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莫高窟人和“莫高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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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規模存儲；實景超高清球幕電影；原大、原狀的整窟臨摹；“敦煌重彩”新壁畫創作；世界文化遺産地科學管理……從無到有，幾代莫高窟人就是以“舍身飼虎”的精神開拓進取，使敦煌研究院在全國文保領域的科學保護、學術研究、文化弘揚發展中填補了一個又一個空白，結出了一個又一個碩果。
“莫高精神”的傑出典範 敦煌研究院的每一個人都知道“堅守大漠、勇于擔當、甘于奉獻、開拓進取”的“莫高精神”，段文傑先生就是“莫高精神”的傑出榜樣。
段文傑先生青年時代于重慶國立藝專求學五年，主攻國畫，得到了呂鳳子、陳之佛、傅抱石、李可染、黎雄才、潘天壽、林風眠等名師的真傳和指導。
20世紀40年代，他被張大千在重慶舉辦的“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覽”深深地吸引，決心畢業後就去敦煌一睹敦煌藝術的風采。
不料，他一到敦煌就沉醉在敦煌壁畫藝術的海洋，從此再沒有了離開的念頭。
莫高窟像磁鐵一樣把他吸引住了。
段先生經曆了20世紀40年代初創建的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50年代初改名的敦煌文物研究所、80年代擴建的敦煌研究院等各個時期。
他将一生奉獻給了敦煌，為敦煌藝術臨摹和研究，為推動敦煌學研究的前進，為促進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和弘揚各項事業的發展，為鑄就“莫高精神”，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1946年，抗日戰争勝利之後，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的多數藝術家都選擇了東返回家，唯有段先生和其他幾位青年學子追随常書鴻所長西去敦煌。
1947年和1948年，段文傑剛到不久，還與其他同事一起對莫高窟整體進行了一次編号和内容調查。
迄今為止，他們當時所做的洞窟編号被認為是最完整和最科學的。
段先生長期生活在天府之國的四川，來到荒漠戈壁，其生活反差之大可想而知。
當時的敦煌生活和工作條件都極其艱苦。
戈壁沙漠，風沙彌漫，冬天的氣溫在零下20攝氏度左右，卻沒有任何取暖設備。
他們當時住在破廟裡，無水無電，物質貧乏。
因為太冷，早上出被窩時眉毛胡子都會結霜。
50年代，段先生成了重點批鬥的對象，雖然沒有“戴上帽子”，卻被降了六級工資，株連妻子也丢了工作。
白天讓他進洞臨摹，晚上罰他參加重體力勞動。
他就是在這段時期完成了第217窟的《西方淨土變》的臨摹。
1958—1959年，段先生和其他幾位老先生整天都在勞動。
農業勞動是艱苦的，最艱苦的是他們被安排去石窟加固工程，搬大石頭。
平時還要每天清潔廁所，冬天廁所的糞便結冰，還得用鐵鍬甚至鋼釺清理。
這樣的重體力勞動一直持續到1963年，省裡派來了工作組進行調查，對段先生的問題做了平反處理，恢複了他的職務和工資。
在極不公正的境遇之下，段先生遭受着精神和生活的雙重壓力。
但他憑着堅忍的性格和無私的胸懷，始終沒有倒下，仍堅持自己熱愛的臨摹。
他說自己隻要進了洞，就會全然忘記了煩惱，内心一片平靜。
“文革”時期，段先生再一次受到沖擊，他被批鬥，被除名，最後下放農村。
但是他堅持思考和研究藝術與美學。
等到後來落實政策，他又回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時，他關于敦煌藝術的文章一篇又一篇地發表了出來，這些成果都是他在最困難的時期做出來的。
50年代，段先生擔任過一個時期的代所長，他主持的臨摹工作做得有聲有色。
