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繁榮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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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回答：“如果對社稷有利，我怎麼敢愛惜一個女兒？”[13]
事實證明，遼國并沒有貪得無厭，在新增了歲币之後，雙方保持了長時間的和平。
這才有遼道宗感慨的“四十二年不識兵矣”。
[14] 盛世下的隐患 當北宋君臣試圖樹立一個完美無缺的皇帝榜樣時，事實上，仁宗時代的繁華背後，許多問題已經暴露了出來，在未來可能成為政權和社會的隐患。
北宋一直以來最大的問題是“三冗”問題。
由于宋太祖是靠政變上台，對政變推翻的後周政權一直很優待，不僅沒有随便殺害後周的宗室、官員，反而讓他們繼續當官發财。
為了保持社會穩定性，北宋一直維持着一個龐大的官僚階層，加上要養活大批的士兵、宗室子弟，國家财政一直不夠用。
所謂“三冗”，就是冗官、冗兵、冗費的統稱。
在仁宗的父親宋真宗時期，士兵大約為91.2萬人，接受俸祿的宗室、官僚大約為9785人。
到了仁宗寶元時期（公元1038年—公元1040年），士兵人數已經達到了125.9萬人，而接受俸祿的宗室、官僚為15443人。
到了仁宗的繼承人英宗治平年間（公元1064年—公元1067年），由于和平與裁員，士兵人數終于降了下來，為116.2萬人，但是接受俸祿的人卻立刻擴充了3/10。
[15] 仁宗時期的名臣蔡襄曾經統計過皇祐年間（公元1049年—公元1054年）的稅賦收入和軍事開支，稅賦分為錢、絹帛、糧、草四項，其中軍事開支分别占了四項收入的27%、85%、86%和84%。
[16] 由于養兵養官的包袱，宋代的财政收入不得不大大增加，宋代的農業稅和勞役都更加沉重，專賣制度也更加發達。
[17]隻是由于皇帝除了收稅之外，不幹預民間經濟活動，民間的發達掩蓋了較高的稅收。
宋代的另一個問題是軍隊的戰鬥力不強。
這個問題的原因同樣與宋太祖建立的制度有關。
為了避免軍閥坐大，宰相趙普向宋太祖提出了制約地方的三個方法：在政治上，削奪其權；在軍事上，收其精兵；在财政上，制其錢谷。
[18] 政治上，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在正常的官僚制度之上，加上了許多副屬性的監管措施，防止官員擅權。
為了分散宰相的權力，宋代設置了副宰相（參知政事），又将兵權分出去，劃歸了樞密院，同時将财政權力分出去，設置了三司使，号稱計相。
在地方官制上，财權、軍事、行政權力也各個分離，官員皆由中央任命，并且互相牽制。
[19] 就這樣，宋代成了中國曆史上官僚制度最複雜的朝代，官僚體系盤根錯節，任何人想要反叛，都無法獲得足夠的權力。
軍事上，樞密院掌管軍事大權。
但是，為了限制樞密使的權力，又設置了殿前司、侍衛馬軍司、侍衛步軍司組成的三衙。
這三衙統領全國的禁軍和廂軍，負責軍事訓練。
三衙負責練兵，樞密院負責調兵，而打仗時還要另設将帥領兵。
路、州、縣各個地方政府也設有各種各樣的軍事職務，負責當地駐軍的監管、協調和後勤工作。
唐代的軍事制度是府兵制，府兵制的基本特征是士兵戰時打仗，平時就耕地養活自己。
而宋代采納募兵制，招募而來的都是職業兵，隻負責打仗，不負責生産和屯田，他們是要中央政府發工資的。
[20] 募兵制的缺點是養兵成本大，優點則是軍事素質更強。
