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從秦朝到清朝的曆史循環 第十九章 “按下葫蘆起了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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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和東漢末年政治的規律是外戚幹政和太監幹政輪流進行。
為什麼呢？皇帝小的時候容易被外戚控制，一旦長大成人，就要奪回權力，和外戚之間就要發生沖突。
朝廷的官員大部分都是外戚的爪牙，皇帝要想奪回權力，隻能依靠和自己朝夕相處的太監。
因此形成了外戚和太監輪流亂政的局面。
有人說，我們不要唯出身論，後妃、外戚、太監掌權有什麼不好？反正總得有人管事吧？ 其實這不是出身的問題，是執政能力的問題。
後妃、外戚、太監的特點是因為和皇帝個人關系近而掌握權力。
他們不是專業官僚，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缺乏專業知識，所以他們專權的時期，往往朝政比較混亂。
第五個威脅因素是權臣。
後妃、太監、外戚能力通常比較差。
但是權臣能力往往比較強，因為他們都是經過層層鬥争升上來的，都非常精明強幹，如果遇到懦弱的皇帝，或者有特殊的曆史機遇，常常可以掌握實際上的最高權力，比如張居正。
權臣執政，對百姓不見得是壞事，因為他能力強，措施靠譜，但是皇帝卻很害怕，因為他們經常架空皇帝，甚至奪取皇帝的天下。
第六個是朋黨。
所謂朋黨，就是官員們分門别派，分成山頭，相互鬥争。
朋黨在中國曆史上由來已久，韓非子就讨論過如何防止大臣結黨，但是事實上這個問題非常難以治理。
作為個體，官員在皇帝面前當然不是對手。
但是，一旦這些官員結成朋黨，形勢就發生了逆轉。
他們協調行動，皇帝就很難控制他們了。
明代就是朋黨之禍直接導緻了亡國，所以崇祯皇帝給李自成留下的遺囑是什麼？是殺光所有文臣。
第七個威脅就是地方割據勢力。
曆史上，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很難處理。
地方的權力太小，辦不了事；權力過大，又會坐大，不聽中央指揮。
唐代為了平定安史之亂，給了各地藩鎮過大的權力，結果安史之亂平定之後，這些權力就收不回來了，導緻唐代的藩鎮之禍。
第八是敵國外患，就是周圍的這些國家，還有少數民族對皇權形成的威脅。
北宋和南宋都是被北邊的敵國給滅了。
第九個是農民起義，官逼民反，這個就更常見了。
實際上，我隻是舉其大端，如果細數下去，威脅皇帝的因素還有很多。
所以朱熹說，中國政治很難搞： 措置天下事直是難！救得這一弊，少間就這救之之心又生那一弊。
如人病寒，下熱藥，少間又變成燥熱；及至病熱，下寒藥，少間又變得寒。
翻譯過來，就是治理天下真是太難了。
你把這個剛搞定，那邊又出事了。
比如給人看病，這個人是寒病，下熱藥，結果吃下去又變成了燥熱病，你又得下寒藥，結果寒病又起來了。
所以中國從秦到清的曆史，最主要的特點就是頻繁地“改朝換代”。
秦制的規律是，一個王朝建立之初，就像新手機開機，開始總會運行得比較順暢。
有一段政治清明期，甚至會出現盛世。
然而幾代之後，就會腐敗混亂，官逼民反，各種危機爆發，導緻大一統郡縣制王朝經常出現系統崩潰，不得不重新啟動。
在這個基礎上建立的新的王朝，再次開始“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同樣的曆程。
這個遊戲我們樂此不疲地玩了2000年，所以留下一套史書叫二十四史，留下一首《朝代歌》：“三皇五帝夏商周，春秋戰國亂悠悠。
秦漢三國東西晉，南朝北朝是對頭，宋元明清帝王休。
” 所以，從秦始皇開始，幾乎每一代皇帝都在思考同一個問題：怎麼樣才能保證皇位永遠不讓他人染指？每一位皇帝都為此夜不安枕，不停地尋找自己統治的漏洞，加以修補。
