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生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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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貨膨脹發生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幾乎每個月物價都在漲，手裡有的鈔票很快就貶值了，市民非常恐慌。
所以一般市民每月一領到工資就全部用來購買生活必需品，這就導緻物價繼續急速飙升，市場價格一擡再擡。
那時候聽到弄堂裡的大人們叽裡呱啦，一般就是在抱怨柴米油鹽太貴，薪水太少，日子難過。
當時上海有很多失業人口、城市遊民，還有救濟機構的老弱病殘及婦孺，人數衆多。
城市遊民沒有正當職業，有的就以偷盜、搶劫、詐騙、賭博等不正當的方式謀生。
上海的文化事業一向是比較發達的，報紙、雜志、廣播和各類娛樂場所也比較多。
就報紙而言，有《申報》《新聞報》《大公報》等，日發行量逾十萬份，其他各類報紙也很多。
那時候還有很多電影院和劇院，收音機的使用也比較普及。
但是，上海的公共事業基本上是被外商壟斷的，比如美商開辦的電力公司控制着上海電力的供應，開辦的電話公司控制着上海舊公共租界、法租界及滬西越界築路區的電話；英商開辦的自來水公司、電車公司控制了公共租界的自來水供應和電車交通；法商開辦的電燈電車公司控制了法租界的電燈和電車交通；上海的對外交通也幾乎都被外商壟斷。
[3] 上海市民對于解放是擁護的。
在解放前夕，就有市民在街頭打出“歡迎人民解放軍解放上海”的橫幅。
我小時候常常聽到街上傳來歡迎解放軍渡江解放大上海的口号，比如“中國人民解放軍大舉渡江，上海人民翻身的日子到了！”“歡迎解放軍渡江，拯救人民，解放京滬杭，解放全中國！”“保存國家元氣，避免人民損失，要求按照北平辦法實行上海的真和平”等。
解放軍進城之後是非常強調紀律的，部隊在南下時早就強調過，良好的入城紀律就是給市民的見面禮。
所有部隊機關一律不準駐紮在工廠、醫院、學校和教堂；還要制定适合城市生活習慣的制度和規則。
解放軍戰士為了不幹擾市民的正常生活，晚上就露宿街頭，這讓上海的老百姓非常感動。
新中國成立前的上海街頭，還有餓死的乞丐，之後就看不到類似的事情了。
起初也出現過糧食緊張的情況，因為洋米不能進口，加上水稻收成不好，還有商人的投機活動，上海也一度出現過糧食危機。
當時中央就調集東北、華中地區的大米到上海，緩解上海的糧食危機。
不僅如此，上海市政府還為失業人員發放了救濟糧，不僅有工廠工人，還有街道的清掃工、推小車的苦力，還有碼頭和車站上扛貨的腳夫、水手、堂倌、店員、女工，以及開電車的、開火車的、三輪車夫、郵差等過去靠出賣勞動力謀生的底層勞動者。
新中國成立後，原來大街上的城市遊民、扒手、妓女、騙子、流氓幾乎都看不到了，偷盜、搶劫、敲詐、乞食、賭博、賣淫這些事情也沒有了。
所以，我感覺那時候上海人普遍比較陽光積極，大家都有一種建設新中國的信念。
那時的人就是愛國。
抗美援朝的時候，動員大家捐獻飛機大炮，大家都積極響應，我也參加了捐贈。
總的來說，那時城市面貌煥然一新，人們的精神面貌也煥然一新。
大家熱情高漲，整個社會給人欣欣向榮的感覺。
在這樣的一種社會風氣下，國家需要你去哪裡，你就願意去哪裡。
上海過去有一些著名的布店、建築公司，說是需要支援西北，很快就搬到西北去了。
1949年後，父親回到了上海食品工業設計院工作。
他本來做事就認真，工作起來格外賣力，到設計院之後就更加投入了。
因為他的英文好，水處理工作需要參考外文資料，于是他就給單位翻譯了很多外文資料。
他的專業是土木工程，我的印象中，他下班回家老在那兒彎腰畫圖紙，所以落下了腰疼的病，有時候患着病也還要堅持彎腰畫圖。
差一點死于小兒麻痹症 和其他孩子不一樣，我小時候特别愛吃肥肉，吃飯的時候就願意挑肥肉吃。
因為愛吃肥肉，所以長得比較胖，家裡人都叫我“小胖”。
我平時不怎麼愛說話，但是特别喜歡笑，見人就笑。
據家裡人後來回憶說，突然有一天，我的脖子腫起來，發燒生病了。
