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江的别離：姜夔與蘇轼

我是在二十五歲才離開江南的。第一次去天津是參加博士入學考試，回來的時候北方還是漫天大雪。當時沒有高鐵，火車到達蘇州站，車門一打開，車廂在往下滴水，我順着水滴看到鐵軌下面鋪着的碎石中間有非常嫩綠的一叢草長了出來。我不知道是否還有其他人看到這叢草，但是就在那個瞬間，那種“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的感覺就活了起來。其實，當時是一個等待考試結果的忐忑不安的時刻，但我忽然就有了一種優裕感，好像作為一個江南人，哪怕一無所有，也會比别人更多地享有春天，甚至可以把春天毫不寒碜地饋贈給他人。

    事實上，在江南各地，春天依然有着微妙的不同。上次講的那首《高陽台》中吳江小鎮的春天是一種，蘇州虎丘的春天是一種，甚至我的家鄉無錫，惠山的春天與陽羨的春天也不同。不過，大家說得最多的還是西湖的春天。

    上星期大家湊在一起講西湖的時候，我同時想到了兩首詞，一首是姜夔的《鬲溪梅令》，一首是蘇轼的《八聲甘州》。它們有一個共同點：都不是寫眼前的西湖，而是寫追憶中的西湖，都是在其他一個什麼時候，因為有所追憶，而把西湖作為自己夢的投影。這就像上星期湊在一起講西湖的人，也沒有一個正在西湖邊上或近期去過西湖，而都是在春天到來之時引起了以西湖為背景的某種回憶。因此，西湖不但是實體上的，也是屬于中國人的文化心靈的。它是很多情感與想象的載體。姜夔和蘇轼這兩首詞寫的都是西湖的春天，都是逝去的夢，但是處理方式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