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思想和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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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叫“革車”，坐在上面就不那麼硌了，再墊上厚墊子更舒服。
但孔子好像沒有過這麼奢華的馬車。
在馬車上行禮叫“轼”。
轼本來是車前面的扶手橫木，在車上表達敬意時，要身體立正，表情肅穆，兩手放在橫木上，所以叫“轼”。
一般進城門、街區門時，乘車人都要“轼”，以示敬意。
孔子乘車時見了穿喪服的、修城牆的，都要“轼”。
修築城牆的都是底層百姓，但他們是在給國家工作，所以貴族也應當表示敬意。
11 書和數，是書法和算數，也是實用技能，給貴族家當文書、賬房先生，這兩樣有用。
孔子以前給季氏家幹活，管倉庫，管牛羊，就是用這兩樣。
以上“六藝”，是孔子早期教學生的必修課，也是士的基本技能。
随着孔子和弟子們年齡越來越大，社會地位和學術水平越來越高，課程就提高到了“六經”。
或者說，孔子教弟子，前期主要是六藝，後期主要是“六經”，我們到孔子晚年再介紹“六經”。
世襲社會的規矩 孔子關心政治。
他那個時代，列國政治都有點亂了，孔子就希望重建政治秩序，他後來從政也是為了這目的。
孔子理想的政治秩序沒什麼新鮮的，就是周人滅商，建立王朝之後的“封建”秩序。
首先是周王（天子）和諸侯國的關系。
周王要有權威，國君們必須服從周王，定期去朝觐，為王室服務。
其次是諸侯國内部國君和貴族們的關系。
和周王與列國的關系類似，國君要有權威，貴族們服從國君。
但到春秋晚期，這兩層秩序都已經亂了。
周王指揮不了諸侯列國，被各諸侯國敬而遠之。
列國的國君，很多也指揮不了大貴族，少數大貴族變成了世襲寡頭，把國君控制得像傀儡。
孔子夢想把這兩層關系都正過來。
這套道理說起來沒人敢反對，但真正的掌權者卻都不願實踐：各諸侯國君，當然希望國内的貴族寡頭服從自己，但自己不願服從天子；貴族寡頭也一樣，希望家臣、百姓都老實聽自己的，自己卻不願聽國君的命令。
既得利益誰也不願放手。
孔子也有自知之明，知道周王和諸侯的關系太重大，牽扯太多，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不是他這代人能解決的，所以他重點關注國君和大貴族寡頭的關系，在魯國就是國君和三桓家族，希望三桓家族能退讓一些，把幾代人以來侵奪國君的權力、土地退出來一部分，上下有序，相安無事。
他後來從政，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幹這個。
孔子關于“禮”的言論，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講等級身份的區别：天子、諸侯和大夫、士這些世襲的貴族，都有和地位配套的待遇、禮儀，比如天子用“九鼎八簋”吃飯（鼎是裝肉食的，簋是裝糧食類主食的），天子死了，也用這套東西随葬。
諸侯是七鼎六簋，大夫是五鼎四簋，士是三鼎二簋……甚至坐的墊子有幾層，都有專門的規定，而且從生管到死，還要管到後人的祭祀。
孔子熱衷研究這一套禮儀規範，最反對下級僭越，使用上級的排場。
上面是統治階級内部的秩序，此外還有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關系：貴族和農民。
那時農民幾乎都是貴族家的私産，沒有屬于周王、國君的了。
在孔子看來，老百姓都是笨人，天生就是伺候貴族的，這是萬古不變的秩序。
他說，上層人聰明有文化，下層人愚蠢，這道理到哪兒都不會變；12治理老百姓，讓他們糊裡糊塗地聽話就可以了，不能讓他們太聰明；13都是這個意思。
窮人過日子困難，對富人（貴族）難免有仇富情緒，特别是那些跟貴族打交道多一些的，沒有了距離感和敬畏感。
