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五章 近代世界轉型最順利的國家：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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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不過歐洲不叫武士，叫騎士。
日本人能夠迅速走上西化道路，正是因為與歐洲的相似：它和歐洲一樣，都是從封建制的基礎上，而不是從中國式郡縣制的基礎上開始轉型的。
日本啟蒙思想家福澤谕吉說，中國用文官治國，儒家思想成為控制每個社會成員的教條。
而日本統治階層是世襲的武士，他們大多讀書不多，依靠基本理性行事，所以整個社會更為注重實際，對現實問題更容易做出合理的反應。
他說：“（中國皇帝以）至尊的地位和最高的權力合而為一，以統治人民，并且深入人心，左右着人心的方向。
所以，在這種政治統治下的人民的思想趨向必然偏執，胸懷狹窄，頭腦單純。
（日本幕府和天皇分立，則）形成了至尊未必至強，至強未必至尊的情況，……恰如胸中容納兩種東西而任其自由活動一般。
任何一種思想都不能壟斷，既然不能壟斷，這時自然要産生一種自由的風氣。
……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可以說，日本是比中國容易的。
”[2] 确實，日本統治階層遠比中國的官僚階層更為現實，因此，鴉片戰争後，魏源寫了《海國圖志》，介紹外國形勢。
中國知識分子和官僚對此書不加理睬，不久此書就在中國絕版，而日本人則視如珍寶，不斷翻印。
三 曾經有一些西方學者認為，在西方的挑戰面前，中國能做出比日本更快、更好的反應。
因為開國前的中國，政治上比日本更集權，經濟上比日本也更繁榮。
賴肖爾說：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長時期實行高度的中央集權制。
日本存在着非常嚴密的閉鎖的封建主義時期，因此從社會上看，它也被認為是兩國中更落後的國家。
與此相對照，中國早己存在着歐洲到十九世紀才開始迎來的那種平等主義。
這樣，十九世紀初期的歐洲人假如對中日兩國中哪一方可能實現近代化進行預測的話，一定會認為，中國隻要重新調整一部分政策，改革一部分組織機構，就能實現近代化。
反之，認為日本在可能進行近代化不可缺少的國家建設之前，必須首先進行徹底的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
[3] 康有為也是這樣認為的。
在他看來，中國要現代化轉型，肯定要比日本快得多，因為中國是專制體制，皇上一句話，下面立刻執行，不像日本那樣各藩紛争。
“皇上大權獨攬，沒有日本幕府将軍專權，指揮天下如臂使指，又不必像日本那樣先要去除封建藩士。
……因此治效之速，必遠過日本。
” 但事實恰恰與此相反，這是為什麼呢？ 賴肖爾的解釋是，中國的“如臂使指”恰恰是改革最大的阻力：“中國國土雖然遼闊，但中央政權有力量粉碎一切所謂非法的地方反應。
在中國隻能有兩種可能性：要麼是北京中央政府的反應，要麼是颠覆政府的民衆運動。
”而日本由于權力分散，在外界挑戰面前，不同的藩可能做出不同的反應，因此，做出正确應對的概率要遠大于中國：“日本由于在封建制度下被分割為許多藩，對于西方學問與力量的态度比中國單一的中央集權制度更富于變化，能夠做出内容豐富的反應。
” 确實，在開國之際，日本諸藩中的大部分藩主也都是昏庸保守之輩，做出的反應是很愚蠢的，比如盲目排外、亂殺外國人。
然而，畢竟有少數藩采取了正确的應對措施：“在各藩内部也有一些敏感性強的人，出現令人驚異的各種反應。
”比如水戶藩、越前松平藩、山内藩等。
“這種種反應說明，日本比一元化的帝政中國有更多獲得建設性反應的機會。
