一坤，并提出了一個要求：找個相關的借口接觸田玉青，了解内幕，套取證據。
宋一坤隻講了一句話：虛構一個比高天海更有地位、更有黑錢、更需要安全操作的移民生意。
葉紅軍經過了精心策劃，虛構了一個神秘的故事，第一次見田玉青就給了他一萬先令的定金，可謂背景不小。
田玉青為了證明自己萬無一失，列舉了許多實例，講出了很多情節、數字。
葉紅軍以一萬先令的代價掌握了高天海出資移民周麗的全部内幕，從而也得知，那位所謂的“港商”其實不過是田玉青的一位老鄉。
至此，宋一坤已經拿到了與高天海直接對話的王牌。
但事情發展到這個程度，也變得複雜了。
宋一坤經過再三考慮，決定放棄這次競争裝修工程的機會，留着這張牌等以後有條件時再派用場。
這個決定基于三個原因：一、暴露了葉紅軍，使他在海外不好做人。
二、葉紅軍有可能因此受到報複，失去人身安全。
三、赤裸裸地去敲詐乃小人之舉，不夠君子之度，從人格上不能使心理平衡。
這件事就這樣過去了，但無意中卻給王海、孫剛不久後的出國鋪平了道路。
轉眼幾年過去了，葉紅軍也從奧地利移居到了意大利，好像羅馬的“風水”對他更好一點。
随着時間的推移和人事的變遷，無論高天海再發生什麼事，再也不會有人将“葉紅軍”與“高天海”這兩個名字聯想到一起了。
回憶往事，審視眼前，葉紅軍感到如果當年調查高天海隻是一點小聰明的話，那麼這次物色“執行人”則需要更嚴謹的思維、更準确的選擇、更周密的策劃。
這是一錘定音的決定性之舉，也是把良心交給上帝的性命賭博，容不得有一絲一毫的失誤。
葉紅軍反複研究了宋一坤制定的關于物色“執行人”的六項條件，他認為，現有的六條是不夠的，結合實際情況來看，還應該增加三條原則—— 一、物色過程嚴格保密的原則，不能讓周圍的人看出任何活動過程的痕迹，不留任何疑點。
二、在特定的時間段裡，“執行人”必須有充分理由證明自己不在中國的原則，預防萬一之萬一。
三、不向宋一坤報告“執行人”情況的原則，萬一情況惡化，不能讓宋一坤受到這個方面的牽連。
葉紅軍感到更有把握了。
方子雲已被報社提出兩次警告，他離除名已經不遠了。
另一方面，他把能夠變賣的東西都變賣了，就剩下自己一把骨頭，周圍的人都在議論：這個詩人腦子出毛病了。
在别人眼中，他負債累累，像輸紅了眼铤而走險的賭徒，無論過去寫詩還是現在經商，都具有瘋子的特征。
然而隻有他自己清楚；不久的将來，他将不再是窮酸的詩人，财富将使詩歌在他的生命裡真正成為一種藝術、一種高雅、一種品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