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中國文明的頂峰和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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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探報此等事為生……以先得者為功……人情喜新而好奇，皆以小報為先，而以朝報為常，真僞亦不複辨也。
”這種小報非常注重時效性，由于消息新奇快捷，發行面廣，勢頭甚至壓倒了政府發行的朝報，因而利潤頗豐，成為我國最早的新聞産業。
另外，宋人還享有廣泛的結社自由，隻要不拿武器，政府保證人民的結社集會自由，從不加以幹涉。
宋代演戲，經常諷刺朝政。
宋高宗時，著名的奸臣秦桧走後門，讓自己的兒子成了狀元，結果不久，就有人把這件事編成了一出戲，公開演出，秦桧也無可奈何，沒法處罰。
北宋著名昏君宋徽宗看戲的時候，演員在台上公開批評他的政策不好，“隻是百姓一般受無量苦！”，讓老百姓受了很多苦。
宋徽宗聽了，“為恻然長思，弗以為罪”，也不敢怪罪這個演員。
推動文明發展的因素是複雜的。
中國2000年不停的循環，實際上反映出兩方面力量的較量，君權與臣權，中央與地方。
這種較量曾經達到了一種難得的平衡，導緻即使在基于君主利益而設計的大一統郡縣制度的框架内，君權也曾經得到過比較有效的約束，大一統郡縣體制在遭遇危機後終獲平衡，因此收獲了比較輝煌的政治文明和文化成就。
在比較高的政治文明的基礎上，宋代也取得了輝煌的物質文明。
很多人認為，中華文明的頂點在宋朝。
陳寅恪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年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
”中華文明經過幾千年的曲折發展，在宋朝達到了文化的高峰。
日本學者宮崎市定把宋代比作歐洲的文藝複興：“中國宋代實現了社會經濟的躍進、都市的發達、知識的普及，與歐洲文藝複興比較，應該理解為并行和等值的發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東方的文藝複興時代’。
”法國漢學家謝和耐則說：“（在宋代）一個新世界誕生了，其基本特點已是近代中國的特點。
” 三 我們頭腦中通常有一個錯誤印象，那就是曆史總是進步的，後面的總比前面的要強。
但事實上并非如此，我們比較一下宋朝和明朝就知道了。
宋朝和明朝這兩個朝代相隔隻有89年。
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時候，打的是“日月重開大宋天”的旗号，宣傳他要恢複宋代的開明統治。
然而事後我們看到，明朝和宋朝相比，在很多方面都出現了劇烈的倒退。
我們首先來看财政。
一提到宋朝，我們就想到“弱宋”，感覺這是一個很衰弱的朝代，總是挨打。
但是如果從經濟角度看的話，宋代其實很強。
宋朝第三個皇帝宋真宗的時代，國家财政收入接近16000萬貫，這個數字是唐代最高額的3倍。
明朝在财政收入最高的時候，也不過是宋朝這個數字的19%。
更具說服力的是财政收入的構成，也就是說，錢是從哪兒來的。
中國曆史上，農業稅一直是國家收入的主體，國家稅收都是從農民手裡收上來的。
但是到了宋朝，财政收入主要靠工商稅收，占财政收入的70%，農業稅隻占30%。
在中國曆史上，像宋朝這樣的情況絕無僅有。
這說明，宋朝巨大的财政收入不是靠加重對農民剝削，而是由于國民經濟飛速發展，工商業極度繁榮。
到了明朝時，農業稅又一次占了大頭，占了總收入的81%，工商雜稅隻占總收入的12%。
從這個數字我們能看出，和宋代相比，明朝商品經濟是何等落後。
因此，宋代達到了中國曆史上商品經濟的最高峰，社會流動性和平等化的最高峰。
[7]學者夏振坤說，宋代中國的城市化水平高達22%，這是領先全世界的水平。
但是到了明代和清代，城市化水平一下子降到7%左右。
[8]而根據學者張傑提供的研究數字，明清的城市化水平隻有4%。
[9] 四 在“現代”的經濟和社會結構基礎上，宋代的人權發展水平也很高。
宋代在中國古代史上第一次取消了奴隸制。
在宋代之前，中國曆史上一直存在着使用奴隸或者叫奴婢的現象。
大戶人家大量使喚奴婢，而且奴婢的社會地位十分悲慘，可以随便買賣，和牲畜的地位差不多。
到了宋代，雖然也使用“奴婢”這個詞，但是這個詞的意思已經和以前朝代完全不同了：在宋代，“奴婢”也是平民，是被人雇傭的，類似于今天我們所說的“保姆”或者“司機”。
他們不是雇主的私産，而是自由民，就是為了掙工資給你打工而已。
宋朝對販賣人口的懲處也是極為嚴厲的。
拐賣人口者，會被處以絞刑。
比今天把人拐進黑磚窯受到的處理要重得多，今天我們頂多判上幾年。
而且和今天懲處拐賣婦女兒童的法律不同的是，宋代規定，不光拐賣者要處重刑，買方也要從重懲處，買家的罪責僅比人販子減一等。
[10] 然而你要是讀《金瓶梅》等明代文學作品，可以發現，到了明代社會，奴隸現象再度盛行，而且非常普遍。
