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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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雲·上海母親口述
“我不甘心沉淪，掙紮着不願被巨浪吞沒，求生必須劃到彼岸，我沒有學會在激流中遊泳，覺得筋疲力盡，忽而沉下，忽而浮起，需要切實的援手，來拉我一把。
” “去年一年痛苦，原想今年會好些，但讓我失望。
如果他能回來，我什麼都不怕了，拙筆不能道出我心情之萬一。
” 一 我曾名姚志新，一九二七年生于上海南市“篾竹弄”。
記得我年過五十時，母親對我說：“小時候你真壞，帶你到浦東‘烊金子’，兩三歲左右，抱也抱不動，讓你走一段，一定要抱，甚至自己走回原地，再抱着走。
” 我母親一八九八年生于南京，籍貫安徽銅陵。
曾外祖父在“太平天國”當差，據說由洪秀全做媒指婚。
印象裡，我外婆對“長毛”很反感，當年百姓吃觀音土，普通人家吓唬孩子就講：“長毛來了，長毛來了！”天朝江河日下，曾外祖父曉得難以長久，在城外置了地，每天用荷葉水洗臉，面色發黃，佯裝病故，最後用“脫底棺材”擡出城外，抽底脫逃，從此以種植桃李為生。
到我母親這一輩，她是家中最小的女兒，在私塾讀過了《女兒經》，也算識字，上有兩個姐姐，兄長開過扇子店。
父兄死後，家道中落，大姐嫁在江甯縣，二姐嫁到南京白下路陳家。
一九一四年，母親随我外婆從南京來滬謀生，舉目無親，住西藏中路愛文義路（今北京西路）旅店（現為大觀園某服務部），母親想出去做工，店主桑榮卿見她面貌端正，十分勤奮，就給我父親做了媒。
當時我父親三十二歲，喪偶（無子女），母親十七歲，兩人相差十五歲。
一九一五年，他們結為夫妻。
我父親生于一八八三年，祖籍浙江慈溪，後遷莊橋，讀過兩年私塾，十三虛歲在甯波銀樓當學徒，白天打雜，晚上練字、練算盤。
冬天河面結冰，手上凍瘡潰爛，常黏住衣袖。
幾年後，他輾轉來到上海，在南市小東門大同行“老慶雲”銀樓當夥計。
銀樓業按資本大小，加入“大同行”“新同行”“小同行”等同業公會（滬上“大同行”：裘天寶、楊慶和、老鳳祥、老慶雲、方久霞）。
本家“三阿伯”是大同行“楊慶和”銀樓“阿大先生”（即經理），事業有成，買下了南市多間住房，個子矮，人稱“小小阿伯”；我父親排行四，個子高，侄輩稱他“長長阿伯”。
我外婆一口南京話，母親婚後随我父親講甯波上海話（當時上海話的“我”，曾是本地話“伲”—“我們”即“我伲”，之後“伲”就消失了，統一為甯波話“阿拉”）。
住南市篾竹弄，父親住店，隻能在春節回家住幾天，外婆和母親平時做零活，搭火柴盒，“撬力頭”（衣服縫邊）貼補家用。
以後，我父親做了銀樓“跑街”，攜帶金銀首飾，進出上海大小公館，給小姐太太看貨。
等我出生的一九二七年，銀樓老闆去世，因小老闆幼時頑皮被我父親打過，上任後就報複“回頭生意”—大年初四，銀樓業都要祭拜“接财神”，當晚沒叫到名字的夥計，意味着“卷鋪蓋”回家—我父親失業了。
父親那時想開一家小煙紙店，但母親不允說：“我不願天天掮‘牌門闆’。
”—以前的商鋪沒卷簾門，每晚要插上一整排活動門闆，白天脫卸。
我父親四十四歲，已經在銀樓做了三十二年，經驗豐富，決定重操舊業，花費兩千銀元，在提籃橋茂海路（今海門路）“鳳生裡”，開了“廉記老寶鳳”銀樓，初期借了底樓的兩開間店面，樓上住“羅宋”（白俄）人，之後租下了二樓—這是父親一生的轉折點，他當了老闆。
“老寶鳳”經營金銀飾品，也售賣銀盾、銀壺、銀果盤、碗筷盆盤、福祿壽三星、彌勒佛等各式銀件，兼收購、修複金銀器件，此外的金銀鎖片、項鍊、嵌寶戒、手镯、嬰兒響鈴等技術複雜的品項，都需進貨。
收購的戒指、镯頭等等不便熔化，都是請制作行代辦，以後就能自烊了。
全家住二樓前面兩間加一個後樓，雙亭子間當作坊，自制普通“小黃魚”（金條）、“韭菜”戒、印戒（刻名字）、線戒，戒内刻有“足赤”及店名字樣，貼有标明份量的小紅紙。
也接受首飾的加工修理，金匠锉下的金、銀屑粉末、洗手留的“垃圾”都值錢，有專人上門來收。
“鳳生裡”是位于今長治路、東大名路之間的一大片典型上海弄堂，兩個出口，“老寶鳳”近第一個弄口，大門左右設玻璃櫥窗，陳列大型銀器，進門幾步有櫃台，賬台略高，左首有玻璃台面“抛馬櫥”，陳列“非足赤”、紅藍寶石的“嵌寶戒”等飾件，由顧客選看。
