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劉慶邦、劉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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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弱的人卻站出來說，人是我殺的，他是狂叫着說的。
這時候他寫了一個場面很壯觀，所有礦燈都亮起來，照向他。
他終于挽回了他，以及礦工的榮譽。
我真的覺得寫得非常好，劉慶邦是一個特别會寫故事的人，他天生有虛構能力，看出去的世界和别人都不一樣，講虛構和非虛構吧，區别就在這裡，不虛構的人看出去，事實就是這樣，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虛構的人看出去，一不是一，二不是二。
這真不僅是一個技巧的問題，是看世界的方法。
張新穎：這是劉慶邦的一面；還有一面，我看的劉慶邦的小說，倒不是有故事，他寫了很多那種不太有什麼故事的，但是很抒情的，很溫暖的。
王安憶：寫鄉裡的小姑娘的？這些寫得很好的。
我覺得他的短篇真的是篇篇都好。
他的中篇和長篇也不是說不好，就不如他的短篇。
張新穎：他這個人應該是寫短篇的。
王安憶：中國人的長篇吧，缺乏形式。
中國人的長篇就是說書人，今天說，明天說，可以無限量地說下去，沒有一個完整的結構。
我有一次就對他說，慶邦，你的重點應該在短篇，而且短篇一定要靠量取勝的，一篇兩篇不行，一定要一大批，像契诃夫那樣子。
慶邦的短篇，叫我是沒這個能耐，能夠連續不斷地寫出這麼多。
張新穎：他确實是量很大。
王安憶：質一點都沒有下降。
張新穎：你講劉慶邦小說的時候，我就想到你的小說《姊妹行》，我很喜歡那個。
特别是這個女孩子回來以後，又出去找她的夥伴，那種性格，百折不回的求生的意志，真是有力量。
王安憶：對啊，我搞不懂，為什麼評《發廊情話》，肯定是《姊妹行》寫得好呀。
當時我在山東臨朐婦聯，她們給我講這個故事的時候，我最被打動的，就是這一筆。
如果這個女孩子回去以後沒有去找她的夥伴，我就不會寫了。
就這一筆，我覺得這個女孩子特别有性格，性格一下子就出來了。
張新穎：小說的前面很正常，大家都可以寫出來的，但是一般的人寫到她自己解救出來以後就差不多了，後面就寫不出來。
其實好戲才開始，那我覺得你好就好在從這兒開始，然後一步一步地，越來越好，這個力量就寫出來了。
好多小說沒有力量。
王安憶：這種好故事是可遇不可求的。
小說就要寫不平凡的事情，我們寫小說的人都是要找不平凡的事情。
不平凡的事情很少，很難找到。
現在的小說最後都是一個平凡的結局，使我不滿足，人們都要寫平凡的事情，平凡的事情有合理性，合乎現實，但反映現實不是小說的目的。
張新穎：談談你跟劉恒的交往。
王安憶：我跟劉恒的交往也蠻有曆史的，他是我最早一篇成人小說的編輯，《北京文學》的編輯，那時候，他還不叫劉恒，叫劉冠軍。
我寫《雨，沙沙沙》，他删掉我一些東西，哎呀，我感到很不滿意。
他還給我寫了封信，意思是你要謙虛。
後來寫《大哉趙子謙》，一篇短篇小說，也是他責編，當時我們在北京開一個發獎會之類的，他要求我留下來做些修改，就把我安排到北影廠的招待所住了幾天。
那時他還沒怎麼寫東西，後來寫了，寫得蠻好的。
有一篇叫《黑的血》，寫一個監獄放出來的青年，有點寫得和别人不一樣，那青年的獄友從監獄逃出來，躲到他那裡去，你會感覺到，他們是一個部落，一個另類的人群，在正面的社會之外，這才叫另類。
我們現在小資寫的所謂另類其實是主流。
所以那個釋放的青年回到社會上簡直找不到生活，可是，最後還是被捅死了。
這個死法很有意味，意味着他也被他原先的群落逐出，無立足之地。
好像現代生活裡面吧，所有的英雄都被折磨得變形了，變得很不起眼，但他們那種落落寡合的表情正是英雄的遺痕。
這次在法國的時候，我去巴黎聖母院，正好碰到他們做彌撒，我就從頭到尾參加了一場彌撒，我腦子裡就想到雨果。
去巴黎很奇怪，就覺得你很熟悉，都是法國文學裡面看到的。
我就想象，卡西莫多就爬在這個梁上，像一條蟲一樣的，卑賤但是又那麼有聖意，是神落到凡間的變相。
