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兒童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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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那麼難得的一個工作,不能這樣胡鬧。

    但是我就是這樣跑出去,差一點被處分,就是那一次寫出了《本次列車終點》。

     張新穎:在徐州寫的? 王安憶:哎,在徐州寫的。

    他們說我好也是有的,當時我結婚還沒出婚假,忽然給我一個任務,要我去成都開會,并且從成都到武漢采訪,我在路上生病發高燒。

    他們也承認我挺好的,能吃苦的。

    但是說我不好的地方就是太随便了,太想寫東西了,就想找一個人去頂王安憶的位子,這個人肯定留不住了,一天到晚想寫小說。

    結果找來的人是陳丹燕,也要寫小說,特别滑稽,像諷刺一樣的。

     張新穎:那時候創作的沖動太強烈了,沒辦法。

     王安憶:就想寫東西啊,而且對上班厭倦。

    這恐怕和我生活經曆有關,因為我插隊落戶、文工團,一直沒有坐班,坐班對我壓力也很大,我到後來還是不坐班,聽到坐班就很害怕。

    早上幾點上班晚上幾點下班,這對我完全受不了,一點自由都沒有。

    我上班就不大守紀律的,有的時候就直接不來,誰也找不到我,我也沒什麼事情,就跑出去或者買東西或者什麼了,我就覺得很受不了這樣一天到晚的上班,那時候還沒有雙休日,到星期天才能休息嘛,這個星期天洗個頭發洗個澡,當時不是家裡每天都能洗的,好像時間已經沒有了,一點自由都沒有,所以文工團還相對自由。

    我覺得上班很苦的。

    但那段時間進步真的很大,像《流逝》也是在那時候寫的,在寫《本次列車終點》的時候,還寫了另一個影響更大的小說——《牆基》。

    所以現在回想起來,那個單位真是個好單位,辦公地點又好,房子又好,刊物又是全國首屈一指的好刊物,什麼都很好,就是不喜歡,我不是不喜歡這個單位,就是不喜歡上班制度。

    然後到了一九八三年要去美國,來了這個機會嘛。

    我們的社長是很喜歡我的,我們單位在系統裡得了一個什麼獎,我什麼都不是,但他總會讓我去上台領獎,覺得一個小姑娘去領獎挺好的。

    真的很喜歡我,但也蠻受不了我的。

     張新穎:這個社長叫什麼名字? 王安憶:姓馮,我們叫他老馮。

    他人蠻好,是一個搞地下工作的老黨員,所以看起來挺上海市民氣的,但資格很老。

    我要辦手續去美國,他說你怎麼就要去美國?這事情我們都不曉得。

    因為是作家協會系統的事嘛,而我又不受作家協會系統領導的,程序上不通的,所以當時很反感。

    我就去上海作協辦,給我辦一切的手續,單位隻能準你假。

    總之他們覺得我也很難弄,也礙着我媽媽的面子,我現在回想起來很對不起他們,當時進去也是看我媽媽的面子,就這麼幾年在胡鬧,總算也有點名氣了,對得起他們,不至于讓他們覺得一場空啦。

    他們給我最大限度的寬容,否則我怎麼能有那麼多文章見報見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