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黯然神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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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一直最喜歡,喜歡之餘,也不忘諄諄教導。

    一天晚飯之後,曾國藩親筆工工整整地給女兒寫了一份清單,細緻地提出了這樣的要求: 吾家男子于“看”、“讀”、“寫”、“作”四字缺一不可,婦女于“衣”、“食”、“粗”、“細”四字缺一不可。

    吾已教訓數年,總未做出一定規矩。

    自後每日立定功課,吾親自驗功:食事則每日驗一次,衣事則三日驗一次;紡者驗線子,績者驗鵝蛋;細工則五日驗一次;粗工則每月驗一次,每月須做成男鞋一雙,女鞋不驗。

     右驗功課單,谕兒婦、侄婦、滿女知之。

    甥婦到日亦照此遵行。

     家勤則興,人勤則健;能勤能儉,衆不貧賤。

     快樂時光,白駒過隙,這一段天倫之樂如此短暫——1868年9月6日,曾國藩接到朝廷命令,調其為直隸總督,兩江總督由浙江巡撫馬新贻升任。

    在此之前,曾國藩已由協辦大學士升為體仁閣大學士、武英殿大學士,并以剿撚之功又得到了一個雲騎尉世職。

    一年數遷,可謂榮耀之至。

    這一回調任直隸總督,更說明朝廷的信任,也是對自己不貪功不貪名不貪利的肯定。

    不過細細地一想,曾國藩又覺得朝廷讓自己擔任直隸總督,恐怕另有深意。

    這一次調動極可能是朝廷想改變“内輕外重”的狀況,把自己從根深蒂固的兩江調走。

    對朝廷而言,讓權傾一地的曾國藩來到京城旁邊,可能會覺得更安全。

    接到上谕的當天晚上,曾國藩把趙烈文叫來,一起分析此事的前因後果。

    趙烈文也認為,朝廷如此調動,可能别有深意。

    曾國藩考慮了一番後,又有了退隐歸田的念頭。

     曾國藩一直沒有急着去上任,一方面,是曾國藩實在不想去那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做那個責任更為重大的官,比較而言,他更喜歡兩江這一塊地方,對這一塊地方有感情,他隻願意在金陵這個地方,做一些事情,然後回家養老。

    另一方面,現在離開兩江,曾國藩總覺得有點可惜,因為他辛辛苦苦所做的很多工作,包括在洋務上做的很多事情,就要見到成效了。

    容闳來信說,江南造船廠所造的第一艘輪船就要下水,他想開這艘輪船來金陵見曾國藩。

    接到這封信後,曾國藩心花怒放,這可是曾國藩在這段時間的心血啊,他想親眼看一看這艘輪船的模樣,然後再去京城。

     9月28日,豔陽高照,江南造船廠所制造的輪船終于駛至金陵了。

    江南造船廠隸屬江南制造局,是三年前曾國藩和李鴻章一手創辦的,具體辦事的人,就是曾國藩在安慶時招募的美籍華人容闳。

    曾國藩讓容闳從外國買的機器,後來都運去了江南制造總局。

    一開始,江南制造總局隻制造新式槍、炮、火藥。

    後來,曾國藩奏準朝廷撥款,在江南制造總局内增設造船廠,專門從事輪船制造。

    曆經數年之後,終于有了收獲。

    這一艘輪船汽爐和船殼都是江南制造局造的,機器則用國外買來的舊貨加以改造,全船載重六百噸,時速上水、下水分别為三十五公裡和六十公裡。

    無論規模和航速,比五年前在安慶制造的“黃鹄号”,都要高好幾個層次。

    船到金陵下關江邊停靠之後,圍觀者人山人海,附近好幾個縣的百姓都來了,他們一個個喜笑顔開,畢竟,這是中國人所造的第一艘機械輪船,而且,這艘輪船是那麼龐大,停在江面上,就像一艘宮殿似的。

    曾國藩邀請彭玉麟一同登船試航。

    在人群的簇擁之下,曾國藩健步登上船弦,他很高興,也很激動,自己這麼多年的心血,終于有了一個結果。

    并且,不僅僅是結果,更是一個好的開始。

    雖然中國要趕上西方列強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中國畢竟是個大國,如果真正地做起來,也會很快。

    等到中國真正強大起來,那些列強要欺負中國,就沒那麼容易了。

     登上龐然大物之後,曾國藩感到心襟一下子為之開闊,江風習習,神清氣爽;大江南北,盡收眼底。

    曾國藩命令船向采石矶方向開去,坐在船艙之中,曾國藩意氣風發。

    恍惚中他感覺自己宛如天神在駕馭一輛碩大無朋的戰車。

    近兩百裡水路,不到兩個時辰就到了。

    這樣的感覺真好。

    手下人告訴曾國藩這艘船還沒有名字,想請他命名。

    曾國藩沉思了一番,說,就叫“恬吉”吧,喜慶而吉祥。

    随着歲數的增長,曾國藩像中國所有的老年人一樣,開始喜歡那些吉祥的符号了。

    在曾國藩的潛意識裡,這些吉祥的符号也是有力量的,它們本身,就可以抵禦妖魔,維系吉祥。

    “恬吉号”在采石矶翠螺山附近江面上巡視了一番後,便打道回府。

    那一天,曾國藩從未感到身心如此輕松。

    晚上破天荒地睡了一個囫囵覺。

     “恬吉号”的成功,得到了朝廷的贊許,朝廷下發的上谕指出:“中國試造輪船,事屬創始,曾國藩獨能不動聲色,從容集本……足見能任事者舉重若輕,深堪嘉尚!”對于此事,朝廷有這樣的評價,讓曾國藩很是欣慰。

     離開金陵之前,曾國藩最後處理的一件事,就是“揚州教案”了——1868年8月,法國在揚州開辦育嬰堂收養棄嬰。

    育嬰堂剛辦不久,堂内的嬰兒一個接一個死去。

    這一件事激起了揚州市民的憤怒,有兩萬人參加了暴動。

    人們趕走傳教士,關閉育嬰堂,甚至放火燒毀了英國内地會的教堂。

    這一件事,讓英、法大怒,叫嚷要武力幹涉。

    由于新任兩江總督馬新贻未到任,朝廷降旨,命曾國藩繼續查辦揚州教案,何時解決,何時方赴直隸任。

    曾國藩沒法,隻好與英國駐上海領事館的麥華陀反複交涉。

    曾國藩既要考慮民衆的情緒,又不得不正視英法兩方的無理要求。

    方方面面的壓力極大。

    從教案的發生到處理完畢,曾國藩足足拖了三個月的時間,最後,在來自内外的壓力下,曾國藩被迫接受了英法提出的條件:揚州知府、知縣革職;所損失的财産按實際價值賠償;在教堂門口立一石碑,申明朝廷保護傳教不受幹擾……這樣的處理結果,實屬不得已而為之。

    痛定思痛之後,曾國藩得出一個結論:弱國無外交。

    身為朝廷大臣,他再也不想跟洋人打交道了,國弱勢衰,根本無法據理力争。

    身為國家重臣,外交無力,曾國藩覺得郁悶極了。

     那時候的曾國藩,還不知道自己數年之後,還要卷入另一樁更為複雜的教案之中,以至于身敗名裂,黯然神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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