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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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的人生是沒有理由考上大學的。

     年底四叔又回家探親時,我低着頭對他說了我沒有考上大學後,四叔笑了笑,接着道:“要麼還跟我去廠裡做工吧。

    ” 我很堅決地說:“我下年想當兵。

    ” 後來,我果真當兵了。

     進城了。

     退伍了。

     退伍後,因為自己熱愛文學又被部隊招回軍營提了幹,并且找了個城裡姑娘成了家。

    結婚時我給四叔寫了一封信。

    在四叔的回信中,四叔說了許多恭喜的話。

    而他反複在信中強調的,是讓我“好好過日子”。

    說人生重要的,莫能超過“過上平靜安穩的日子了”。

    這時是一九八四年,我對文學的熱愛如同愛我的妻子般,對小家庭的眷戀也如同眷戀我的寫作般。

    雖然發表了幾篇小說的習作,種下的卻是成名成家、出人頭地的膨脹欲望和貪念。

    為了在河南開封的《東京文學》上發表一篇小說,我曾經提前數天,夥同兩個戰友,把商丘軍營花房中養的盛開的茉莉偷出來,育在我宿舍的窗台上。

    到了周末,抱着那盆幾十斤重的大花盆,從商丘火車站不需驗票的偏門走進去,把花盆放在火車車廂的過道裡,自己一會兒從這節車廂走進那節車廂裡,一會兒又閃進廁所躲着查票的列車員。

    待終于過了兩個半小時,火車停在開封車站後,便匆匆抱着花盆下了車,不是嚴正地驗票出車站,而是沿着鐵路一直向前走,直到走進一片莊稼地,然後再從莊稼地裡走進古都開封市,和妻子去見面,也和妻子一道抱着那盆花,送到《東京文學》的一個好友編輯家裡去。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因為對家庭和文學的投入和狂熱,讓我不去順理思忖“鄉下的日子”和“城裡的生活”那問題,也不去辨析自己成家立業後,過的是“日子”還是“生活”那問題。

    所以,四叔寫信讓我完婚後“一定把日子過好”的話,我并沒有深究和思慮,隻把它當成了長輩的一般交代和囑托,也沒去想四叔為什麼要反複強調“過好日子”的話,更沒有去想,那些年四叔的生活是“生活”還是“日子”的區分和混淆。

    直到有一天,我出差拐回老家裡,四叔突然出現在我面前,我才知道四叔退休了,知道四叔已經五十八歲了。

    他退休回來由女兒素蘋接了班,而他自己完全從新鄉回到老家賦閑在那一隅村落和院裡。

     那時候,四叔的五十八周歲退休在家像一灣河水突然地掉頭逆流一樣,讓我覺得唐突到無法相信和接受。

    我不敢相信,原來在工廠行走生動、時常加班的四叔已經将近六十歲。

    不敢相信,原來滿頭烏發的四叔竟是滿頭白發了;原來說話聲音洪亮、滿面紅光的四叔,這時說話有些氣喘了,臉色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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