中國在這2000年間，就是通過皇帝的智力接力，對皇帝制度進行一代代的修補，從秦到清的政治發展，就是沿着這樣一個基本邏輯展開的，由此造成了這一階段的很多政治循環。
為什麼呢？皇帝小的時候容易被外戚控制，一旦長大成人，就要奪回權力，和外戚之間就要發生沖突。
朝廷的官員大部分都是外戚的爪牙，皇帝要想奪回權力，隻能依靠和自己朝夕相處的太監。
因此形成了外戚和太監輪流亂政的局面。
有人說，我們不要唯出身論，後妃、外戚、太監掌權有什麼不好？反正總得有人管事吧？ 其實這不是出身的問題，是執政能力的問題。
後妃、外戚、太監的特點是因為和皇帝個人關系近而掌握權力。
他們不是專業官僚，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缺乏專業知識，所以他們專權的時期，往往朝政比較混亂。
第五個威脅因素是權臣。
後妃、太監、外戚能力通常比較差。
但是權臣能力往往比較強，因為他們都是經過層層鬥争升上來的，都非常精明強幹，如果遇到懦弱的皇帝，或者有特殊的曆史機遇，常常可以掌握實際上的最高權力，比如張居正。
權臣執政，對百姓不見得是壞事，因為他能力強，措施靠譜，但是皇帝卻很害怕，因為他們經常架空皇帝，甚至奪取皇帝的天下。
第六個是朋黨。
所謂朋黨，就是官員們分門别派，分成山頭，相互鬥争。
朋黨在中國曆史上由來已久，韓非子就讨論過如何防止大臣結黨，但是事實上這個問題非常難以治理。
作為個體，官員在皇帝面前當然不是對手。
但是，一旦這些官員結成朋黨，形勢就發生了逆轉。
他們協調行動，皇帝就很難控制他們了。
明代就是朋黨之禍直接導緻了亡國，所以崇祯皇帝給李自成留下的遺囑是什麼？是殺光所有文臣。
第七個威脅就是地方割據勢力。
曆史上，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很難處理。
地方的權力太小，辦不了事；權力過大，又會坐大，不聽中央指揮。
唐代為了平定安史之亂，給了各地藩鎮過大的權力，結果安史之亂平定之後，這些權力就收不回來了，導緻唐代的藩鎮之禍。
第八是敵國外患，就是周圍的這些國家，還有少數民族對皇權形成的威脅。
北宋和南宋都是被北邊的敵國給滅了。
第九個是農民起義，官逼民反，這個就更常見了。
實際上，我隻是舉其大端，如果細數下去，威脅皇帝的因素還有很多。
所以朱熹說，中國政治很難搞： 措置天下事直是難！救得這一弊，少間就這救之之心又生那一弊。
如人病寒，下熱藥，少間又變成燥熱；及至病熱，下寒藥，少間又變得寒。
翻譯過來，就是治理天下真是太難了。
你把這個剛搞定，那邊又出事了。
比如給人看病，這個人是寒病，下熱藥，結果吃下去又變成了燥熱病，你又得下寒藥，結果寒病又起來了。
所以中國從秦到清的曆史，最主要的特點就是頻繁地“改朝換代”。
秦制的規律是，一個王朝建立之初，就像新手機開機，開始總會運行得比較順暢。
有一段政治清明期，甚至會出現盛世。
然而幾代之後，就會腐敗混亂，官逼民反，各種危機爆發，導緻大一統郡縣制王朝經常出現系統崩潰，不得不重新啟動。
在這個基礎上建立的新的王朝，再次開始“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同樣的曆程。
這個遊戲我們樂此不疲地玩了2000年，所以留下一套史書叫二十四史，留下一首《朝代歌》：“三皇五帝夏商周，春秋戰國亂悠悠。
秦漢三國東西晉，南朝北朝是對頭，宋元明清帝王休。
” 所以，從秦始皇開始，幾乎每一代皇帝都在思考同一個問題：怎麼樣才能保證皇位永遠不讓他人染指？每一位皇帝都為此夜不安枕，不停地尋找自己統治的漏洞，加以修補。
中國在這2000年間，就是通過皇帝的智力接力，對皇帝制度進行一代代的修補，從秦到清的政治發展，就是沿着這樣一個基本邏輯展開的，由此造成了這一階段的很多政治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