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學講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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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東西确實是很有限的，而他們在那個時代裡，時代給他們的要求和限制又好像和文學無關，問題就這麼攪在一起，我覺得蠻悲劇性的，但不覺得是不值得的，挺有價值的。
其實我們現在，至少是我吧，最大的問題還是什麼能寫成小說，并不是我每天坐下都有東西可寫。
當我把一個東西寫完以後，心裡馬上有一種失落，好像喪失了什麼。
我又碰到了這一個問題，什麼東西可以進入小說。
這個問題是每個寫作的人日常化的問題，至少我是這麼想的。
相反，覺得任何東西都能進入小說是很糟糕的，相當糟糕的。
張新穎：就是同樣一個問題，在當初八十年代和現在，對你是不一樣的了？問題是一樣的，但是對問題的理解應該是不一樣的吧？或者處理的方法不一樣？ 王安憶：處理的方法會不一樣；但我覺得他們很多作家到最後或者寫得不好或者寫得少了或者幹脆不寫了，最主要的就是這個問題。
如果有一件事情讓他們非常肯定地覺得可以寫成小說的話，我相信他們都有能力做到的，這點能力沒有的話就不必寫小說了。
但是不能肯定啊，總是在懷疑，這真是很好的，我覺得是一個好時代的話，每個人都在這樣的懷疑裡面。
當你掌握更多的技巧的時候你能處理得更好，你可以把很多看起來不能進入小說的處理成可以進入小說的，但未必是一種好的結果。
我現在覺得有很多小說寫得真的蠻無聊的，最近借了張片子叫《2046》，我心裡覺得怎麼那麼無聊，我也不說它好還是壞，就是極其無聊，我覺得這是文學最糟糕的事。
不是把一件壞事寫成好事，那還有有價值的東西，最糟糕的就是無聊，很蒼白啊。
張新穎：當時你年紀小，是不是大家都照顧你？ 王安憶：那倒沒人照顧我，說小麼也二十多歲了。
怎麼說，相反過得蠻寂寞的，因為他們都有更廣泛的生活，都比較開放，尤其他們從外地到了北京感覺有了很多機會，就到處去跑，而我老老實實地在學校裡，我幾乎每個星期天都是在學校裡。
那時候能夠帶我出去玩的就是葉辛，所以我現在和葉辛比較好和那段生活很有關系的。
葉辛他也是認識蠻多人的，但是本質上不是喜歡東跑西跑的人，也是一個喜歡安靜的人，所以常常星期天就是我和他兩個人在，然後他帶我去中山公園或者勞動文化宮，可以玩的地方很少的，而且那時候玩得也很樸素的。
然後葉辛跟我講貴州的事，你要聽他講，講得是真好。
張新穎：我覺得有一些人，講什麼東西講得真好，你想要是寫下來的話會有多麼多麼好；可是寫下來就不好了。
我覺得寫作它本身過濾掉了一些什麼東西。
王安憶：所以又回到剛才的那個問題。
什麼樣的東西可以進入小說，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小說是什麼樣的。
我常覺得他們解決了第一步，終于知道什麼可以進入小說，之後小說的形狀卻已經被他們改變了。
葉辛講到他們農村的，插隊落戶的印象，我看他沒有在任何小說裡寫過，我都很惋惜，問他為什麼不寫啦？他說還沒到時候呀，或者說你還沒看到呀。
其實是他根本就沒寫。
他跟我講，那時候在農村，讓他去教小學，那麼他也很負責任，去家訪，其中一個學生的父親一直在幹活，看到葉辛來家訪，什麼也沒說，就到後院去拔了根竹子，然後就用砍刀削成一個打人的東西塞給葉辛，說你用這個打他。
他們都是體罰的，打得非常厲害。
有一次有個孩子，個子比較高，葉辛比較矮小嘛，結果打起來了，葉辛性格也很耿，就說你再也不能進學校，結果這個孩子就失學了。
小學要畢業考中學了，他就說一定要讓他們上中學，當時他們村子裡沒有一個上中學的。
怎麼上呢，他首先跑到教育局同學那邊去搞到了考試的數學題目，讓學生一遍又一遍地做，同時他又搞到了當時的作文題目，他又給全班五十個人寫了五十篇作文，每個人背。
結果除了幾個年齡超過的，其他統統都上了中學。
後來碰到一個學生，他怎麼說？他說至少他學習了一種文明的生活方式，會刷牙，會用床單。
葉辛講的故事都很好聽的，可是老看不到他寫下來。
還有剛剛開始上學，他就問學生說，你們能不能說說你們誰家裡有書，其實是他自己很想看書，因為上海帶來的書已經看完了，最後隻有一個小孩子說他家裡有本書，他說你明天帶來給我看看。
第二天小孩子拿來了，是一九五六年出的一本黃曆，這就是他們的所有文化财産。
葉辛也很好玩，似乎是為了滿足自己對文學的愛好，他就把自己的文學夢想輸出給小孩子，教他們普希金的詩，他覺得他教學中有一個遺憾，就是學生自始至終隻能講本地話不會說普通話，他們是用貴州話念“秋風來了……”他學給我聽，很感動。
張新穎：這個蠻有意思的，在貴州那個地方用貴州話念普希金的詩。
王安憶：然後還給他們念高爾基的《二十九個和一個》，就講到面包，那些孩子不懂什麼是面包，他有一次回來探親就買了個面包帶去放在講台上。
