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裡
關燈
小
中
大
一
一九四四年底，經組織同意，蕭心正運用我父親表兄蔡公弼的關系，通過杭州僞監獄長邢源堂采取“重病保外治療”方式（沒任何政治手續），得以出獄。
但時過不久，蕭心正即于蘇州被捕。
我父親隻能隐蔽于赫德路居士林“覺園”沈癡雲處，“度過了最凄涼的1944年除夕”。
之後，他在汪僞宣傳部電影檢查委員會工作，不久接到通知，奉調淮南根據地情報部，接受組織審查—也是在得信的當日，他收到了黎裡老家的來信—他的父親，我的祖父，五天前在黎裡老宅去世了。
他即趕回黎裡料理喪事，從我祖母口中得知，我祖父去杭州探監的那次，正是家裡最拮據的時候，去杭州沒有車費，還要住旅館，祖父不想來，可我祖母催得急，無奈中即向富裕的大女兒（我大姑母）借五至十元路費救急，不料被她一口回絕。
對此，我祖父的傷心和憤懑可想而知，最後不知從哪裡弄了幾塊錢，來杭匆匆見我父親一面，這一面，終究無法讓老人釋懷，回到黎裡就卧床不起了，最後是無錢求醫買藥，在貧病交迫中告别了這個世界。
父親說，當年你大姑母出嫁時，家境尚可，嫁妝豐厚，夫家也很富足，隻是她自小驕橫吝啬，平素隻愛打扮自己，婚後常去蘇州遊玩。
這次對我祖父的求援竟然坐視不救：“她是家裡最受寵愛的大女兒，卻這樣沒有天良……”他在黎裡忙完了喪事，特意上門痛罵了大姑母一頓，從那時至今的數十年裡，他與這個大姐徹底斷絕了來往。
[父親緻馬希仁信] 鄙人吃官司，先嚴聞訊急得失魂落魄。
事為蘇州我姑丈所知，也非常憂慮，生怕兇多吉少。
姑丈是書香之家，幼年由老太爺授《易經》，所以會算命。
另外我的大姐夫是黎裡鎮淩甘伯長子，父子倆也都讀易，而且都會八字算命甚至看風水。
抗戰結束我到蘇州，姑丈說，你被東洋人捉去後，我同你算過一命（我的生辰八字，姑丈都知道），真是奇怪，這一年你命裡正是“天克地沖”。
接着他呆呆地說：“玖生（我乳名），當時我排一排，你的命真不怎麼樣……”似乎不勝扼腕之意。
俗語說：“天克地沖，銀絲挂鐘。
”危險倒是真的，然而他沒有排出解放後我的災星。
“不怎麼樣”倒是千準萬确地算中了。
祖父去世時父親佩黑紗照，1945年。
1945年，回滬後在靜安寺路一大宅所攝。
襄陽公園，1948年。
照片後題：“翹首雲天，憂從中來。
” 禍患踵至，幽明互映，是這代人運命“不勝扼腕”的尋常…… [《我的一個世紀》/董竹君] ……1945年初夏有天清早，我正在凡爾登花園家裡二樓卧室梳洗時，張錫祺的弟弟忽然來家告訴我，張錫祺和住在該院的樓上的黨員劉之光（真名吳成風）及劉之光介紹到該院挂号處當事務員的女黨員黃英三人一起被日本特務逮捕了，關禁在四川路日本憲兵隊。
我聽了很着急。
忽然想起林醫生曾告訴過我：他有個日本病人是日本憲兵隊長，叫金井……開始金井闆着臉不言語……我們送給金井金币四十元，白蘭地酒兩瓶，并請他吃飯。
經過一個多月，張錫祺等三人由林醫生做擔保人都搭救了出來，據聞張錫祺等三人和台盟有關。
（父親為此文加注） 吳成風，為吳成方，又名劉國光，1925年黨員，屬社會部，已故，終年九十二歲。
張錫祺兄弟倆在今淮安路江甯路（戈登路）口開設光華眼科醫院為掩護，從事黨的情報工作，有日本方面的聯系。
吳成方常去見面。
黃英，解放後在北京安全部工作，1942年時用名黃悅蘭，沈靜文是她丈夫，解放後在新華社工作，已故。
如今讀到父親接赴淮南審查指令直至成行細節，除特殊的隐蔽色彩外，頗有運命無定的漂泊感。