80年代初，段先生接替常老，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第二任所長。
他不僅具有堅實的國畫基本功，在敦煌壁畫臨摹和敦煌藝術研究方面有很高的專業水平，而且有較強的行政工作能力。
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在工作中能堅持原則，不計以往個人得失。
“文革”期間難免會形成人與人之間的一些矛盾，但是段先生總能以寬廣的胸懷積極化解研究所同仁在曆史上形成的矛盾和隔閡，調動全所積極性，把敦煌保護、研究、弘揚各項事業提升到新的高度。
段先生于1984年出任敦煌研究院院長，這個時期也是敦煌藝術臨摹的黃金時期。
在段先生的組織領導下，敦煌研究院老中青三代美術人員結合整窟臨摹複制了一批洞窟，在國内外的展覽中盡顯敦煌藝術之美。
段先生特别重視敦煌石窟的保護工作，在他的倡導下，有損壁畫的印稿法臨摹被禁止，隻能用面壁寫生法臨摹。
在他的主持下，1987年，莫高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産委員會批準列入《世界文化遺産名錄》。
也是在他的領導下，我們開展國際合作，學習和引進了國際文化遺産保護的先進理念、先進技術、先進經驗，積極培養保護人才，逐步建立起自己的保護科研隊伍和實驗室，從過去對壁畫的搶救性保護走向科學保護，從局部保護走向本體和環境的整體保護。
段先生也看到了我們在敦煌學研究上的薄弱，他接任所長後提出，要迅速提高研究水平，逐步擴大敦煌文物研究的領域，逐步拿出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他自己率先垂範，夜以繼日撰寫研究文章，調動老中青三代研究人員的科研積極性，出了一批學術成果，還創辦了學術刊物《敦煌研究》。
段先生改變了敦煌學研究的核心主要是藏經洞文獻研究的認識，提出還應包括敦煌石窟的研究。
敦煌學研究中的敦煌石窟研究，也成為國際顯學的熱門，越來越多的國内外學者參與其中。
段先生帶領敦煌研究院的學者以及全國敦煌學界學者共同努力，改變了“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外國”的狀況。
段先生格外重視講解員的培訓。
因為那時候敦煌石窟已經正式對國内外遊客開放。
段先生認為敦煌石窟開放必須做好講解，沒有講解，遊客既看不懂，也看不好。
敦煌的講解員應該可以運用不同語言給外賓做講解。
20世紀80年代初，研究院招聘了一批青年人當講解員，段先生還親自為他們講課，也安排我和其他專業人員給講解員講課。
後來慢慢在敦煌研究院形成學者為講解員授課的制度。
學者們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介紹給講解員，以提升講解員的知識水平。
與此同時，還要求每個講解員要掌握一門外語。
敦煌石窟自1979年開放以後，開放接待效果較好，一直受到遊客的好評。
到80年代中期，也是在段先生的努力推動下，日本政府無償捐贈，建設了“敦煌石窟文物保護研究陳列中心”（即博物館），實現了段先生的願望。
他還多次積極推動到日本、法國、印度等國及中國香港和中國台灣地區舉辦敦煌藝術展，每次他還要配合展出做不同内容的敦煌講座，使敦煌藝術的對外影響不斷擴大。
總之，在段先生主持敦煌研究院工作期間，敦煌石窟的保護、研究和弘揚各項事業上了一個很大的台階，極大地推動了中國敦煌學的發展，使敦煌這個邊遠地區的小城為世界所矚目，這段時期是他人生最輝煌的一頁。
段文傑先生作為敦煌研究院的開創者之一，在極為艱苦的條件下，與常書鴻先生等前輩一道開創了敦煌石窟的保護研究事業。
段先生以他的一生诠釋了“堅守大漠、勇于擔當、甘于奉獻、開拓進取”的“莫高精神”。
很多人都知道段先生的一個夢。
90年代初，他住院期間在病榻上做過一個與敦煌飛天相遇的夢，那個夢太動人、太美好了！後來，他退居二線任名譽院長後，住到了蘭州他兒子那裡，據他兒子說他時常“鬧着”要回敦煌，不願在蘭州，時常做夢還在敦煌。
2006年，他再次回到敦煌，特别興奮，進了洞窟，精神抖擻地給陪同的人員滔滔不絕地講解。
