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

收入後，換來的依然是如出一轍的醫生的搖頭和查找不到病因的無奈。

    為了給姐姐治病，父母親攙着大姐、背着大姐、用闆車拉着大姐四處求醫問藥，不知走破了多少鞋子，不知走盡了多少路途，不知流了多少眼淚。

    把家裡準備蓋房的木材賣了，把沒有長大的豬賣了，把正在生蛋的雞賣了；哥哥十五歲就到百裡外的煤窯下井挖煤；二姐十四歲就拉着車子到十幾裡外的山溝拉沙和石頭，按一立方一塊五毛錢的價格賣給鎮上的公路段和水泥廠；我在十三歲時，已經是建築隊很能搬磚提灰的小工了。

    在很多年裡，把父親的病放在一邊，給姐姐治病是我們家的日月中心。

    一切的一切，種地、打工、變賣和所有的東奔西簸、翻山越嶺，都圍繞着姐姐的病而喜而憂、而憂而愁。

    大姐手術時，因買不起血漿，父親、母親、大哥、二姐和我就站在醫院門口等着抽血。

    我親眼看着大哥的胳膊伸在一張落滿蒼蠅的桌子上，一根青冷白亮的針頭，插進他的血管裡，殷紅的鮮血就沿着一條管線一滴滴地落進一隻瓶子裡。

    那隻空瓶裡的血漿随着大哥的臉色由黝黑轉為淺黃，再由淺黃轉為蒼白便從無到有，由淺至深，到一瓶将滿時，醫生望着我大哥的臉色說，你們家的血型都合格，再換一個人抽吧。

    大哥說：我媽身體虛，父親有病，還是抽我的吧。

    醫生說，抽你妹的吧，你的抽多了身子就要垮了呢。

    大哥說：她是女娃兒，就抽我的吧。

    醫生說，你弟呢？大哥說：就抽我的吧，弟還小，還要給人打工幹重活。

    然後，醫生就把插入血瓶裡的針頭拔下插進了另一個空瓶裡。

    那是一年的冬天，太陽溫暖潔淨，照在血漿瓶上，瓶裡的血漿紅得透亮，浮起來的血沫和血泡，在玻璃瓶的壁面裡緩緩起落，時生時滅。

    那一年我好像已經十四歲，也許十五歲，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