[父親《申訴報告》/六十年代第N次] A……某日于霞飛路（引注：今淮海中路）複興咖啡館見張靜林（黨内稱“張胖”[8]），通知去淮南根據地“加強學習”一事。
B後一日，在霞飛路善鐘路（引注：今常熟路）口電車站與潘秋江聯系，潘告訴了下一次聯系地點及暗号。
C……去地地斯咖啡館，“張胖”問有何困難，答一切準備好了。
D……同何犖接上聯系，此次由何帶到淮南華中情報部。
在淮南華中情報部，經過多次談話審查，包括彙報“被捕出獄經過”，終告結束。
部長潘漢年此時去了延安，由城工部長劉長勝（兼）做了審查結論：“你的報告曾山同志也看了，我們認為你在被捕後的表現是好的，經過了黨的考驗。
” 并無書面結論—應與當年環境有關，包括返滬後他與領導人劉人壽接上了聯系，同樣無需和平時代的組織介紹信。
[《一切已歸平靜》/原載于《生活月刊》/金宇澄] ……他年輕，他的活力神奇抵禦了嚴重的疾病，恢複年輕人的體魄和風貌……日本宣布投降的那天晚上，是他和朋友慶祝勝利的狂歡之夜，一群青年人開懷痛飲，在路上漫無目的閑逛，高聲談笑，無所顧忌，陶醉中走近西區，已是子夜了，看見附近綠樹叢中某幢大洋房，通體燈光雪亮，門窗大開，頓悟這是某大漢奸的宅第，于是大搖大擺推開鑄鐵院門，進入這所大房子，滿地狼藉，宅主顯然已逃匿，貓狗全無蹤影，淩亂的大菜間裡有幾箱洋酒，衆人打開箱蓋，人手一瓶，巨大枝型吊燈照耀着一張張年輕人光彩奪目的面孔，于是歌唱起來，聲震屋宇，一直鬧到東方既白，一個個醉倒在細木地闆的波斯地毯上。
等下午醒來，這幢折衷主義風格的豪宅仍不見一個人影，隻有花園裡小鳥在鳴叫。
他不會知道，他的命運人生，将長期糾纏于“審判口供”最終數行的問答中： …… 問：你今後幹什麼？ 答：回《先導》去。
問：今後願為南京政府做和平文化工作麼？ 答：願做和平文化工作。
一九五五年，他因涉“潘漢年案”被隔離審查。
直至該年九月始審被捕變節，審理者打開他當年的全部供詞，抽取最後的這幾句問答，當即認定他“叛變”。
[父親《申訴報告》/一九六二年第N次] 我第一次寫了檢查，反映我的抵觸情緒，下一日，負責審查的俞平原同志見了我，劈頭大罵我是“叛徒”。
他對我說：“不老老實實承認，就逮捕！”我搞過運動，估計在那種情況下确有可能，不敢理直氣壯地再與他頂（已經頂過一次了），被逼寫第二次檢查，也孤立地就一句供詞承認背叛了黨。
其實就這份檢查中，如果細心研究，一面強調被捕後絕無叛變行為，另一面卻突然承認錯誤，這是矛盾的，但是俞平原同志并無覺察，不幾天，就把我逮捕了…… 處理結論其一：也即“被捕變節”。
某負責人說：“我們說你是變節，你說沒有失節，現在又不好向日本人調查……” 經過他數度申訴，一九五八年的“初稿結論”改為：“被捕失節。
” 經他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五年N次的申訴，結論略改為：“被捕後表現消沉”與“極不負責。
” [《明室》（三十六節：“證實”）/羅蘭·巴特] ……自己不能證實自己，這是語言的不幸（但也可能是語言的樂趣）。
語言的實質可能就是這種無能為力，或者，用一種肯定的方式說：語言在性質上是虛幻的。
為了試着使語言變得不那麼虛幻，必須有一個巨大的測量裝置：求助于邏輯。
或者，在沒有邏輯的情況下，求助于誓言。
在漫長的申訴過程中，他已清晰地意識到—即使再如何申訴，也未必能有“實事求是”的結果，隻能接受并赓續下去。
一九五五年—在我母親描述裡是“大難臨頭，人見不到了，待遇取消，必須搬家”之年。