見到我，反複叮囑我要把敦煌石窟保護好、研究透、弘揚好！段先生的心中有着根深蒂固的敦煌藝術和敦煌事業情結，他心中愛着敦煌、裝着敦煌、想着敦煌，一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段先生這一代莫高窟人總是讓我們想起孔子盛贊顔回的那段話：“一箪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
“莫高精神”的傑出典範 敦煌研究院的每一個人都知道“堅守大漠、勇于擔當、甘于奉獻、開拓進取”的“莫高精神”，段文傑先生就是“莫高精神”的傑出榜樣。
段文傑先生青年時代于重慶國立藝專求學五年，主攻國畫，得到了呂鳳子、陳之佛、傅抱石、李可染、黎雄才、潘天壽、林風眠等名師的真傳和指導。
20世紀40年代，他被張大千在重慶舉辦的“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覽”深深地吸引，決心畢業後就去敦煌一睹敦煌藝術的風采。
不料，他一到敦煌就沉醉在敦煌壁畫藝術的海洋，從此再沒有了離開的念頭。
莫高窟像磁鐵一樣把他吸引住了。
段先生經曆了20世紀40年代初創建的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50年代初改名的敦煌文物研究所、80年代擴建的敦煌研究院等各個時期。
他将一生奉獻給了敦煌，為敦煌藝術臨摹和研究，為推動敦煌學研究的前進，為促進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和弘揚各項事業的發展，為鑄就“莫高精神”，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1946年，抗日戰争勝利之後，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的多數藝術家都選擇了東返回家，唯有段先生和其他幾位青年學子追随常書鴻所長西去敦煌。
1947年和1948年，段文傑剛到不久，還與其他同事一起對莫高窟整體進行了一次編号和内容調查。
迄今為止，他們當時所做的洞窟編号被認為是最完整和最科學的。
段先生長期生活在天府之國的四川，來到荒漠戈壁，其生活反差之大可想而知。
當時的敦煌生活和工作條件都極其艱苦。
戈壁沙漠，風沙彌漫，冬天的氣溫在零下20攝氏度左右，卻沒有任何取暖設備。
他們當時住在破廟裡，無水無電，物質貧乏。
因為太冷，早上出被窩時眉毛胡子都會結霜。
50年代，段先生成了重點批鬥的對象，雖然沒有“戴上帽子”，卻被降了六級工資，株連妻子也丢了工作。
白天讓他進洞臨摹，晚上罰他參加重體力勞動。
他就是在這段時期完成了第217窟的《西方淨土變》的臨摹。
1958—1959年，段先生和其他幾位老先生整天都在勞動。
農業勞動是艱苦的，最艱苦的是他們被安排去石窟加固工程，搬大石頭。
平時還要每天清潔廁所，冬天廁所的糞便結冰，還得用鐵鍬甚至鋼釺清理。
這樣的重體力勞動一直持續到1963年，省裡派來了工作組進行調查，對段先生的問題做了平反處理，恢複了他的職務和工資。
在極不公正的境遇之下，段先生遭受着精神和生活的雙重壓力。
但他憑着堅忍的性格和無私的胸懷，始終沒有倒下，仍堅持自己熱愛的臨摹。
他說自己隻要進了洞，就會全然忘記了煩惱，内心一片平靜。
“文革”時期，段先生再一次受到沖擊，他被批鬥，被除名，最後下放農村。
但是他堅持思考和研究藝術與美學。
等到後來落實政策，他又回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時，他關于敦煌藝術的文章一篇又一篇地發表了出來，這些成果都是他在最困難的時期做出來的。
50年代，段先生擔任過一個時期的代所長，他主持的臨摹工作做得有聲有色。
80年代初，段先生接替常老，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第二任所長。
他不僅具有堅實的國畫基本功，在敦煌壁畫臨摹和敦煌藝術研究方面有很高的專業水平，而且有較強的行政工作能力。
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在工作中能堅持原則，不計以往個人得失。