可是，由于宋太祖設立了複雜的調兵規則，平常訓練士兵的不負責指揮打仗，負責指揮打仗的不負責訓練士兵，将軍上了戰場還不了解自己的士兵，士兵也沒有忠誠度。
結果，雖然采取了花費巨大的募兵制，但戰鬥力反而比府兵制還低，打仗總是吃敗仗。
财政問題和軍事問題兩方面，就成了宋代各位皇帝最大的噩夢。
宋仁宗一生受人稱頌，唯獨在戰場上被小小的西夏打敗，成了畢生的污點。
“三冗”問題與軍事問題，也成了大臣們争論的焦點。
久而久之，圍繞着這些問題，在宋代的官場上形成了影響深遠的兩大派别。
第一派可以稱為保守派。
這一派認為，宋軍之所以屢戰屢敗，社會之所以出現問題，都在于北宋缺乏一個統一的思想。
也就是說，皇帝過于重視實務經驗，但對于道德的要求太低，造成了軍民離心。
要想解決問題，必須重新扛起儒教的大旗，在道德上做文章，将人心再統一起來。
另一派可以稱為實務派。
這一派強調必須針對具體問題制訂策略。
比如，财政問題是經濟問題，就通過經濟手段來解決；戰鬥力不強是軍事問題，就考慮如何加強士兵的軍事訓練，減少指揮層級，落實将軍與士兵之間的忠誠度，并淘汰掉不合格的兵源，甯缺毋濫。
前一派的代表人物是司馬光，在司馬光的史學名著《資治通鑒》中，充斥着道德說教。
[21]《資治通鑒》将王朝興衰的主線與皇帝的道德感強弱密切關聯起來，皇帝有德，社會就繁榮，一旦皇帝失德，就到了垮台的時候。
這樣的劃分在現代來看，顯得有些荒謬，但在宋代的一部分人看來，卻是真理。
除了司馬光之外，還有著名的道學家程頤、程颢兄弟，他們更是除了道德别的什麼都不知道，對于實務一竅不通。
後一派（實務派）在宋仁宗時期的代表則是著名的改革家範仲淹。
宋仁宗之後，是更加著名的王安石。
在宋仁宗時期，兩派之間的界限并不泾渭分明。
除了“二程”這樣的死硬派，大多數人其實是兼而有之。
比如，名臣歐陽修很強調道德的作用，但他本人也是一個實務經驗豐富的人。
即便範仲淹，也同樣強調道德的重要性，隻是他不光強調道德，而更看重程序和實務對政權的影響。
與西夏戰争戰敗後，為了解決财政花費巨大，但軍隊戰鬥力不強的問題，宋仁宗決定進行一次改革。
他選中的改革者就是實務派的範仲淹。
針對皇帝的要求，範仲淹提出了十條改革建議，分别是：明黜陟、抑僥
這才有遼道宗感慨的“四十二年不識兵矣”。
[14] 盛世下的隐患 當北宋君臣試圖樹立一個完美無缺的皇帝榜樣時，事實上，仁宗時代的繁華背後，許多問題已經暴露了出來，在未來可能成為政權和社會的隐患。
北宋一直以來最大的問題是“三冗”問題。
由于宋太祖是靠政變上台，對政變推翻的後周政權一直很優待，不僅沒有随便殺害後周的宗室、官員，反而讓他們繼續當官發财。
為了保持社會穩定性，北宋一直維持着一個龐大的官僚階層，加上要養活大批的士兵、宗室子弟，國家财政一直不夠用。
所謂“三冗”，就是冗官、冗兵、冗費的統稱。
在仁宗的父親宋真宗時期，士兵大約為91.2萬人，接受俸祿的宗室、官僚大約為9785人。
到了仁宗寶元時期（公元1038年—公元1040年），士兵人數已經達到了125.9萬人，而接受俸祿的宗室、官僚為15443人。
到了仁宗的繼承人英宗治平年間（公元1064年—公元1067年），由于和平與裁員，士兵人數終于降了下來，為116.2萬人，但是接受俸祿的人卻立刻擴充了3/10。
[15] 仁宗時期的名臣蔡襄曾經統計過皇祐年間（公元1049年—公元1054年）的稅賦收入和軍事開支，稅賦分為錢、絹帛、糧、草四項，其中軍事開支分别占了四項收入的27%、85%、86%和84%。
[16] 由于養兵養官的包袱，宋代的财政收入不得不大大增加，宋代的農業稅和勞役都更加沉重，專賣制度也更加發達。
[17]隻是由于皇帝除了收稅之外，不幹預民間經濟活動，民間的發達掩蓋了較高的稅收。
宋代的另一個問題是軍隊的戰鬥力不強。
這個問題的原因同樣與宋太祖建立的制度有關。