孔子很擔心這種趨勢，他說，窮人要是喜歡暴力，仇視富人，就會出亂子，特别是在富人為富不仁的情況下。
14 在顔家莊長大的孔子最了解老百姓的心态，這關系到怎麼統治這些人。
古代的老百姓沒文化，一個共同點就是怕官府、怕老爺。
到了民國時候，阿Q上了大堂還不由自主膝蓋發軟，跪在地上。
所以孔子就教學生，你們以後當官，管老百姓，得端着架子，不能亂說亂笑，“君子不重，則不威”。
15有分量，有威風，才鎮得住老百姓。
現在看來有點滑稽。
但那時的老百姓就吃這一套。
别看阿Q那麼個小人物，他放膽鬧起來也很難纏。
要讓他老實聽話，就得闆着臉拍驚堂木，不行再打幾闆子。
孔子早年的弟子很多都是窮人，顔家莊的老鄉親。
孔子得教他們怎麼當上等人，當老爺。
那些闊學生，貴族子弟，不需要學這個，他們從小就有下人伺候，知道怎麼指使、駕馭下人，甚至比孔子還拿手。
中國後來的曆史，從戰國列國搞變法，基本消滅了貴族階級，專制君主直接統治黎民百姓，社會的階級劃分就不那麼明顯了，普通老百姓通過個人努力也能改變命運，進入官僚隊伍。
或者是底層造反、改朝換代，比如陳勝吳廣造反，高喊“王侯将相，甯有種乎”。
階級差别已經糊弄不了老百姓了。
再到隋唐，科舉制度建立，通過讀書考試改變命運，成了天經地義的事。
所以孔子時代的世襲階級觀念，在後世中國并不是主流。
但放到全球範圍來看，中國又是個特例，專制皇權和官僚機器成熟得太早了。
其他古代人類文明裡，身份世襲制度更普遍、更長久，一直持續到近代。
所以歐洲、日本的文化裡，老百姓都有安分知足的一面，能接受祖輩傳承下來的職業身份，“工匠精神”，改變命運的奢望不是那麼強烈，對社會上層也更尊重。
換中國人就不行，都欲望很大，想金榜題名或造反革命，變成達官顯貴——他們甯有種乎？ “仁”很簡單，也很複雜 孔子承認階級差别、高低貴賤，但在這個基礎上，他不主張貴族和統治者們為所欲為，而是号召他們對老百姓好一點，讓老百姓有條活路。
他提倡“仁”，具體到政治和階級關系上，就是号召貴族和當權者們别盤剝得太厲害，更别草菅人命。
這跟孔子的出身有關。
他童年時卑賤，在顔家莊的下層老百姓中長大，知道老百姓也是人，老百姓的日子不好過。
所以，他勸貴族們别太奢侈，因為奢侈要靠本錢，就得剝削老百姓。
他不光盡力幫顔家莊的老鄉親們改善生活，還同情整個窮人階級。
這種“仁政”觀念，戰國的孟子更加重視，到處宣傳。
戰國以後貴族階級沒有了，但皇權和專制國家機器更厲害，控制社會和聚斂财富的能力更強，所以“仁政”的觀念沒有過時，兩千多年的傳統社會裡，一直是主流意識形态。
另外，孔子“仁”的觀念，不局限在處理階級關系上，而是所有人互相打交道的準則。
它的道理最簡單，就是“愛人”，對别人好，和别人處好關系。
“仁”這個字的字形，就是兩個人形。
但一味地好也不可能，還要有具體操作的方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6。
你希望别人怎麼對待你，你就怎麼對待别人。
其他的一切人與人相處的準則，都可以從這一條推導出來。
比如，你想升官發财過好日子，你就應該盡量幫别人升官發财過好日子。
孔子稱這是“能近取譬”，就是從自己的心态裡面，揣摩出别人的心态和需求來，盡量幫助别人。
17 這種思想方法看起來太簡單，但它還真是中國古代文明的獨家特色。
因為其他的人類古文明多是宗教文明，人和人相處的原則都要靠“神的戒律”來确定。
比如，人不能偷東西，在基督教的《舊約》裡面，這是上帝發布的戒律；在伊斯蘭教中，是先知穆罕默德傳達的真主的戒律；佛教裡面，是佛祖釋迦牟尼頒布的。
這些宗教的信徒，就不用問人為啥不能偷東西，這是神賜的經書裡寫的，你照着做就行了。
但按照孔子的思路就是：你不希望别人偷你的東西，那你就别去偷别人的東西。
其他的各種道德戒律，或者說法律原則，都是這麼推導的。
國家的政權運作，或者貴族對封地百姓的管理，都應該貫徹這套道德和法律原則。
在沒有“神”這個立法者的前提下，孔子提供了非常簡單而高明的社會規範來源。
信宗教的人總是擔心：不信神的人，沒有神的教導，豈不是要為所欲為，沒有顧忌了？其實他們沒能理解到這一層。