主人可以像處理自己的财産一樣，把奴婢随意送人。
在家裡，對待這些奴婢的态度也是想打就打、想罵就罵，虐待奴婢這種情況在明代非常普遍。
最能代表明代人道主義水平倒退的是殉葬制的恢複。
這本
”這種小報非常注重時效性，由于消息新奇快捷，發行面廣，勢頭甚至壓倒了政府發行的朝報，因而利潤頗豐，成為我國最早的新聞産業。
另外，宋人還享有廣泛的結社自由，隻要不拿武器，政府保證人民的結社集會自由，從不加以幹涉。
宋代演戲，經常諷刺朝政。
宋高宗時，著名的奸臣秦桧走後門，讓自己的兒子成了狀元，結果不久，就有人把這件事編成了一出戲，公開演出，秦桧也無可奈何，沒法處罰。
北宋著名昏君宋徽宗看戲的時候，演員在台上公開批評他的政策不好，“隻是百姓一般受無量苦！”，讓老百姓受了很多苦。
宋徽宗聽了，“為恻然長思，弗以為罪”，也不敢怪罪這個演員。
推動文明發展的因素是複雜的。
中國2000年不停的循環，實際上反映出兩方面力量的較量，君權與臣權，中央與地方。
這種較量曾經達到了一種難得的平衡，導緻即使在基于君主利益而設計的大一統郡縣制度的框架内，君權也曾經得到過比較有效的約束，大一統郡縣體制在遭遇危機後終獲平衡，因此收獲了比較輝煌的政治文明和文化成就。
在比較高的政治文明的基礎上，宋代也取得了輝煌的物質文明。
很多人認為，中華文明的頂點在宋朝。
陳寅恪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年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
”中華文明經過幾千年的曲折發展，在宋朝達到了文化的高峰。
日本學者宮崎市定把宋代比作歐洲的文藝複興：“中國宋代實現了社會經濟的躍進、都市的發達、知識的普及，與歐洲文藝複興比較，應該理解為并行和等值的發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東方的文藝複興時代’。
”法國漢學家謝和耐則說：“（在宋代）一個新世界誕生了，其基本特點已是近代中國的特點。
” 三 我們頭腦中通常有一個錯誤印象，那就是曆史總是進步的，後面的總比前面的要強。
但事實上并非如此，我們比較一下宋朝和明朝就知道了。
宋朝和明朝這兩個朝代相隔隻有89年。
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時候，打的是“日月重開大宋天”的旗号，宣傳他要恢複宋代的開明統治。
然而事後我們看到，明朝和宋朝相比，在很多方面都出現了劇烈的倒退。
我們首先來看财政。
一提到宋朝，我們就想到“弱宋”，感覺這是一個很衰弱的朝代，總是挨打。
但是如果從經濟角度看的話，宋代其實很強。
宋朝第三個皇帝宋真宗的時代，國家财政收入接近16000萬貫，這個數字是唐代最高額的3倍。
明朝在财政收入最高的時候，也不過是宋朝這個數字的19%。
更具說服力的是财政收入的構成，也就是說，錢是從哪兒來的。
中國曆史上，農業稅一直是國家收入的主體，國家稅收都是從農民手裡收上來的。
但是到了宋朝，财政收入主要靠工商稅收，占财政收入的70%，農業稅隻占30%。
在中國曆史上，像宋朝這樣的情況絕無僅有。
這說明，宋朝巨大的财政收入不是靠加重對農民剝削，而是由于國民經濟飛速發展，工商業極度繁榮。
到了明朝時，農業稅又一次占了大頭，占了總收入的81%，工商雜稅隻占總收入的12%。
從這個數字我們能看出，和宋代相比，明朝商品經濟是何等落後。
因此，宋代達到了中國曆史上商品經濟的最高峰，社會流動性和平等化的最高峰。
[7]學者夏振坤說，宋代中國的城市化水平高達22%，這是領先全世界的水平。
但是到了明代和清代，城市化水平一下子降到7%左右。
[8]而根據學者張傑提供的研究數字，明清的城市化水平隻有4%。
[9] 四 在“現代”的經濟和社會結構基礎上，宋代的人權發展水平也很高。
宋代在中國古代史上第一次取消了奴隸制。
在宋代之前，中國曆史上一直存在着使用奴隸或者叫奴婢的現象。
大戶人家大量使喚奴婢，而且奴婢的社會地位十分悲慘，可以随便買賣，和牲畜的地位差不多。
到了宋代，雖然也使用“奴婢”這個詞，但是這個詞的意思已經和以前朝代完全不同了：在宋代，“奴婢”也是平民，是被人雇傭的，類似于今天我們所說的“保姆”或者“司機”。
他們不是雇主的私産，而是自由民，就是為了掙工資給你打工而已。
宋朝對販賣人口的懲處也是極為嚴厲的。
拐賣人口者，會被處以絞刑。
比今天把人拐進黑磚窯受到的處理要重得多，今天我們頂多判上幾年。
而且和今天懲處拐賣婦女兒童的法律不同的是，宋代規定，不光拐賣者要處重刑，買方也要從重懲處，買家的罪責僅比人販子減一等。
[10] 然而你要是讀《金瓶梅》等明代文學作品，可以發現，到了明代社會，奴隸現象再度盛行，而且非常普遍。
主人可以像處理自己的财産一樣，把奴婢随意送人。
在家裡，對待這些奴婢的态度也是想打就打、想罵就罵，虐待奴婢這種情況在明代非常普遍。
最能代表明代人道主義水平倒退的是殉葬制的恢複。
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