“文革”期間難免會形成人與人之間的一些矛盾，但是段先生總能以寬廣的胸懷積極化解研究所同仁在曆史上形成的矛盾和隔閡，調動全所積極性，把敦煌保護、研究、弘揚各項事業提升到新的高度。
段先生于1984年出任敦煌研究院院長，這個時期也是敦煌藝術臨摹的黃金時期。
在段先生的組織領導下，敦煌研究院老中青三代美術人員結合整窟臨摹複制了一批洞窟，在國内外的展覽中盡顯敦煌藝術之美。
段先生特别重視敦煌石窟的保護工作，在他的倡導下，有損壁畫的印稿法臨摹被禁止，隻能用面壁寫生法臨摹。
在他的主持下，1987年，莫高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産委員會批準列入《世界文化遺産名錄》。
也是在他的領導下，我們開展國際合作，學習和引進了國際文化遺産保護的先進理念、先進技術、先進經驗，積極培養保護人才，逐步建立起自己的保護科研隊伍和實驗室，從過去對壁畫的搶救性保護走向科學保護，從局部保護走向本體和環境的整體保護。
段先生也看到了我們在敦煌學研究上的薄弱，他接任所長後提出，要迅速提高研究水平，逐步擴大敦煌文物研究的領域，逐步拿出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他自己率先垂範，夜以繼日撰寫研究文章，調動老中青三代研究人員的科研積極性，出了一批學術成果，還創辦了學術刊物《敦煌研究》。
段先生改變了敦煌學研究的核心主要是藏經洞文獻研究的認識，提出還應包括敦煌石窟的研究。
敦煌學研究中的敦煌石窟研究，也成為國際顯學的熱門，越來越多的國内外學者參與其中。
段先生帶領敦煌研究院的學者以及全國敦煌學界學者共同努力，改變了“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外國”的狀況。
段先生格外重視講解員的培訓。
因為那時候敦煌石窟已經正式對國内外遊客開放。
段先生認為敦煌石窟開放必須做好講解，沒有講解，遊客既看不懂，也看不好。
敦煌的講解員應該可以運用不同語言給外賓做講解。
20世紀80年代初，研究院招聘了一批青年人當講解員，段先生還親自為他們講課，也安排我和其他專業人員給講解員講課。
後來慢慢在敦煌研究院形成學者為講解員授課的制度。
學者們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介紹給講解員，以提升講解員的知識水平。
與此同時，還要求每個講解員要掌握一門外語。
敦煌石窟自1979年開放以後，開放接待效果較好，一直受到遊客的好評。
到80年代中期，也是在段先生的努力推動下，日本政府無償捐贈，建設了“敦煌石窟文物保護研究陳列中心”（即博物館），實現了段先生的願望。
他還多次積極推動到日本、法國、印度等國及中國香港和中國台灣地區舉辦敦煌藝術展，每次他還要配合展出做不同内容的敦煌講座，使敦煌藝術的對外影響不斷擴大。
總之，在段先生主持敦煌研究院工作期間，敦煌石窟的保護、研究和弘揚各項事業上了一個很大的台階，極大地推動了中國敦煌學的發展，使敦煌這個邊遠地區的小城為世界所矚目，這段時期是他人生最輝煌的一頁。
段文傑先生作為敦煌研究院的開創者之一，在極為艱苦的條件下，與常書鴻先生等前輩一道開創了敦煌石窟的保護研究事業。
段先生以他的一生诠釋了“堅守大漠、勇于擔當、甘于奉獻、開拓進取”的“莫高精神”。
很多人都知道段先生的一個夢。
90年代初，他住院期間在病榻上做過一個與敦煌飛天相遇的夢，那個夢太動人、太美好了！後來，他退居二線任名譽院長後，住到了蘭州他兒子那裡，據他兒子說他時常“鬧着”要回敦煌，不願在蘭州，時常做夢還在敦煌。
2006年，他再次回到敦煌，特别興奮，進了洞窟，精神抖擻地給陪同的人員滔滔不絕地講解。
見到我，反複叮囑我要把敦煌石窟保護好、研究透、弘揚好！段先生的心中有着根深蒂固的敦煌藝術和敦煌事業情結，他心中愛着敦煌、裝着敦煌、想着敦煌，一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段先生這一代莫高窟人總是讓我們想起孔子盛贊顔回的那段話：“一箪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