孔子有時拿這種論證方法給大貴族講道理。
比如他晚年的時候，季氏族長季康子向孔子抱怨：最近老百姓結夥犯罪的案子越來越多了，社會沒有安全感，該怎麼辦？ 孔子說：這些人偷的、搶的，都是值錢的東西吧，這些東西您也喜歡啊。
那些您不感興趣的東西，賊人也沒興趣，就算白給，他們也不會要的。
18 孔子這麼說，是在提醒季康子，你們季家聚斂的财富太多了，所以有些老百姓日子就過不下去了，隻能铤而走險去犯罪。
你如果有點大局觀念，别搜刮那麼厲害，讓老百姓有條活路，他們也不至于走到這一步。
這種論證方法，正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路。
可以說，從人性的層面，孔子的“仁”已經認可了所有人在情感、價值方面都是平等的，這麼推論下去，就會是人人平等的社會理念。
但孔子又認為，人的理智和道德水準有差别，他覺得這代表了貴族和百姓的差别，所以希望階級的劃分依舊存在下去。
好像有點矛盾？但也正常。
任何一種試圖指導社會的思想或者宗教，都會有點自相矛盾的地方，因為社會本身太複雜了。
孔子親曆了農民（農奴）和貴族兩種身份、兩種生活，這是春秋時期一般人難有的經曆。
所以他對兩者都有一點理解和同情，希望做個溝通的紐帶，兩者之間的調停人。
這是樂觀的立場。
但搞不好的話，他會兩頭不讨好，兩面不是人。
貴族社會難以真正接納他，追求全面平等的人又會批判他。
仁的道理說起來簡單，但真的做起來，就沒有止境了。
因為它不像宗教戒律，哪些事情不能幹，一二三四寫得很清楚，照着做也不難，标準明确。
但“仁”就不行了，它是活的、動态的，你接觸的每一個人，個性、愛好和道德觀念可能都不一樣，要在這些“變數”裡面掌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則，當然不那麼容易。
而且還有個問題，就是“己之所欲”，是不是一定要“施于人”？自己喜歡的，是不是一定要和别人分享？有些宗教或意識形态的信徒就有這理念，覺得我這東西太好了，是唯一正确的，一定要跟你分享才行；跟你說了你還不信，那你就是異端……孔子的“仁”也處理不了這種具體問題。
所以孔子從來不說誰能完全貫徹“仁”。
他首先說：我不是聖人、仁人。
他最喜歡的學生是顔回（
但孔子好像沒有過這麼奢華的馬車。
在馬車上行禮叫“轼”。
轼本來是車前面的扶手橫木，在車上表達敬意時，要身體立正，表情肅穆，兩手放在橫木上，所以叫“轼”。
一般進城門、街區門時，乘車人都要“轼”，以示敬意。
孔子乘車時見了穿喪服的、修城牆的，都要“轼”。
修築城牆的都是底層百姓，但他們是在給國家工作，所以貴族也應當表示敬意。
11 書和數，是書法和算數，也是實用技能，給貴族家當文書、賬房先生，這兩樣有用。
孔子以前給季氏家幹活，管倉庫，管牛羊，就是用這兩樣。
以上“六藝”，是孔子早期教學生的必修課，也是士的基本技能。
随着孔子和弟子們年齡越來越大，社會地位和學術水平越來越高，課程就提高到了“六經”。
或者說，孔子教弟子，前期主要是六藝，後期主要是“六經”，我們到孔子晚年再介紹“六經”。
世襲社會的規矩 孔子關心政治。
他那個時代，列國政治都有點亂了，孔子就希望重建政治秩序，他後來從政也是為了這目的。
孔子理想的政治秩序沒什麼新鮮的，就是周人滅商，建立王朝之後的“封建”秩序。
首先是周王（天子）和諸侯國的關系。
周王要有權威，國君們必須服從周王，定期去朝觐，為王室服務。
其次是諸侯國内部國君和貴族們的關系。
和周王與列國的關系類似，國君要有權威，貴族們服從國君。
但到春秋晚期，這兩層秩序都已經亂了。
周王指揮不了諸侯列國，被各諸侯國敬而遠之。
列國的國君，很多也指揮不了大貴族，少數大貴族變成了世襲寡頭，把國君控制得像傀儡。
孔子夢想把這兩層關系都正過來。
這套道理說起來沒人敢反對，但真正的掌權者卻都不願實踐：各諸侯國君，當然希望國内的貴族寡頭服從自己，但自己不願服從天子；貴族寡頭也一樣，希望家臣、百姓都老實聽自己的，自己卻不願聽國君的命令。
既得利益誰也不願放手。