最為感歎的是兩個月後，通知她送冬衣，“地址也就是日僞時期關你爸爸的南市車站路監獄，後又轉他到建國中路公安局……” [父親《申訴報告》/一九六〇年四月] ……附帶一筆，1957年市委負責烈屬工作部分的人員，向我了解程和生（真名鄭文道，已犧牲）被捕的情況，據說由于他生死不明，長期沒有查清，一直沒有定程為烈士；老程還有老父親在廣東，沒有享受烈屬的待遇，雖然我的問題尚沒查清，但程和生同志的表現是堅定的…… 父母攝于蘇州西園，1948年10月。
着藍布（陰丹士林布）旗袍，沉默，樸素，父親初以為母親是小學教員，當時他住康腦脫路。
這年暑假，常常在午飯後，太陽熱辣辣的，母親雇一輪黃包車去看他。
經過二十四年的糾纏，延至一九七九年，我父親的“政治曆史問題”才獲得完全的改正。
然而關于他們，關于這一段難忘的細節曆史，關于中西功呢……這一截昔時光影的“積藓殘碑”，複雜文獻漫漶凝結，時顯時隐，于當事者言，仍如海上冰山那樣觸目……那樣無法忘懷…… [《紅色諜王》/董少東] 據俄羅斯解密的蘇聯檔案，蘇聯方面在佐爾格被捕五天後就獲知了這個消息，但莫斯科選擇了沉默。
日本則緊張籌劃着對美國的戰争，也沒有對蘇聯提出公開的交涉。
據說，日本駐莫斯科使館曾向蘇聯提出，用佐爾格交換1939年日蘇諾門罕戰役的日本俘虜，但得到的答複是：“我們對理查德·佐爾格這個人毫不知情。
” [《黨的文獻》/一九九八年第五期] 中西功先生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著名的國際反法西斯主義戰士，他曾是日籍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團員和中共黨員。
在中共江蘇省委和王學文同志領導下，為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和世界反法西斯主義鬥争做
但時過不久，蕭心正即于蘇州被捕。
我父親隻能隐蔽于赫德路居士林“覺園”沈癡雲處，“度過了最凄涼的1944年除夕”。
之後，他在汪僞宣傳部電影檢查委員會工作，不久接到通知，奉調淮南根據地情報部，接受組織審查—也是在得信的當日，他收到了黎裡老家的來信—他的父親，我的祖父，五天前在黎裡老宅去世了。
他即趕回黎裡料理喪事，從我祖母口中得知，我祖父去杭州探監的那次，正是家裡最拮據的時候，去杭州沒有車費，還要住旅館，祖父不想來，可我祖母催得急，無奈中即向富裕的大女兒（我大姑母）借五至十元路費救急，不料被她一口回絕。
對此，我祖父的傷心和憤懑可想而知，最後不知從哪裡弄了幾塊錢，來杭匆匆見我父親一面，這一面，終究無法讓老人釋懷，回到黎裡就卧床不起了，最後是無錢求醫買藥，在貧病交迫中告别了這個世界。
父親說，當年你大姑母出嫁時，家境尚可，嫁妝豐厚，夫家也很富足，隻是她自小驕橫吝啬，平素隻愛打扮自己，婚後常去蘇州遊玩。
這次對我祖父的求援竟然坐視不救：“她是家裡最受寵愛的大女兒，卻這樣沒有天良……”他在黎裡忙完了喪事，特意上門痛罵了大姑母一頓，從那時至今的數十年裡，他與這個大姐徹底斷絕了來往。
[父親緻馬希仁信] 鄙人吃官司，先嚴聞訊急得失魂落魄。
事為蘇州我姑丈所知，也非常憂慮，生怕兇多吉少。
姑丈是書香之家，幼年由老太爺授《易經》，所以會算命。
另外我的大姐夫是黎裡鎮淩甘伯長子，父子倆也都讀易，而且都會八字算命甚至看風水。
抗戰結束我到蘇州，姑丈說，你被東洋人捉去後，我同你算過一命（我的生辰八字，姑丈都知道），真是奇怪，這一年你命裡正是“天克地沖”。
接着他呆呆地說：“玖生（我乳名），當時我排一排，你的命真不怎麼樣……”似乎不勝扼腕之意。