我覺得在現代的民主社會裡，普羅大衆起來了，英雄隐在人群裡，變相作罪犯、邊緣人物、精神病者。
他們的特殊性格沒有泯滅，妨礙他們融入人流，于是他們又統統是痛苦的。
這時候他寫了一個場面很壯觀，所有礦燈都亮起來，照向他。
他終于挽回了他，以及礦工的榮譽。
我真的覺得寫得非常好，劉慶邦是一個特别會寫故事的人，他天生有虛構能力，看出去的世界和别人都不一樣，講虛構和非虛構吧，區别就在這裡，不虛構的人看出去，事實就是這樣，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虛構的人看出去，一不是一，二不是二。
這真不僅是一個技巧的問題，是看世界的方法。
張新穎：這是劉慶邦的一面；還有一面，我看的劉慶邦的小說，倒不是有故事，他寫了很多那種不太有什麼故事的，但是很抒情的，很溫暖的。
王安憶：寫鄉裡的小姑娘的？這些寫得很好的。
我覺得他的短篇真的是篇篇都好。
他的中篇和長篇也不是說不好，就不如他的短篇。
張新穎：他這個人應該是寫短篇的。
王安憶：中國人的長篇吧，缺乏形式。
中國人的長篇就是說書人，今天說，明天說，可以無限量地說下去，沒有一個完整的結構。
我有一次就對他說，慶邦，你的重點應該在短篇，而且短篇一定要靠量取勝的，一篇兩篇不行，一定要一大批，像契诃夫那樣子。
慶邦的短篇，叫我是沒這個能耐，能夠連續不斷地寫出這麼多。
張新穎：他确實是量很大。
王安憶：質一點都沒有下降。
張新穎：你講劉慶邦小說的時候，我就想到你的小說《姊妹行》，我很喜歡那個。
特别是這個女孩子回來以後，又出去找她的夥伴，那種性格，百折不回的求生的意志，真是有力量。
王安憶：對啊，我搞不懂，為什麼評《發廊情話》，肯定是《姊妹行》寫得好呀。
當時我在山東臨朐婦聯，她們給我講這個故事的時候，我最被打動的，就是這一筆。
如果這個女孩子回去以後沒有去找她的夥伴，我就不會寫了。
就這一筆，我覺得這個女孩子特别有性格，性格一下子就出來了。
張新穎：小說的前面很正常，大家都可以寫出來的，但是一般的人寫到她自己解救出來以後就差不多了，後面就寫不出來。
其實好戲才開始，那我覺得你好就好在從這兒開始，然後一步一步地，越來越好，這個力量就寫出來了。
好多小說沒有力量。
王安憶：這種好故事是可遇不可求的。
小說就要寫不平凡的事情，我們寫小說的人都是要找不平凡的事情。
不平凡的事情很少，很難找到。
現在的小說最後都是一個平凡的結局，使我不滿足，人們都要寫平凡的事情，平凡的事情有合理性，合乎現實，但反映現實不是小說的目的。
張新穎：談談你跟劉恒的交往。
王安憶：我跟劉恒的交往也蠻有曆史的，他是我最早一篇成人小說的編輯，《北京文學》的編輯，那時候，他還不叫劉恒，叫劉冠軍。
我寫《雨，沙沙沙》，他删掉我一些東西，哎呀，我感到很不滿意。
他還給我寫了封信，意思是你要謙虛。
後來寫《大哉趙子謙》，一篇短篇小說，也是他責編，當時我們在北京開一個發獎會之類的，他要求我留下來做些修改，就把我安排到北影廠的招待所住了幾天。
那時他還沒怎麼寫東西，後來寫了，寫得蠻好的。
有一篇叫《黑的血》，寫一個監獄放出來的青年，有點寫得和别人不一樣，那青年的獄友從監獄逃出來，躲到他那裡去，你會感覺到，他們是一個部落，一個另類的人群，在正面的社會之外，這才叫另類。
我們現在小資寫的所謂另類其實是主流。
所以那個釋放的青年回到社會上簡直找不到生活，可是，最後還是被捅死了。
這個死法很有意味，意味着他也被他原先的群落逐出，無立足之地。
好像現代生活裡面吧，所有的英雄都被折磨得變形了，變得很不起眼，但他們那種落落寡合的表情正是英雄的遺痕。
這次在法國的時候，我去巴黎聖母院，正好碰到他們做彌撒，我就從頭到尾參加了一場彌撒，我腦子裡就想到雨果。
去巴黎很奇怪，就覺得你很熟悉，都是法國文學裡面看到的。
我就想象，卡西莫多就爬在這個梁上，像一條蟲一樣的，卑賤但是又那麼有聖意，是神落到凡間的變相。
我覺得在現代的民主社會裡，普羅大衆起來了，英雄隐在人群裡，變相作罪犯、邊緣人物、精神病者。
他們的特殊性格沒有泯滅，妨礙他們融入人流，于是他們又統統是痛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