孔子也有自知之明，知道周王和諸侯的關系太重大，牽扯太多，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不是他這代人能解決的，所以他重點關注國君和大貴族寡頭的關系，在魯國就是國君和三桓家族，希望三桓家族能退讓一些，把幾代人以來侵奪國君的權力、土地退出來一部分，上下有序，相安無事。
他後來從政，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幹這個。
孔子關于“禮”的言論，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講等級身份的區别：天子、諸侯和大夫、士這些世襲的貴族，都有和地位配套的待遇、禮儀，比如天子用“九鼎八簋”吃飯（鼎是裝肉食的，簋是裝糧食類主食的），天子死了，也用這套東西随葬。
諸侯是七鼎六簋，大夫是五鼎四簋，士是三鼎二簋……甚至坐的墊子有幾層，都有專門的規定，而且從生管到死，還要管到後人的祭祀。
孔子熱衷研究這一套禮儀規範，最反對下級僭越，使用上級的排場。
上面是統治階級内部的秩序，此外還有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關系：貴族和農民。
那時農民幾乎都是貴族家的私産，沒有屬于周王、國君的了。
在孔子看來，老百姓都是笨人，天生就是伺候貴族的，這是萬古不變的秩序。
他說，上層人聰明有文化，下層人愚蠢，這道理到哪兒都不會變；12治理老百姓，讓他們糊裡糊塗地聽話就可以了，不能讓他們太聰明；13都是這個意思。
窮人過日子困難，對富人（貴族）難免有仇富情緒，特别是那些跟貴族打交道多一些的，沒有了距離感和敬畏感。
孔子很擔心這種趨勢，他說，窮人要是喜歡暴力，仇視富人，就會出亂子，特别是在富人為富不仁的情況下。
14 在顔家莊長大的孔子最了解老百姓的心态，這關系到怎麼統治這些人。
古代的老百姓沒文化，一個共同點就是怕官府、怕老爺。
到了民國時候，阿Q上了大堂還不由自主膝蓋發軟，跪在地上。
所以孔子就教學生，你們以後當官，管老百姓，得端着架子，不能亂說亂笑，“君子不重，則不威”。
15有分量，有威風，才鎮得住老百姓。
現在看來有點滑稽。
但那時的老百姓就吃這一套。
别看阿Q那麼個小人物，他放膽鬧起來也很難纏。
要讓他老實聽話，就得闆着臉拍驚堂木，不行再打幾闆子。
孔子早年的弟子很多都是窮人，顔家莊的老鄉親。
孔子得教他們怎麼當上等人，當老爺。
那些闊學生，貴族子弟，不需要學這個，他們從小就有下人伺候，知道怎麼指使、駕馭下人，甚至比孔子還拿手。
中國後來的曆史，從戰國列國搞變法，基本消滅了貴族階級，專制君主直接統治黎民百姓，社會的階級劃分就不那麼明顯了，普通老百姓通過個人努力也能改變命運，進入官僚隊伍。
或者是底層造反、改朝換代，比如陳勝吳廣造反，高喊“王侯将相，甯有種乎”。
階級差别已經糊弄不了老百姓了。
再到隋唐，科舉制度建立，通過讀書考試改變命運，成了天經地義的事。
所以孔子時代的世襲階級觀念，在後世中國并不是主流。
但放到全球範圍來看，中國又是個特例，專制皇權和官僚機器成熟得太早了。
其他古代人類文明裡，身份世襲制度更普遍、更長久，一直持續到近代。
所以歐洲、日本的文化裡，老百姓都有安分知足的一面，能接受祖輩傳承下來的職業身份，“工匠精神”，改變命運的奢望不是那麼強烈，對社會上層也更尊重。
換中國人就不行，都欲望很大，想金榜題名或造反革命，變成達官顯貴——他們甯有種乎？ “仁”很簡單，也很複雜 孔子承認階級差别、高低貴賤，但在這個基礎上，他不主張貴族和統治者們為所欲為，而是号召他們對老百姓好一點，讓老百姓有條活路。
他提倡“仁”，具體到政治和階級關系上，就是号召貴族和當權者們别盤剝得太厲害，更别草菅人命。
這跟孔子的出身有關。
他童年時卑賤，在顔家莊的下層老百姓中長大，知道老百姓也是人，老百姓的日子不好過。
所以，他勸貴族們别太奢侈，因為奢侈要靠本錢，就得剝削老百姓。
他不光盡力幫顔家莊的老鄉親們改善生活，還同情整個窮人階級。
這種“仁政”觀念，戰國的孟子更加重視，到處宣傳。
