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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勢日趨惡化，按組織命令，父親撤到上海，去熟識的香粉弄華商旅館與系統領導吳成方見面，之後搬入同孚路斜橋弄（今石門路吳江路），化名丁弢（黨内從此叫他小丁），自稱杭州人，任汪僞某協會幹事，所編輯的《市聲》半月刊，隸屬龍襄三（洪幫頭子，參加過“四一二”政變的幫會首領之一）、陳孚木，有汪僞背景。
他與另一同志喬犁青（化名曹亞臣，山西人）共同為雜志工作，互相知曉對方是本系統人員，按當時話講，沒有“橫關系”，單線聯系之意。
他的吳江同道蕭心正，客寓金神父路福履理路（今瑞金二路建國西路）；馬希仁暫住薩坡賽路（今淡水路）妹夫家；沈癡雲搬入赫德路（今常德路）居士林“覺園”之法室館一雅室……之後，他按指示搬離了斜橋弄，遷至辣斐德路薩坡賽路（今複興中路淡水路）“斐邨”，與程和生同住。
最後的這段經曆，頗有小說的意味—他和“老程”扮為假兄弟，戶口登記化名為“程維德”，入住後他才真正知道了原因—樓下“二房東”是一産科女醫生，總想把樓上改為産科病房，收入就比一般房租高數倍，多次催促程和生搬離。
程不大會說話，不堪其擾，最後請來了中西功（日共情報人員），讓這位中西先生當着女醫生的面，打了幾次日本電話，以顯露日本背景來施加壓力—“我們和二房東的群衆關系，從此被搞壞了。
”程和生曾經對他這樣說。
待到“程維德”入住，卻發現這個女醫生并不似想象裡那麼兇惡，此後也再沒發生這一類的糾紛。
一對假兄弟，在同一個領導下面工作，相互卻沒任何工作關系，朝夕住在一起，這是特别的體驗。
他覺得“老程”是個很好的人，遵守紀律，從不談論個人的事。
有一次考慮到如何應對查戶口，他問程在哪裡工作，兩人的公開職業，應有一個具體的說法更為妥當。
程卻簡短地回答他說：“我在鋼鐵公司。
”連公司名稱也不願說。
他就此也不便再問，隻講定兩人的籍貫是安徽太和（和縣）。
[父親緻馬希仁信] 從四〇年五月我離嚴（嚴墓）來滬後，仍在中央社會部在上海的一位負責同志領導下工作，領導人叫我搬出來與程和生（真名鄭文道，已犧牲）同住薩坡賽路産科醫師樓上，我化名程維德，裝作同胞兄弟，這住址其實離你妹夫家極近，當時不能向誰公開，免得人來人去影響他，他至多比我大一二歲，是同濟高工專科學生。
為什麼上面要我與他同住呢？好笑得很，因為女房東很兇，想把亭子間做病間，一股勁地趕（房客）搬場。
我那假胞兄，不大會說話，窮于應付，向領導反映，領導出了馊主意，讓我去同住示威，看我巧言舌辯好像蠻活絡（說實話，當時租亭子間，隻要出小頂費，也可容易，何必硬頂呢？），我才搬去的。
後來我在編雜志，先是《市聲》，後是《先導》，都是中共情報部門人員編的，不能再對一起編的人不公開地點，同事對我也公開了（其實也是情報部門的黨員，老資格），我隻得對他公開，時來找我。
程和生後來就搬走了，原因也不詳（都不能打破砂鍋問到底的）。
這樣我就一人獨住。
房東仍不樂，總在軋我的苗頭（引注：打探底細），到底是姓蔣還是姓汪，但沒敢公開趕我。
一九四二年三月某夜，他和程在樓上意外發現，弄堂裡沖進一群日本便衣，敲打對面一扇大門捕人。
程即從一張夾底方凳内，取了幾份複寫資料匆匆忙忙毀掉，之後才知是一場虛驚。
再過了數天，程忽然就搬走了，臨走時程說：“你住下去吧，如果房東問起，就說我去南京了。