店夥計是一對兄弟，名金如意、金如海，包括學徒，都按規矩住店，每晚取出櫃櫥内被褥，睡店堂“打地鋪”。
店後一小間客堂有窗，通“鳳生裡”。
後門
” “去年一年痛苦，原想今年會好些，但讓我失望。
如果他能回來，我什麼都不怕了，拙筆不能道出我心情之萬一。
” 一 我曾名姚志新，一九二七年生于上海南市“篾竹弄”。
記得我年過五十時，母親對我說：“小時候你真壞，帶你到浦東‘烊金子’，兩三歲左右，抱也抱不動，讓你走一段，一定要抱，甚至自己走回原地，再抱着走。
” 我母親一八九八年生于南京，籍貫安徽銅陵。
曾外祖父在“太平天國”當差，據說由洪秀全做媒指婚。
印象裡，我外婆對“長毛”很反感，當年百姓吃觀音土，普通人家吓唬孩子就講：“長毛來了，長毛來了！”天朝江河日下，曾外祖父曉得難以長久，在城外置了地，每天用荷葉水洗臉，面色發黃，佯裝病故，最後用“脫底棺材”擡出城外，抽底脫逃，從此以種植桃李為生。
到我母親這一輩，她是家中最小的女兒，在私塾讀過了《女兒經》，也算識字，上有兩個姐姐，兄長開過扇子店。
父兄死後，家道中落，大姐嫁在江甯縣，二姐嫁到南京白下路陳家。
一九一四年，母親随我外婆從南京來滬謀生，舉目無親，住西藏中路愛文義路（今北京西路）旅店（現為大觀園某服務部），母親想出去做工，店主桑榮卿見她面貌端正，十分勤奮，就給我父親做了媒。
當時我父親三十二歲，喪偶（無子女），母親十七歲，兩人相差十五歲。
一九一五年，他們結為夫妻。
我父親生于一八八三年，祖籍浙江慈溪，後遷莊橋，讀過兩年私塾，十三虛歲在甯波銀樓當學徒，白天打雜，晚上練字、練算盤。
冬天河面結冰，手上凍瘡潰爛，常黏住衣袖。
幾年後，他輾轉來到上海，在南市小東門大同行“老慶雲”銀樓當夥計。
銀樓業按資本大小，加入“大同行”“新同行”“小同行”等同業公會（滬上“大同行”：裘天寶、楊慶和、老鳳祥、老慶雲、方久霞）。
本家“三阿伯”是大同行“楊慶和”銀樓“阿大先生”（即經理），事業有成，買下了南市多間住房，個子矮，人稱“小小阿伯”；我父親排行四，個子高，侄輩稱他“長長阿伯”。
我外婆一口南京話，母親婚後随我父親講甯波上海話（當時上海話的“我”，曾是本地話“伲”—“我們”即“我伲”，之後“伲”就消失了，統一為甯波話“阿拉”）。
住南市篾竹弄，父親住店，隻能在春節回家住幾天，外婆和母親平時做零活，搭火柴盒，“撬力頭”（衣服縫邊）貼補家用。
以後，我父親做了銀樓“跑街”，攜帶金銀首飾，進出上海大小公館，給小姐太太看貨。
等我出生的一九二七年，銀樓老闆去世，因小老闆幼時頑皮被我父親打過，上任後就報複“回頭生意”—大年初四，銀樓業都要祭拜“接财神”，當晚沒叫到名字的夥計，意味着“卷鋪蓋”回家—我父親失業了。
父親那時想開一家小煙紙店，但母親不允說：“我不願天天掮‘牌門闆’。
”—以前的商鋪沒卷簾門，每晚要插上一整排活動門闆，白天脫卸。
我父親四十四歲，已經在銀樓做了三十二年，經驗豐富，決定重操舊業，花費兩千銀元，在提籃橋茂海路（今海門路）“鳳生裡”，開了“廉記老寶鳳”銀樓，初期借了底樓的兩開間店面，樓上住“羅宋”（白俄）人，之後租下了二樓—這是父親一生的轉折點，他當了老闆。
“老寶鳳”經營金銀飾品，也售賣銀盾、銀壺、銀果盤、碗筷盆盤、福祿壽三星、彌勒佛等各式銀件，兼收購、修複金銀器件，此外的金銀鎖片、項鍊、嵌寶戒、手镯、嬰兒響鈴等技術複雜的品項，都需進貨。
收購的戒指、镯頭等等不便熔化，都是請制作行代辦，以後就能自烊了。
全家住二樓前面兩間加一個後樓，雙亭子間當作坊，自制普通“小黃魚”（金條）、“韭菜”戒、印戒（刻名字）、線戒，戒内刻有“足赤”及店名字樣，貼有标明份量的小紅紙。
也接受首飾的加工修理，金匠锉下的金、銀屑粉末、洗手留的“垃圾”都值錢，有專人上門來收。
“鳳生裡”是位于今長治路、東大名路之間的一大片典型上海弄堂，兩個出口，“老寶鳳”近第一個弄口，大門左右設玻璃櫥窗，陳列大型銀器，進門幾步有櫃台，賬台略高，左首有玻璃台面“抛馬櫥”，陳列“非足赤”、紅藍寶石的“嵌寶戒”等飾件，由顧客選看。
店夥計是一對兄弟，名金如意、金如海，包括學徒，都按規矩住店，每晚取出櫃櫥内被褥，睡店堂“打地鋪”。
店後一小間客堂有窗，通“鳳生裡”。
後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