戰國以後貴族階級沒有了，但皇權和專制國家機器更厲害，控制社會和聚斂财富的能力更強，所以“仁政”的觀念沒有過時，兩千多年的傳統社會裡，一直是主流意識形态。
另外，孔子“仁”的觀念，不局限在處理階級關系上，而是所有人互相打交道的準則。
它的道理最簡單，就是“愛人”，對别人好，和别人處好關系。
“仁”這個字的字形，就是兩個人形。
但一味地好也不可能，還要有具體操作的方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6。
你希望别人怎麼對待你，你就怎麼對待别人。
其他的一切人與人相處的準則，都可以從這一條推導出來。
比如，你想升官發财過好日子，你就應該盡量幫别人升官發财過好日子。
孔子稱這是“能近取譬”，就是從自己的心态裡面，揣摩出别人的心态和需求來，盡量幫助别人。
17 這種思想方法看起來太簡單，但它還真是中國古代文明的獨家特色。
因為其他的人類古文明多是宗教文明，人和人相處的原則都要靠“神的戒律”來确定。
比如，人不能偷東西，在基督教的《舊約》裡面，這是上帝發布的戒律；在伊斯蘭教中，是先知穆罕默德傳達的真主的戒律；佛教裡面，是佛祖釋迦牟尼頒布的。
這些宗教的信徒，就不用問人為啥不能偷東西，這是神賜的經書裡寫的，你照着做就行了。
但按照孔子的思路就是：你不希望别人偷你的東西，那你就别去偷别人的東西。
其他的各種道德戒律，或者說法律原則，都是這麼推導的。
國家的政權運作，或者貴族對封地百姓的管理，都應該貫徹這套道德和法律原則。
在沒有“神”這個立法者的前提下，孔子提供了非常簡單而高明的社會規範來源。
信宗教的人總是擔心：不信神的人，沒有神的教導，豈不是要為所欲為，沒有顧忌了？其實他們沒能理解到這一層。
孔子有時拿這種論證方法給大貴族講道理。
比如他晚年的時候，季氏族長季康子向孔子抱怨：最近老百姓結夥犯罪的案子越來越多了，社會沒有安全感，該怎麼辦？ 孔子說：這些人偷的、搶的，都是值錢的東西吧，這些東西您也喜歡啊。
那些您不感興趣的東西，賊人也沒興趣，就算白給，他們也不會要的。
18 孔子這麼說，是在提醒季康子，你們季家聚斂的财富太多了，所以有些老百姓日子就過不下去了，隻能铤而走險去犯罪。
你如果有點大局觀念，别搜刮那麼厲害，讓老百姓有條活路，他們也不至于走到這一步。
這種論證方法，正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路。
可以說，從人性的層面，孔子的“仁”已經認可了所有人在情感、價值方面都是平等的，這麼推論下去，就會是人人平等的社會理念。
但孔子又認為，人的理智和道德水準有差别，他覺得這代表了貴族和百姓的差别，所以希望階級的劃分依舊存在下去。
好像有點矛盾？但也正常。
任何一種試圖指導社會的思想或者宗教，都會有點自相矛盾的地方，因為社會本身太複雜了。
孔子親曆了農民（農奴）和貴族兩種身份、兩種生活，這是春秋時期一般人難有的經曆。
所以他對兩者都有一點理解和同情，希望做個溝通的紐帶，兩者之間的調停人。
這是樂觀的立場。
但搞不好的話，他會兩頭不讨好，兩面不是人。
貴族社會難以真正接納他，追求全面平等的人又會批判他。
仁的道理說起來簡單，但真的做起來，就沒有止境了。
因為它不像宗教戒律，哪些事情不能幹，一二三四寫得很清楚，照着做也不難，标準明确。
但“仁”就不行了，它是活的、動态的，你接觸的每一個人，個性、愛好和道德觀念可能都不一樣，要在這些“變數”裡面掌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則，當然不那麼容易。
而且還有個問題，就是“己之所欲”，是不是一定要“施于人”？自己喜歡的，是不是一定要和别人分享？有些宗教或意識形态的信徒就有這理念，覺得我這東西太好了，是唯一正确的，一定要跟你分享才行；跟你說了你還不信，那你就是異端……孔子的“仁”也處理不了這種具體問題。
所以孔子從來不說誰能完全貫徹“仁”。
他首先說：我不是聖人、仁人。
他最喜歡的學生是顔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