” 這段遙遠的對話，常讓父親感慨：“兩個人就這樣同住了半年，關于假兄弟的情況，也隻交談了這麼三句話，雙方再沒有做任何仔細的準備，以應對突然出現的盤問—萬一被捕了，怎麼準備口供？根本沒想到，沒有去做。
” [父親緻馬希仁信] 我的假胞兄在何處謀生，公開職業是什麼，他也不告訴我，隻說他在“鋼鐵公司”，什麼鋼鐵公司，也不能問。
其實他打入了日本著名的特務機關“滿鐵”—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與他同事的有一個日籍的共産黨員，另外在南京又有一日本共産黨員、中共情報人員，都歸我的領導人負責，程同他們有聯系。
我隻做編輯雜志的事，另聯系巡捕房警官和開警車之司機事。
同程沒有工作關系，隻不過領導人叫我們倆住在一起，稱兄弟（而且白天有時還同另外三四人一起吃飯碰頭）。
毛病就是此處…… 一九四二年二三月間，父親接到領導人通知，某日下午去大世界“三和樓”底層與一日本人見面，同桌有胡小姐（胡楣，即關露[2]），按計劃由這位日本人（事後知此人即日共情報人員中西功）介紹他和胡小姐接編《女聲》雜志，這本刊物由日本大使館、日本海軍報道部合辦，主編佐藤俊子（一說佐藤春子），中西功是佐藤俊子的左派朋友之一。
談完，三人一起去北四川路一所公寓找佐藤，但她不在家。
改日中西又約了他和胡小姐同去慈淑大樓斜對面日本咖啡館（即解放前《大公報》原址）見面，四周全是日本人。
在這樣的環境裡中西卻用華語大談珍珠港事變後的國際形勢，旁若無人，使他和關露感到非常吃驚。
那次會面後他再沒見到中西功和關露，多年後知道關露最終由中西功介紹去了《女聲》（負責文藝部分，一九四二年我父親被捕，她沒出事），他則加入《先導》月刊的創刊和編輯工作，此雜志為汪僞陳公博背景，社長是我方系統的黨員李時雨（時任汪僞保安司令部軍法處長），組織上讓他進入《市聲》、《先導》兩刊工作，要求他及時搜集各方面更多的資料。
寫至上述這一節（二〇一五年四月），我在父親書櫥裡發現了上世紀八十年代重刊本—關露《新舊時代》（民國廿九年七月初版，上海光明書局“光明文藝叢書”），打開扉頁，即看到他寫在扉頁的大段文字： 這本小冊子引起我一段回憶。
一九四二年初，距太平洋戰争爆發、日軍進占租界不久，組織上通知我去大世界天津館三和樓，在座除吳成方同志外有一個胡小姐和中先生，商量要胡、我兩人去接編日本人佐藤俊子的《女聲》（婦女雜志）。
胡小姐比我長好幾歲，身材矮小，穿藏青長毛絨大衣，面貌清秀，但鼻梁上有一顯著的疤痕[3]。
後來才知道，她便是久已聞名的關露。
而中先生則是中西（這是日本漢字，如今寫作“功”），他是日共，同程和生（對我假稱胞弟）打入滿鐵工作，都受吳成方的領導。
中西陪胡、我兩人去北四川路一公寓找佐藤，佐藤不在家，侍者讓我們進入屋内，地方甚小，陳設亦淩亂，似見主人不屬愛好修飾者。
翌日應中西之約，胡、我倆同去南京路慈淑大樓對面一個日本咖啡館會面（抗戰勝利後作《大公報》館，今已改為某商店），這是一個日本人麇集的場所，四周滿座，煙霧彌漫，充耳都是日語，若非身曆其境，是不能領略其狀的。
中西卻在這環境下用流利的華語，同我們談太平洋戰争的形勢，稱軸心國必敗。
胡談話甚謹慎。
當時我對她倆的政治身份均不了解。
後來《女聲》沒有去，我應曹亞臣（喬理清，情報部黨員）之約，去李時雨（黨員，公開職務為汪僞保安司令部處長）辦的《先導》當編輯，從此沒再與胡會面。
我始終沒有再問過吳老，胡小姐究竟是什麼人，但憑我的直覺，她準是與吳有關系的。
迨抗戰勝利後，我與朱維基交遊，從他閑談中獲知關露已去蘇北解放區。
朱不止一次地咒罵她做過“漢奸”（據說蔣錫金也經常指名大罵山門，表示義憤雲雲），我僞稱不相識，未做任何辯解。