俗語說：“天克地沖，銀絲挂鐘。
”危險倒是真的，然而他沒有排出解放後我的災星。
“不怎麼樣”倒是千準萬确地算中了。
祖父去世時父親佩黑紗照，1945年。
1945年，回滬後在靜安寺路一大宅所攝。
襄陽公園，1948年。
照片後題：“翹首雲天，憂從中來。
” 禍患踵至，幽明互映，是這代人運命“不勝扼腕”的尋常…… [《我的一個世紀》/董竹君] ……1945年初夏有天清早，我正在凡爾登花園家裡二樓卧室梳洗時，張錫祺的弟弟忽然來家告訴我，張錫祺和住在該院的樓上的黨員劉之光（真名吳成風）及劉之光介紹到該院挂号處當事務員的女黨員黃英三人一起被日本特務逮捕了，關禁在四川路日本憲兵隊。
我聽了很着急。
忽然想起林醫生曾告訴過我：他有個日本病人是日本憲兵隊長，叫金井……開始金井闆着臉不言語……我們送給金井金币四十元，白蘭地酒兩瓶，并請他吃飯。
經過一個多月，張錫祺等三人由林醫生做擔保人都搭救了出來，據聞張錫祺等三人和台盟有關。
（父親為此文加注） 吳成風，為吳成方，又名劉國光，1925年黨員，屬社會部，已故，終年九十二歲。
張錫祺兄弟倆在今淮安路江甯路（戈登路）口開設光華眼科醫院為掩護，從事黨的情報工作，有日本方面的聯系。
吳成方常去見面。
黃英，解放後在北京安全部工作，1942年時用名黃悅蘭，沈靜文是她丈夫，解放後在新華社工作，已故。
如今讀到父親接赴淮南審查指令直至成行細節，除特殊的隐蔽色彩外，頗有運命無定的漂泊感。
[父親《申訴報告》/六十年代第N次] A……某日于霞飛路（引注：今淮海中路）複興咖啡館見張靜林（黨内稱“張胖”[8]），通知去淮南根據地“加強學習”一事。
B後一日，在霞飛路善鐘路（引注：今常熟路）口電車站與潘秋江聯系，潘告訴了下一次聯系地點及暗号。
C……去地地斯咖啡館，“張胖”問有何困難，答一切準備好了。
D……同何犖接上聯系，此次由何帶到淮南華中情報部。
在淮南華中情報部，經過多次談話審查，包括彙報“被捕出獄經過”，終告結束。
部長潘漢年此時去了延安，由城工部長劉長勝（兼）做了審查結論：“你的報告曾山同志也看了，我們認為你在被捕後的表現是好的，經過了黨的考驗。
” 并無書面結論—應與當年環境有關，包括返滬後他與領導人劉人壽接上了聯系，同樣無需和平時代的組織介紹信。
[《一切已歸平靜》/原載于《生活月刊》/金宇澄] ……他年輕，他的活力神奇抵禦了嚴重的疾病，恢複年輕人的體魄和風貌……日本宣布投降的那天晚上，是他和朋友慶祝勝利的狂歡之夜，一群青年人開懷痛飲，在路上漫無目的閑逛，高聲談笑，無所顧忌，陶醉中走近西區，已是子夜了，看見附近綠樹叢中某幢大洋房，通體燈光雪亮，門窗大開，頓悟這是某大漢奸的宅第，于是大搖大擺推開鑄鐵院門，進入這所大房子，滿地狼藉，宅主顯然已逃匿，貓狗全無蹤影，淩亂的大菜間裡有幾箱洋酒，衆人打開箱蓋，人手一瓶，巨大枝型吊燈照耀着一張張年輕人光彩奪目的面孔，于是歌唱起來，聲震屋宇，一直鬧到東方既白，一個個醉倒在細木地闆的波斯地毯上。
等下午醒來，這幢折衷主義風格的豪宅仍不見一個人影，隻有花園裡小鳥在鳴叫。
他不會知道，他的命運人生，将長期糾纏于“審判口供”最終數行的問答中： …… 問：你今後幹什麼？ 答：回《先導》去。
問：今後願為南京政府做和平文化工作麼？ 答：願做和平文化工作。
一九五五年，他因涉“潘漢年案”被隔離審查。
直至該年九月始審被捕變節，審理者打開他當年的全部供詞，抽取最後的這幾句問答，當即認定他“叛變”。