但是為了不吃那種病人吃的炒米粥，我就說自己沒有病，這樣就可以繼續吃我喜歡的肥肉。
這一吃就吃壞了。
醫生診斷後說要每天打針，但是根本不管用。
醫生說要等腫塊軟了以後再開刀。
我從小體質比較弱，母親怕我承受不了，更何況這麼小的女孩子脖子上開一刀多難看，于是就
所以一般市民每月一領到工資就全部用來購買生活必需品，這就導緻物價繼續急速飙升，市場價格一擡再擡。
那時候聽到弄堂裡的大人們叽裡呱啦，一般就是在抱怨柴米油鹽太貴，薪水太少，日子難過。
當時上海有很多失業人口、城市遊民，還有救濟機構的老弱病殘及婦孺，人數衆多。
城市遊民沒有正當職業，有的就以偷盜、搶劫、詐騙、賭博等不正當的方式謀生。
上海的文化事業一向是比較發達的，報紙、雜志、廣播和各類娛樂場所也比較多。
就報紙而言，有《申報》《新聞報》《大公報》等，日發行量逾十萬份，其他各類報紙也很多。
那時候還有很多電影院和劇院，收音機的使用也比較普及。
但是，上海的公共事業基本上是被外商壟斷的，比如美商開辦的電力公司控制着上海電力的供應，開辦的電話公司控制着上海舊公共租界、法租界及滬西越界築路區的電話；英商開辦的自來水公司、電車公司控制了公共租界的自來水供應和電車交通；法商開辦的電燈電車公司控制了法租界的電燈和電車交通；上海的對外交通也幾乎都被外商壟斷。
[3] 上海市民對于解放是擁護的。
在解放前夕，就有市民在街頭打出“歡迎人民解放軍解放上海”的橫幅。
我小時候常常聽到街上傳來歡迎解放軍渡江解放大上海的口号，比如“中國人民解放軍大舉渡江，上海人民翻身的日子到了！”“歡迎解放軍渡江，拯救人民，解放京滬杭，解放全中國！”“保存國家元氣，避免人民損失，要求按照北平辦法實行上海的真和平”等。
解放軍進城之後是非常強調紀律的，部隊在南下時早就強調過，良好的入城紀律就是給市民的見面禮。
所有部隊機關一律不準駐紮在工廠、醫院、學校和教堂；還要制定适合城市生活習慣的制度和規則。
解放軍戰士為了不幹擾市民的正常生活，晚上就露宿街頭，這讓上海的老百姓非常感動。
新中國成立前的上海街頭，還有餓死的乞丐，之後就看不到類似的事情了。
起初也出現過糧食緊張的情況，因為洋米不能進口，加上水稻收成不好，還有商人的投機活動，上海也一度出現過糧食危機。
當時中央就調集東北、華中地區的大米到上海，緩解上海的糧食危機。
不僅如此，上海市政府還為失業人員發放了救濟糧，不僅有工廠工人，還有街道的清掃工、推小車的苦力，還有碼頭和車站上扛貨的腳夫、水手、堂倌、店員、女工，以及開電車的、開火車的、三輪車夫、郵差等過去靠出賣勞動力謀生的底層勞動者。
新中國成立後，原來大街上的城市遊民、扒手、妓女、騙子、流氓幾乎都看不到了，偷盜、搶劫、敲詐、乞食、賭博、賣淫這些事情也沒有了。
所以，我感覺那時候上海人普遍比較陽光積極，大家都有一種建設新中國的信念。
那時的人就是愛國。
抗美援朝的時候，動員大家捐獻飛機大炮，大家都積極響應，我也參加了捐贈。
總的來說，那時城市面貌煥然一新，人們的精神面貌也煥然一新。
大家熱情高漲，整個社會給人欣欣向榮的感覺。
在這樣的一種社會風氣下，國家需要你去哪裡，你就願意去哪裡。
上海過去有一些著名的布店、建築公司，說是需要支援西北，很快就搬到西北去了。
1949年後，父親回到了上海食品工業設計院工作。
他本來做事就認真，工作起來格外賣力，到設計院之後就更加投入了。
因為他的英文好，水處理工作需要參考外文資料，于是他就給單位翻譯了很多外文資料。
他的專業是土木工程，我的印象中，他下班回家老在那兒彎腰畫圖紙，所以落下了腰疼的病，有時候患着病也還要堅持彎腰畫圖。
差一點死于小兒麻痹症 和其他孩子不一樣，我小時候特别愛吃肥肉，吃飯的時候就願意挑肥肉吃。
因為愛吃肥肉，所以長得比較胖，家裡人都叫我“小胖”。
我平時不怎麼愛說話，但是特别喜歡笑，見人就笑。
據家裡人後來回憶說，突然有一天，我的脖子腫起來，發燒生病了。
但是為了不吃那種病人吃的炒米粥，我就說自己沒有病，這樣就可以繼續吃我喜歡的肥肉。
這一吃就吃壞了。
醫生診斷後說要每天打針，但是根本不管用。
醫生說要等腫塊軟了以後再開刀。
我從小體質比較弱，母親怕我承受不了，更何況這麼小的女孩子脖子上開一刀多難看，于是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