事情隔了四十年，去年閱《新文學史料》記叙關露生平史實，才知1942年她還是去編《女聲》并公開去東京參加了大東亞的什麼文學會議，朱、蔣之罵蓋出于此。
關露是一個衆所周知的女作家，參加過左聯，在救亡運動的一些宣言上有她的署名，其作品有明顯的進步傾向。
即如本書結尾就有戰争來源于私有制社會，要消滅戰争，首先要反對私有制度之議論，其政治傾向是非常明确的。
然而就在她發表本書二年後，她毫無顧慮地隔絕一切進步朋友，服從組織的分配打入日僞文化界公開活動了。
她忍受了種種誤會與辱罵。
及至日本投降後她撤往蘇北新四軍，據說也曾為這段曆史引起懷疑與審查雲雲。
關露原名胡楣，其妹即李劍華的愛人胡繡楓。
據吳老雲，關露是情報系統的黨員幹部，四十年代曾奉命去見過李士群雲雲。
以上史料是《新文學史料》刊載所未道及者，近閑步書店購得此集，提筆記之，聊表悼念之忱。
一九八五年一月四日燈下 關露于一九三二年加入“左聯”，同年入黨，一九三九年經王安娜介紹給劉少文見面，同年冬被派去香港同廖承志、潘漢年見面，後者要她回滬到汪僞機關做策反工作，對外界不得為“漢奸”身份有所辯解，她服從了組織決定，接受任務工作到一九四一年底，然後再調去《女聲》雜志社。
[《潘漢年傳》/尹骐] ……潘漢年又叮囑她（引注：關露）說：“千萬要記住，你在那裡隻能用耳朵和眼睛，不要用嘴巴。
”又說：“今後要有人說你是漢奸了，你可不要辯護，要是辯護就糟了。
”關露點點頭說：“我不辯護。
”……[4] 一九四三年八月，關露作為汪僞婦女界作者代表去日本出席“第二屆大東亞文學者代表大會”，一直在該刊工作，堅持到抗日戰争勝利為止。
一九四五年十月，國民黨欲以“漢奸罪”起訴她（也清楚她曾參加“左聯”），組織上調她去解放區，安排在新華社範長江處工作，不久即遭遇“漢奸罪”隔離審查，就此得患精神分裂症，愈後在建設大學、華北大學任教。
一九五五年受潘漢年案株連入獄，一九五七年出獄，一九六七年起被關入秦城監獄八年，一九八二年三月
他與另一同志喬犁青（化名曹亞臣，山西人）共同為雜志工作，互相知曉對方是本系統人員，按當時話講，沒有“橫關系”，單線聯系之意。
他的吳江同道蕭心正，客寓金神父路福履理路（今瑞金二路建國西路）；馬希仁暫住薩坡賽路（今淡水路）妹夫家；沈癡雲搬入赫德路（今常德路）居士林“覺園”之法室館一雅室……之後，他按指示搬離了斜橋弄，遷至辣斐德路薩坡賽路（今複興中路淡水路）“斐邨”，與程和生同住。
最後的這段經曆，頗有小說的意味—他和“老程”扮為假兄弟，戶口登記化名為“程維德”，入住後他才真正知道了原因—樓下“二房東”是一産科女醫生，總想把樓上改為産科病房，收入就比一般房租高數倍，多次催促程和生搬離。
程不大會說話，不堪其擾，最後請來了中西功（日共情報人員），讓這位中西先生當着女醫生的面，打了幾次日本電話，以顯露日本背景來施加壓力—“我們和二房東的群衆關系，從此被搞壞了。
”程和生曾經對他這樣說。
待到“程維德”入住，卻發現這個女醫生并不似想象裡那麼兇惡，此後也再沒發生這一類的糾紛。
一對假兄弟，在同一個領導下面工作，相互卻沒任何工作關系，朝夕住在一起，這是特别的體驗。
他覺得“老程”是個很好的人，遵守紀律，從不談論個人的事。
有一次考慮到如何應對查戶口，他問程在哪裡工作，兩人的公開職業，應有一個具體的說法更為妥當。
程卻簡短地回答他說：“我在鋼鐵公司。
”連公司名稱也不願說。
他就此也不便再問，隻講定兩人的籍貫是安徽太和（和縣）。