[父親《申訴報告》/一九六二年第N次] 我第一次寫了檢查，反映我的抵觸情緒，下一日，負責審查的俞平原同志見了我，劈頭大罵我是“叛徒”。
他對我說：“不老老實實承認，就逮捕！”我搞過運動，估計在那種情況下确有可能，不敢理直氣壯地再與他頂（已經頂過一次了），被逼寫第二次檢查，也孤立地就一句供詞承認背叛了黨。
其實就這份檢查中，如果細心研究，一面強調被捕後絕無叛變行為，另一面卻突然承認錯誤，這是矛盾的，但是俞平原同志并無覺察，不幾天，就把我逮捕了…… 處理結論其一：也即“被捕變節”。
某負責人說：“我們說你是變節，你說沒有失節，現在又不好向日本人調查……” 經過他數度申訴，一九五八年的“初稿結論”改為：“被捕失節。
” 經他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五年N次的申訴，結論略改為：“被捕後表現消沉”與“極不負責。
” [《明室》（三十六節：“證實”）/羅蘭·巴特] ……自己不能證實自己，這是語言的不幸（但也可能是語言的樂趣）。
語言的實質可能就是這種無能為力，或者，用一種肯定的方式說：語言在性質上是虛幻的。
為了試着使語言變得不那麼虛幻，必須有一個巨大的測量裝置：求助于邏輯。
或者，在沒有邏輯的情況下，求助于誓言。
在漫長的申訴過程中，他已清晰地意識到—即使再如何申訴，也未必能有“實事求是”的結果，隻能接受并赓續下去。
一九五五年—在我母親描述裡是“大難臨頭，人見不到了，待遇取消，必須搬家”之年。
最為感歎的是兩個月後，通知她送冬衣，“地址也就是日僞時期關你爸爸的南市車站路監獄，後又轉他到建國中路公安局……” [父親《申訴報告》/一九六〇年四月] ……附帶一筆，1957年市委負責烈屬工作部分的人員，向我了解程和生（真名鄭文道，已犧牲）被捕的情況，據說由于他生死不明，長期沒有查清，一直沒有定程為烈士；老程還有老父親在廣東，沒有享受烈屬的待遇，雖然我的問題尚沒查清，但程和生同志的表現是堅定的…… 父母攝于蘇州西園，1948年10月。
着藍布（陰丹士林布）旗袍，沉默，樸素，父親初以為母親是小學教員，當時他住康腦脫路。
這年暑假，常常在午飯後，太陽熱辣辣的，母親雇一輪黃包車去看他。
經過二十四年的糾纏，延至一九七九年，我父親的“政治曆史問題”才獲得完全的改正。
然而關于他們，關于這一段難忘的細節曆史，關于中西功呢……這一截昔時光影的“積藓殘碑”，複雜文獻漫漶凝結，時顯時隐，于當事者言，仍如海上冰山那樣觸目……那樣無法忘懷…… [《紅色諜王》/董少東] 據俄羅斯解密的蘇聯檔案，蘇聯方面在佐爾格被捕五天後就獲知了這個消息，但莫斯科選擇了沉默。
日本則緊張籌劃着對美國的戰争，也沒有對蘇聯提出公開的交涉。
據說，日本駐莫斯科使館曾向蘇聯提出，用佐爾格交換1939年日蘇諾門罕戰役的日本俘虜，但得到的答複是：“我們對理查德·佐爾格這個人毫不知情。
” [《黨的文獻》/一九九八年第五期] 中西功先生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著名的國際反法西斯主義戰士，他曾是日籍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團員和中共黨員。
在中共江蘇省委和王學文同志領導下，為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和世界反法西斯主義鬥争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