為了避免軍閥坐大，宰相趙普向宋太祖提出了制約地方的三個方法：在政治上，削奪其權；在軍事上，收其精兵；在财政上，制其錢谷。
[18] 政治上，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在正常的官僚制度之上，加上了許多副屬性的監管措施，防止官員擅權。
為了分散宰相的權力，宋代設置了副宰相（參知政事），又将兵權分出去，劃歸了樞密院，同時将财政權力分出去，設置了三司使，号稱計相。
在地方官制上，财權、軍事、行政權力也各個分離，官員皆由中央任命，并且互相牽制。
[19] 就這樣，宋代成了中國曆史上官僚制度最複雜的朝代，官僚體系盤根錯節，任何人想要反叛，都無法獲得足夠的權力。
軍事上，樞密院掌管軍事大權。
但是，為了限制樞密使的權力，又設置了殿前司、侍衛馬軍司、侍衛步軍司組成的三衙。
這三衙統領全國的禁軍和廂軍，負責軍事訓練。
三衙負責練兵，樞密院負責調兵，而打仗時還要另設将帥領兵。
路、州、縣各個地方政府也設有各種各樣的軍事職務，負責當地駐軍的監管、協調和後勤工作。
唐代的軍事制度是府兵制，府兵制的基本特征是士兵戰時打仗，平時就耕地養活自己。
而宋代采納募兵制，招募而來的都是職業兵，隻負責打仗，不負責生産和屯田，他們是要中央政府發工資的。
[20] 募兵制的缺點是養兵成本大，優點則是軍事素質更強。
可是，由于宋太祖設立了複雜的調兵規則，平常訓練士兵的不負責指揮打仗，負責指揮打仗的不負責訓練士兵，将軍上了戰場還不了解自己的士兵，士兵也沒有忠誠度。
結果，雖然采取了花費巨大的募兵制，但戰鬥力反而比府兵制還低，打仗總是吃敗仗。
财政問題和軍事問題兩方面，就成了宋代各位皇帝最大的噩夢。
宋仁宗一生受人稱頌，唯獨在戰場上被小小的西夏打敗，成了畢生的污點。
“三冗”問題與軍事問題，也成了大臣們争論的焦點。
久而久之，圍繞着這些問題，在宋代的官場上形成了影響深遠的兩大派别。
第一派可以稱為保守派。
這一派認為，宋軍之所以屢戰屢敗，社會之所以出現問題，都在于北宋缺乏一個統一的思想。
也就是說，皇帝過于重視實務經驗，但對于道德的要求太低，造成了軍民離心。
要想解決問題，必須重新扛起儒教的大旗，在道德上做文章，将人心再統一起來。
另一派可以稱為實務派。
這一派強調必須針對具體問題制訂策略。
比如，财政問題是經濟問題，就通過經濟手段來解決；戰鬥力不強是軍事問題，就考慮如何加強士兵的軍事訓練，減少指揮層級，落實将軍與士兵之間的忠誠度，并淘汰掉不合格的兵源，甯缺毋濫。
前一派的代表人物是司馬光，在司馬光的史學名著《資治通鑒》中，充斥着道德說教。
[21]《資治通鑒》将王朝興衰的主線與皇帝的道德感強弱密切關聯起來，皇帝有德，社會就繁榮，一旦皇帝失德，就到了垮台的時候。
這樣的劃分在現代來看，顯得有些荒謬，但在宋代的一部分人看來，卻是真理。
除了司馬光之外，還有著名的道學家程頤、程颢兄弟，他們更是除了道德别的什麼都不知道，對于實務一竅不通。
後一派（實務派）在宋仁宗時期的代表則是著名的改革家範仲淹。
宋仁宗之後，是更加著名的王安石。
在宋仁宗時期，兩派之間的界限并不泾渭分明。
除了“二程”這樣的死硬派，大多數人其實是兼而有之。
比如，名臣歐陽修很強調道德的作用，但他本人也是一個實務經驗豐富的人。
即便範仲淹，也同樣強調道德的重要性，隻是他不光強調道德，而更看重程序和實務對政權的影響。
與西夏戰争戰敗後，為了解決财政花費巨大，但軍隊戰鬥力不強的問題，宋仁宗決定進行一次改革。
他選中的改革者就是實務派的範仲淹。
針對皇帝的要求，範仲淹提出了十條改革建議，分别是：明黜陟、抑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