[父親緻馬希仁信] 從四〇年五月我離嚴（嚴墓）來滬後，仍在中央社會部在上海的一位負責同志領導下工作，領導人叫我搬出來與程和生（真名鄭文道，已犧牲）同住薩坡賽路産科醫師樓上，我化名程維德，裝作同胞兄弟，這住址其實離你妹夫家極近，當時不能向誰公開，免得人來人去影響他，他至多比我大一二歲，是同濟高工專科學生。
為什麼上面要我與他同住呢？好笑得很，因為女房東很兇，想把亭子間做病間，一股勁地趕（房客）搬場。
我那假胞兄，不大會說話，窮于應付，向領導反映，領導出了馊主意，讓我去同住示威，看我巧言舌辯好像蠻活絡（說實話，當時租亭子間，隻要出小頂費，也可容易，何必硬頂呢？），我才搬去的。
後來我在編雜志，先是《市聲》，後是《先導》，都是中共情報部門人員編的，不能再對一起編的人不公開地點，同事對我也公開了（其實也是情報部門的黨員，老資格），我隻得對他公開，時來找我。
程和生後來就搬走了，原因也不詳（都不能打破砂鍋問到底的）。
這樣我就一人獨住。
房東仍不樂，總在軋我的苗頭（引注：打探底細），到底是姓蔣還是姓汪，但沒敢公開趕我。
一九四二年三月某夜，他和程在樓上意外發現，弄堂裡沖進一群日本便衣，敲打對面一扇大門捕人。
程即從一張夾底方凳内，取了幾份複寫資料匆匆忙忙毀掉，之後才知是一場虛驚。
再過了數天，程忽然就搬走了，臨走時程說：“你住下去吧，如果房東問起，就說我去南京了。
” 這段遙遠的對話，常讓父親感慨：“兩個人就這樣同住了半年，關于假兄弟的情況，也隻交談了這麼三句話，雙方再沒有做任何仔細的準備，以應對突然出現的盤問—萬一被捕了，怎麼準備口供？根本沒想到，沒有去做。
” [父親緻馬希仁信] 我的假胞兄在何處謀生，公開職業是什麼，他也不告訴我，隻說他在“鋼鐵公司”，什麼鋼鐵公司，也不能問。
其實他打入了日本著名的特務機關“滿鐵”—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與他同事的有一個日籍的共産黨員，另外在南京又有一日本共産黨員、中共情報人員，都歸我的領導人負責，程同他們有聯系。
我隻做編輯雜志的事，另聯系巡捕房警官和開警車之司機事。
同程沒有工作關系，隻不過領導人叫我們倆住在一起，稱兄弟（而且白天有時還同另外三四人一起吃飯碰頭）。
毛病就是此處…… 一九四二年二三月間，父親接到領導人通知，某日下午去大世界“三和樓”底層與一日本人見面，同桌有胡小姐（胡楣，即關露[2]），按計劃由這位日本人（事後知此人即日共情報人員中西功）介紹他和胡小姐接編《女聲》雜志，這本刊物由日本大使館、日本海軍報道部合辦，主編佐藤俊子（一說佐藤春子），中西功是佐藤俊子的左派朋友之一。
談完，三人一起去北四川路一所公寓找佐藤，但她不在家。
改日中西又約了他和胡小姐同去慈淑大樓斜對面日本咖啡館（即解放前《大公報》原址）見面，四周全是日本人。
在這樣的環境裡中西卻用華語大談珍珠港事變後的國際形勢，旁若無人，使他和關露感到非常吃驚。
那次會面後他再沒見到中西功和關露，多年後知道關露最終由中西功介紹去了《女聲》（負責文藝部分，一九四二年我父親被捕，她沒出事），他則加入《先導》月刊的創刊和編輯工作，此雜志為汪僞陳公博背景，社長是我方系統的黨員李時雨（時任汪僞保安司令部軍法處長），組織上讓他進入《市聲》、《先導》兩刊工作，要求他及時搜集各方面更多的資料。
寫至上述這一節（二〇一五年四月），我在父親書櫥裡發現了上世紀八十年代重刊本—關露《新舊時代》（民國廿九年七月初版，上海光明書局“光明文藝叢書”），打開扉頁，即看到他寫在扉頁的大段文字： 這本小冊子引起我一段回憶。