我問你是不是給他們每人吃一口？他說我要自己吃，他們就排隊繞着面包走了一圈。
他的東西多得不得了，但就是不寫，氣死人啊真是。
張新穎：這問題在今天也存在，今天也有很多生活經驗非常好非常好，但就是進不了文學。
王安憶：他的文學是另外一種文學，真是很奇怪，他講很多故事真是好極了。
其實我們現在，至少是我吧，最大的問題還是什麼能寫成小說，并不是我每天坐下都有東西可寫。
當我把一個東西寫完以後，心裡馬上有一種失落，好像喪失了什麼。
我又碰到了這一個問題，什麼東西可以進入小說。
這個問題是每個寫作的人日常化的問題，至少我是這麼想的。
相反，覺得任何東西都能進入小說是很糟糕的，相當糟糕的。
張新穎：就是同樣一個問題，在當初八十年代和現在，對你是不一樣的了？問題是一樣的，但是對問題的理解應該是不一樣的吧？或者處理的方法不一樣？ 王安憶：處理的方法會不一樣；但我覺得他們很多作家到最後或者寫得不好或者寫得少了或者幹脆不寫了，最主要的就是這個問題。
如果有一件事情讓他們非常肯定地覺得可以寫成小說的話，我相信他們都有能力做到的，這點能力沒有的話就不必寫小說了。
但是不能肯定啊，總是在懷疑，這真是很好的，我覺得是一個好時代的話，每個人都在這樣的懷疑裡面。
當你掌握更多的技巧的時候你能處理得更好，你可以把很多看起來不能進入小說的處理成可以進入小說的，但未必是一種好的結果。
我現在覺得有很多小說寫得真的蠻無聊的，最近借了張片子叫《2046》，我心裡覺得怎麼那麼無聊，我也不說它好還是壞，就是極其無聊，我覺得這是文學最糟糕的事。
不是把一件壞事寫成好事，那還有有價值的東西，最糟糕的就是無聊，很蒼白啊。
張新穎：當時你年紀小，是不是大家都照顧你？ 王安憶：那倒沒人照顧我，說小麼也二十多歲了。
怎麼說，相反過得蠻寂寞的，因為他們都有更廣泛的生活，都比較開放，尤其他們從外地到了北京感覺有了很多機會，就到處去跑，而我老老實實地在學校裡，我幾乎每個星期天都是在學校裡。
那時候能夠帶我出去玩的就是葉辛，所以我現在和葉辛比較好和那段生活很有關系的。
葉辛他也是認識蠻多人的，但是本質上不是喜歡東跑西跑的人，也是一個喜歡安靜的人，所以常常星期天就是我和他兩個人在，然後他帶我去中山公園或者勞動文化宮，可以玩的地方很少的，而且那時候玩得也很樸素的。
然後葉辛跟我講貴州的事，你要聽他講，講得是真好。
張新穎：我覺得有一些人，講什麼東西講得真好，你想要是寫下來的話會有多麼多麼好；可是寫下來就不好了。
我覺得寫作它本身過濾掉了一些什麼東西。
王安憶：所以又回到剛才的那個問題。
什麼樣的東西可以進入小說，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小說是什麼樣的。
我常覺得他們解決了第一步，終于知道什麼可以進入小說，之後小說的形狀卻已經被他們改變了。
葉辛講到他們農村的，插隊落戶的印象，我看他沒有在任何小說裡寫過，我都很惋惜，問他為什麼不寫啦？他說還沒到時候呀，或者說你還沒看到呀。
其實是他根本就沒寫。
他跟我講，那時候在農村，讓他去教小學，那麼他也很負責任，去家訪，其中一個學生的父親一直在幹活，看到葉辛來家訪，什麼也沒說，就到後院去拔了根竹子，然後就用砍刀削成一個打人的東西塞給葉辛，說你用這個打他。
他們都是體罰的，打得非常厲害。
有一次有個孩子，個子比較高，葉辛比較矮小嘛，結果打起來了，葉辛性格也很耿，就說你再也不能進學校，結果這個孩子就失學了。
小學要畢業考中學了，他就說一定要讓他們上中學，當時他們村子裡沒有一個上中學的。
怎麼上呢，他首先跑到教育局同學那邊去搞到了考試的數學題目，讓學生一遍又一遍地做，同時他又搞到了當時的作文題目，他又給全班五十個人寫了五十篇作文，每個人背。
結果除了幾個年齡超過的，其他統統都上了中學。
後來碰到一個學生，他怎麼說？他說至少他學習了一種文明的生活方式，會刷牙，會用床單。
葉辛講的故事都很好聽的，可是老看不到他寫下來。
還有剛剛開始上學，他就問學生說，你們能不能說說你們誰家裡有書，其實是他自己很想看書，因為上海帶來的書已經看完了，最後隻有一個小孩子說他家裡有本書，他說你明天帶來給我看看。
第二天小孩子拿來了，是一九五六年出的一本黃曆，這就是他們的所有文化财産。
葉辛也很好玩，似乎是為了滿足自己對文學的愛好，他就把自己的文學夢想輸出給小孩子，教他們普希金的詩，他覺得他教學中有一個遺憾，就是學生自始至終隻能講本地話不會說普通話，他們是用貴州話念“秋風來了……”他學給我聽，很感動。
張新穎：這個蠻有意思的，在貴州那個地方用貴州話念普希金的詩。
王安憶：然後還給他們念高爾基的《二十九個和一個》，就講到面包，那些孩子不懂什麼是面包，他有一次回來探親就買了個面包帶去放在講台上。
我問你是不是給他們每人吃一口？他說我要自己吃，他們就排隊繞着面包走了一圈。
他的東西多得不得了，但就是不寫，氣死人啊真是。
張新穎：這問題在今天也存在，今天也有很多生活經驗非常好非常好，但就是進不了文學。
王安憶：他的文學是另外一種文學，真是很奇怪，他講很多故事真是好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