”[4] 資本主義在歐洲的發展，是人類曆史的一個特殊現象，這一特殊現象的産生依賴于歐洲小國林立的特殊條件。
無獨有偶的是，在歐亞大陸另一端的日本，也因為諸侯林立，可以在危機面前做出多種選擇，從而使正确的選擇脫穎而出。
日本人能夠迅速走上西化道路，正是因為與歐洲的相似：它和歐洲一樣，都是從封建制的基礎上，而不是從中國式郡縣制的基礎上開始轉型的。
日本啟蒙思想家福澤谕吉說，中國用文官治國，儒家思想成為控制每個社會成員的教條。
而日本統治階層是世襲的武士，他們大多讀書不多，依靠基本理性行事，所以整個社會更為注重實際，對現實問題更容易做出合理的反應。
他說：“（中國皇帝以）至尊的地位和最高的權力合而為一，以統治人民，并且深入人心，左右着人心的方向。
所以，在這種政治統治下的人民的思想趨向必然偏執，胸懷狹窄，頭腦單純。
（日本幕府和天皇分立，則）形成了至尊未必至強，至強未必至尊的情況，……恰如胸中容納兩種東西而任其自由活動一般。
任何一種思想都不能壟斷，既然不能壟斷，這時自然要産生一種自由的風氣。
……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可以說，日本是比中國容易的。
”[2] 确實，日本統治階層遠比中國的官僚階層更為現實，因此，鴉片戰争後，魏源寫了《海國圖志》，介紹外國形勢。
中國知識分子和官僚對此書不加理睬，不久此書就在中國絕版，而日本人則視如珍寶，不斷翻印。
三 曾經有一些西方學者認為，在西方的挑戰面前，中國能做出比日本更快、更好的反應。
因為開國前的中國，政治上比日本更集權，經濟上比日本也更繁榮。
賴肖爾說：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長時期實行高度的中央集權制。
日本存在着非常嚴密的閉鎖的封建主義時期，因此從社會上看，它也被認為是兩國中更落後的國家。
與此相對照，中國早己存在着歐洲到十九世紀才開始迎來的那種平等主義。
這樣，十九世紀初期的歐洲人假如對中日兩國中哪一方可能實現近代化進行預測的話，一定會認為，中國隻要重新調整一部分政策，改革一部分組織機構，就能實現近代化。
反之，認為日本在可能進行近代化不可缺少的國家建設之前，必須首先進行徹底的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
[3] 康有為也是這樣認為的。
在他看來，中國要現代化轉型，肯定要比日本快得多，因為中國是專制體制，皇上一句話，下面立刻執行，不像日本那樣各藩紛争。
“皇上大權獨攬，沒有日本幕府将軍專權，指揮天下如臂使指，又不必像日本那樣先要去除封建藩士。
……因此治效之速，必遠過日本。
” 但事實恰恰與此相反，這是為什麼呢？ 賴肖爾的解釋是，中國的“如臂使指”恰恰是改革最大的阻力：“中國國土雖然遼闊，但中央政權有力量粉碎一切所謂非法的地方反應。
在中國隻能有兩種可能性：要麼是北京中央政府的反應，要麼是颠覆政府的民衆運動。
”而日本由于權力分散，在外界挑戰面前，不同的藩可能做出不同的反應，因此，做出正确應對的概率要遠大于中國：“日本由于在封建制度下被分割為許多藩，對于西方學問與力量的态度比中國單一的中央集權制度更富于變化，能夠做出内容豐富的反應。
” 确實，在開國之際，日本諸藩中的大部分藩主也都是昏庸保守之輩，做出的反應是很愚蠢的，比如盲目排外、亂殺外國人。
然而，畢竟有少數藩采取了正确的應對措施：“在各藩内部也有一些敏感性強的人，出現令人驚異的各種反應。
”比如水戶藩、越前松平藩、山内藩等。
“這種種反應說明，日本比一元化的帝政中國有更多獲得建設性反應的機會。
”[4] 資本主義在歐洲的發展，是人類曆史的一個特殊現象，這一特殊現象的産生依賴于歐洲小國林立的特殊條件。
無獨有偶的是，在歐亞大陸另一端的日本，也因為諸侯林立，可以在危機面前做出多種選擇，從而使正确的選擇脫穎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