一九四二年初，距太平洋戰争爆發、日軍進占租界不久，組織上通知我去大世界天津館三和樓，在座除吳成方同志外有一個胡小姐和中先生，商量要胡、我兩人去接編日本人佐藤俊子的《女聲》（婦女雜志）。
胡小姐比我長好幾歲，身材矮小，穿藏青長毛絨大衣，面貌清秀，但鼻梁上有一顯著的疤痕[3]。
後來才知道，她便是久已聞名的關露。
而中先生則是中西（這是日本漢字，如今寫作“功”），他是日共，同程和生（對我假稱胞弟）打入滿鐵工作，都受吳成方的領導。
中西陪胡、我兩人去北四川路一公寓找佐藤，佐藤不在家，侍者讓我們進入屋内，地方甚小，陳設亦淩亂，似見主人不屬愛好修飾者。
翌日應中西之約，胡、我倆同去南京路慈淑大樓對面一個日本咖啡館會面（抗戰勝利後作《大公報》館，今已改為某商店），這是一個日本人麇集的場所，四周滿座，煙霧彌漫，充耳都是日語，若非身曆其境，是不能領略其狀的。
中西卻在這環境下用流利的華語，同我們談太平洋戰争的形勢，稱軸心國必敗。
胡談話甚謹慎。
當時我對她倆的政治身份均不了解。
後來《女聲》沒有去，我應曹亞臣（喬理清，情報部黨員）之約，去李時雨（黨員，公開職務為汪僞保安司令部處長）辦的《先導》當編輯，從此沒再與胡會面。
我始終沒有再問過吳老，胡小姐究竟是什麼人，但憑我的直覺，她準是與吳有關系的。
迨抗戰勝利後，我與朱維基交遊，從他閑談中獲知關露已去蘇北解放區。
朱不止一次地咒罵她做過“漢奸”（據說蔣錫金也經常指名大罵山門，表示義憤雲雲），我僞稱不相識，未做任何辯解。
事情隔了四十年，去年閱《新文學史料》記叙關露生平史實，才知1942年她還是去編《女聲》并公開去東京參加了大東亞的什麼文學會議，朱、蔣之罵蓋出于此。
關露是一個衆所周知的女作家，參加過左聯，在救亡運動的一些宣言上有她的署名，其作品有明顯的進步傾向。
即如本書結尾就有戰争來源于私有制社會，要消滅戰争，首先要反對私有制度之議論，其政治傾向是非常明确的。
然而就在她發表本書二年後，她毫無顧慮地隔絕一切進步朋友，服從組織的分配打入日僞文化界公開活動了。
她忍受了種種誤會與辱罵。
及至日本投降後她撤往蘇北新四軍，據說也曾為這段曆史引起懷疑與審查雲雲。
關露原名胡楣，其妹即李劍華的愛人胡繡楓。
據吳老雲，關露是情報系統的黨員幹部，四十年代曾奉命去見過李士群雲雲。
以上史料是《新文學史料》刊載所未道及者，近閑步書店購得此集，提筆記之，聊表悼念之忱。
一九八五年一月四日燈下 關露于一九三二年加入“左聯”，同年入黨，一九三九年經王安娜介紹給劉少文見面，同年冬被派去香港同廖承志、潘漢年見面，後者要她回滬到汪僞機關做策反工作，對外界不得為“漢奸”身份有所辯解，她服從了組織決定，接受任務工作到一九四一年底，然後再調去《女聲》雜志社。
[《潘漢年傳》/尹骐] ……潘漢年又叮囑她（引注：關露）說：“千萬要記住，你在那裡隻能用耳朵和眼睛，不要用嘴巴。
”又說：“今後要有人說你是漢奸了，你可不要辯護，要是辯護就糟了。
”關露點點頭說：“我不辯護。
”……[4] 一九四三年八月，關露作為汪僞婦女界作者代表去日本出席“第二屆大東亞文學者代表大會”，一直在該刊工作，堅持到抗日戰争勝利為止。
一九四五年十月，國民黨欲以“漢奸罪”起訴她（也清楚她曾參加“左聯”），組織上調她去解放區，安排在新華社範長江處工作，不久即遭遇“漢奸罪”隔離審查，就此得患精神分裂症，愈後在建設大學、華北大學任教。
一九五五年受潘漢年案株連入獄，一九五七年出獄，一九六七年起被關入秦城監獄八年，一九八二年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